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请说说你的幸福观。
余放：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这实际上是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不一样，幸福观就不同。我们的情报侦察人员不论遇到多大曲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始终坚信自己是幸福的。这一点在电视连续剧《誓言永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新闻周刊：现实中也有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文学家关露这样的情报人员，她的晚年很悲惨。她的遭遇是个特例吗？
余放：关露的确是我们很杰出的同志。她是个诗人，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就是她所写的。后来她参加到了我们的工作，打入汪伪政权内部，获取了很多情报。她是个很优秀的情报人员。她解放后和晚年的不幸，是那时不正常的扭曲的情况下造成的。
解放前很多打入到敌人内部的同志，他们工作的特点就是单线联系，解放后，他的上级去世了、牺牲了，因此他们中有些人就被认为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这样的人由于环境特殊，找不到证明人，因而被误解。但当时中央的政策就是，只要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认真查对，核实之后，要给予纠偏、平反。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被地方当做敌特分子处理的，我们发现了，会从各方面核实事实，然后给他平反。
这是个智力密集行业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些反映间谍战的影视剧中，你最喜欢哪一部？为什么？
余放：经过我们审查的谍战片，好的还是不少的。我最喜欢讲述我党杰出情报英雄阎宝航情报生涯的电视剧——《英雄无名》。阎宝航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和日本关东军编制、序列、人员、装备情报等三大重要战略情报。这个片子对重大事件的叙述符合历史真实。阎宝航接触的上层人物，包括于右任、陈诚、何应钦，特别是宋美龄，这都是真实的。事件和人物符合真实历史。
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戏剧性强。这也是我帮他们出的主意，我跟编剧商量，就是要“写活”阎宝航搞情报的过程，比如阎宝航怎样受怀疑，比如军统千方百计地阻挠阎宝航的活动。编剧最后把这个写活了，既符合历史真实，又有大量生动情节，这就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还有一部我喜欢的就是现在正在播出的《誓言永恒》。
中国新闻周刊：《誓言永恒》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真实？
余放：《誓言永恒》讲述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在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进入关键阶段。这时，台湾的情报机构竭尽全力想掌握和破坏中国大陆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海峡两岸的情报机构开始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殊死较量。
《誓言永恒》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在上世纪60年代的背景下，我们和在台湾的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斗争非常复杂激烈，那是符合历史情况的。它的人物原型都是多多少少实际存在的。《誓言永恒》在谍战片里很有深度，我说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安全部门自己参与组织编剧和拍摄隐蔽战线的很多影视剧里，《誓言永恒》是我最欣赏的。《英雄无名》属于情报，而《誓言永恒》属于侦察保卫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潜伏》热播，被观者解读出很多“办公室哲学”，比如挑拨、陷害等。谍战片希望带给观众什么？或者我们应该从中获取什么样的价值？
余放：对“办公室哲学”不宜过分渲染，一些谍战片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对一些情节、细节的扭曲、夸张。观众看完《誓言永恒》后，印象最深的还是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对祖国、对事业的忠诚。尽管历经苦难、曲折和误解，他们都矢志不渝，忠诚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再就是充分体现了间谍和反间谍斗争是一个智力密集行业，是一个高智商的斗争，要斗智斗勇。最后，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提到的根本，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献身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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