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论是公众，是政府决策机构，或是学术界、舆论，还是智库局内人，对于目前中国专以公共问题之实际研究为指向的智库的状况，不很满意。研究经济问题的大多数智库去年的预言成为笑谈，而很多决策、甚至立法，也明显让人感到，制订者并没有充分地理解社会的状况，其方案也有失粗糙，甚至常有明显疏漏与自相矛盾之处。

问题出在哪儿？很多人抱怨智库缺乏资金。这种理由如果在十五年前拿出来说，也许还有点道理。但今天，相对其他社会群体，从事学术与政策研究群体的收入已居于社会上游。因此，今日中国智库水准低下，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因为智库的结构存在致命缺陷。

这种缺陷一目了然，尤其是与美国加以对比。在美国，以及在任何其他国家，智库的绝大多数是民间的，政府创建、经营的智库极少。中国却恰恰相反，大多数研究机构直属政府，即便属于事业单位，也因为事业单位的高度行政化，与政府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比如，其经费的部分、甚至相当部分由政府划拨。除此之外的民间智库非常少。由于制度环境约束，它们的生存十分不易。即便勉强生存下来，它们的意见亦往往难以受到重视。实际上，民间智库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相对于90年代，最近若干年以来，民间智库处于萎缩状态。

这样的智库结构必然损害智库功能之正常发挥。按照严格的定义，官办智库本来就不是智库，智库之兴起乃是民主治理秩序扩展的结果。智库是指政府之外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智库就是为了弥补政府关门决策的缺陷，试图突破政府官员的理念与知识局限，凝聚政府官员之外的全社会各路精英的智慧，将其融入公共政策与立法中。这样的智库就成为官民理性互动的渠道。如果研究机构唯领导之意图是从，那根本就迷失了智库的本性。研究机构揣摩上意，政府当然也就无法从那里获得真知灼见，那些所谓的智力产品也就无助于提升政策与立法的理性程度。

因此，推动中国社会治理之理性化，需要智库提升其水准。但光是办一些高规格的智库，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变革社团与研究机构管理制度，让各种智库都有正常发育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