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外交由守转攻
围绕《计划》，人权外交的斗争策略似乎隐约可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均将中国作为攻击重点，围绕人权的外交斗争也一直不断。
针对个别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中国政府自1991年开始，每年发布人权白皮书，但更多的是对国外的指责进行批驳。
其后中国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96年和1997年，董云虎以“任言实”为笔名先后发表《中美两国人权之比较》《请看美国的人权纪录》，对美国的人权问题进行批评。
这一举动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共鸣，开创了中国针锋相对揭露美国人权纪录的先例。此后，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针对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遂成为惯例。
4月14日，董云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最初，面对西方的指责，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即使发表人权白皮书，也以维护中国的人权形象为主。而制定人权行动计划由被动的应对到主动展示，并进行人权承诺，这在人权外交上是一大进步。
据董云虎介绍，美国国务院这几年发表的《人权报告》对中国的攻击底气明显不足：一是总体基调有所降低，二是不得不在《报告》中提到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许多“进步”，三是今年美国国务卿在发表《报告》时首次提到本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与十几年前美国国务院《报告》一味把中国人权描绘得一团漆黑，而对自身的人权问题闭口不提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人权行动计划的起草人之一，社科院法学所的柳华文教授称，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建议各会员国考虑制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明确各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应采取的措施。此后，在国际人权领域，是否制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被逐渐视为衡量一国政府是否重视人权的一项重要指标。
2000年3月，北京第八届亚太人权讨论会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制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手册》，以便为各国制订人权行动计划提供参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则积极推动制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于2002年8月出版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指南》，详细介绍行动计划的制订、执行、监督和评估程序，并对制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
近年来，制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迄今已有23个国家相继制订了此类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定人权行动计划也是对15年前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的一次响应。”柳华文说。
以国家的名义
除针对性外，《计划》中的具体数字让刘楠来感到兴奋：每年完成1000万劳动者技术培训；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定期为65岁以上老年人做健康检查，为3岁以下婴幼儿做生长发育检查；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保证汶川地震受灾群众2009年12月底前住进新房，解决灾区100万左右劳动力就业，保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超过灾前水平等。
在刘楠来看来，以国家的名义公布计划，无疑提供了一份明确的指标，每一个具体数字就是一项承诺，“这需要很大勇气，它表明了中央深入推进人权事业的决心与信心”。
中国政府曾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为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之一，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未获中国人大的批准。
在刘楠来看来，公约已经签署，但若要履行，中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有的法律没有，有的还有距离，有的甚至相抵触，比如死刑和劳教制度”。
“不管怎么说，以国家的名义说出来了，总是会兑现的。”刘楠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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