【三问】资金源自何处？会不会为赞助商代言？

郑新立：新智库要用新机制。我国研究机构多设在党政机关内部或由国家财政供养，国外则是由民间资金赞助。国外同类机构的运作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单是洛克菲勒一家每年就支持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7000多万美元。国经中心创立时，财政拨了500万元开办费，以后就不管了。所以我们成立了基金董事会，负责筹资，已吸纳20多家央企，国内企业现在有热情也有能力扶持民间智库。将来还要吸收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加盟，确保基金来源多元化，使研究成果不受任何赞助方的影响，也不会为哪家企业说话，而且我们的成员跨部门、跨区域。总的目标是筹资规模达到5亿元，全部市场化运作，不用国家一分钱，这有利于保持中心研究的独立性。

【四问】成员多不在职，会不会“级别很高，组织松散”？

郑新立：我们的研究人员分三类：一、在编坐班，是核心层，通过网上招聘，门槛很高，但报名很踊跃，这也说明国经中心的吸引力；二、坐班不在编，包括已退的省部长、司局长，以及高级研究员；三、不坐班不在编，主要是社会研究力量，中心请他们完成相关课题，付一定报酬。

近3个月来，国经中心在经济研究、咨询交流、国际合作、信息服务方面开了个好头，运行顺畅，看不出哪里“松散”，大家干劲很足。每周就某个当前经济热点开一次学术讨论会。除了直递中央的《要情》，我们还编印《研究报告》、《信息反映》、《智库言论》等专刊。现已送上去十几份研究报告，如绿色复苏、扩大出口渠道等课题成果都引起中央重视。

全球智库峰会是国经中心成立后首次大型对外活动，议题由理事会一致商讨拍板。目的是汇集全球知名智库，群策群力，深入探究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及恢复世界增长之道。这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智库的一次机会。

【五问】国内智库与国外智库差距在哪里？

郑新立：告诉你一个数字，全球智库约6000家，其中近1800家在美国，而“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的一大特色。

所谓“旋转门”，即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有人甚至“旋转”两三次，使政府保持活力，使智库成为给政府培植、储备人才的地方。正因如此，发达国家智库的社会能量相当大，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对政府决策、公共舆论有直接影响力。在美国，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是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智库的参与度、公信力都很高。

智库在对外交往中也有特殊作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就有多位担任过驻外大使，积累了深厚人脉，在世界舞台往往左右逢源。智库的声音有时更具说服力，而中国多年来缺少政府之外的智库与国际智库沟通，急需建立这一全新的公关渠道，塑造中国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

【六问】理事会对国经中心的期望是什么？

郑新立：以我来说，我的心愿是把中心打造成世界一流智库，为中国的智库建设作出有益探索。当前，应对危机不仅需要政府通力合作，也需要各国智库的头脑风暴。正如本次全球智库峰会的主题：“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这是智库理应承载的责任。(记者 龚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