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研究机构唯领导之意图是从，政府当然也就无法从那里获得真知灼见，那些所谓的智力产品也就无助于提升政策与立法的理性程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日前成立。该中心拥有超级阵容，其目标也十分宏大：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并试图直接影响高层的决策。

人人都承认，中国需要更多智库，需要具有更高水准的智库。因为，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关键的转折点上，面临诸多内外挑战。仅从内部来看，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目前的增长速度急剧下跌，究竟是短期的周期性现象，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现象？高速增长期是否已经结束？未来的增长态势是什么？同时，高速增长也一直伴随着结构失衡的日趋严重，比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逐年扩大。这些失衡对长期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何种影响？如何解决？

当然，在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精神领域，中国面临着甚至更为巨大而复杂的挑战：政府管制与社会自治将如何取得平衡？如何满足民众对民主的政治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将如何推进？中国文化将如何在传统在西方之间取得平衡？如此等等。

可以说，中国迄今仍然没有完成李鸿章一百年前所称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需要的转型。而要顺畅地完成这种转型，既需要民众的勇气，领导人的智慧，也需要足够的理性。唯有综合这三者，中国这个共同体才有可能借助明智的判断，制定出合理的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弯路，建立优良治理之基本制度框架。智库的价值正在于它们能够给社会的理性之作用发挥，提供渠道。它们可以为公共问题之解决，提供理性的解决方案。

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并不匮乏。首先，中国有世界上很少见的国家性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社科院、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他们之设立就是为了服务决策；其次，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大学。上述两类机构尽管承担着纯粹学术研究任务，但有大量学者专门以承接公共问题研究的项目为业；第三，中国的各个政府部门都有属于行政序列的政策研究机构，和属于事业单位的专业研究院所；第四，中国也有世界第一的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有人统计说，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已经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