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媒体的一则报道,将有“韩国CIA”之称的韩国国家情报院推到了台前。报道称这个平时鲜为外界所知的韩国情报机构,近年来对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情报搜集力度不断加大,手段也是五花八门。
1.韩国情报机构在中国
日本《朝日新闻》2月17日报道,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某学术机构的一位官员,涉嫌向韩国情报机构透露机密信息,1月下旬被国内有关部门逮捕。据报道,这名官员主要研究朝鲜半岛形势、中日关系,经常在国内外媒体上露面。但当《朝日新闻》就此向这个学术智囊机构求证时,对方称“没有听到这样的事”。
去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健康“出现状况”的消息传出后,各国媒体和情报机构在北京展开了情报收集竞争。有驻京的外国外交人士称,其中“最卖力”的就是韩国,“为搜集朝鲜情报,韩国投入的人力和经费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朝日新闻》的这一报道无法证实“中国学者”泄露朝鲜情报确有其事,却使韩国情报机构在中国的活动浮出水面。《朝日新闻》报道中提及的韩国情报机构,指的是鲜为人知的韩国国家情报院,俗称“韩国CIA”。
2.中央情报部“无法无天”
韩国国家情报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朝鲜战争时期美国陆军情报部旗下的反情报部。1961年6月13日,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侄女婿金钟泌,以反情报部3000名特工为基础,成立了国家中央情报部。中央情报部成立时的职责是:保护军事机密;协同国家安全和海外反间谍行动。然而,中央情报部一成立,就成了朴正熙军政府的专政工具:打击亲朝鲜运动,镇压大学生运动,监视海外朝鲜族侨民的亲朝鲜动向。
韩国中央情报部做的几桩无法无天的事,曾令自己恶名昭彰。
1968年,中央情报部的特工将数位侨居西德的朝鲜族侨胞绑架回汉城(今首尔),严刑审讯后指控他们“亲朝鲜”和“触犯国家安全法”。迫于国际重压,西德政府中断了与韩国的外交关系。
在1971年的韩国总统选举中,金大中代表民主党挑战时任总统、代表自由共和党的朴正熙,仅以些微之差落败。胜选后的朴正熙因金大中呼吁民主,视其为威胁。选举后,金大中遭遇伪装成车祸的刺杀未遂行动,在髋关节留下了永久性创伤。此后,金大中流亡到日本,成为由美日支持、引领“民主”到韩国的活跃人士。
1973年8月8日中午,金大中出席由民主统一党领导人士在东京大皇宫饭店2212室举行的聚会。当天下午约1时19分,会议结束后,金大中走出2212室,遭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绑架。在空无一人的2210室,他被麻醉,失去知觉。此后,金大中被带到日本大阪,再到韩国首都汉城。据报道,金大中后来回忆说,在一艘前往韩国的船上,他的双脚被系上重物,绑架者似乎打算把他淹死在海里。日本自卫队注意到了这艘船,开始追逐,绑架者被迫放弃计划,金大中后来在韩国釜山获释。2000年,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后表示,当年制造这起绑架事件的正是中央情报部的特工。
3.窃听丑闻曝光,被迫专注对外情报
中央情报部接连的丑闻,令韩国蒙羞。从上世纪80年代起,韩国国会接连通过立法限制中央情报部的权力。迫于压力,中央情报部于1981年改名为国家安全企划部(简称“安企部”)。1994年,韩国国会提出“安企部保持政治中立”的要求。尽管安企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开始以公开的身份活动,但大多数还是秘密卧底,到处布设眼线,秘密介入韩国国内的政治事务。
1997年总统大选前,时任韩国驻美国大使洪锡炫和三星集团结构调整本部长李鹤洙,讨论了向执政党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及其他有潜力的候选人提供大选资金的事情。安企部对洪锡炫和李鹤洙等政界和经济界高层人物进行窃听,先后制作了1000多份窃听录音带和笔录。
1999年,安企部更名为国家情报院,窃听丑闻随之曝光。这一丑闻的彻底曝光让国家情报院被迫脱离国内政治情报领域,全力从事对外情报搜集。
全球安全组织、各国情报机构2009年最新公布的调查资料显示,韩国国家情报院现设3个处:国际情报处、朝鲜情报处和国内事务处,在海外设立了39个情报站,其中三分之一的情报站秘密设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工作人员超过6万人,每年的开支约7000亿至8000亿韩元。
4.对来访学者和专家很“注意”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公开资料、日本政府研究所的相关论文,以及美国《时代》周刊等媒体的报道显示,韩国国家情报院的工作重点是中国、日本和朝鲜,其中,中国和日本的工作是“重中之重”。
韩国国家情报院的特工,打着驻外记者或交流学者的旗号进入日本和中国,或者以商人的身份前往中朝边境甚至潜入朝鲜境内,与“目标对象”联络感情。时机成熟时设下金钱陷阱,或以美色诱惑迫使对方就范,提供相关“资料”或“信息”。获取情报后,国家情报院还会与韩国国家统一部、外交通商部等机构一起进行验证。每当朝鲜有风吹草动,国家情报院就会向东京和北京派人手“增援”。
国家情报院还有一个“高招”:在韩国国内对来访的外国学者和专家,或它认定有价值的其他目标进行跟踪与拉拢。据透露,这一做法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一份秘密资料显示,中央情报部曾对来自东欧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访客特别感兴趣,一方面是防止他们“窃走”韩国工业和国事机密,另一方面伺机将其拉下水。一份机密资料显示,1988年,国家安全企划部对3808名共产党国家访客中的162人进行了特别监视,1989年则对6444名访客中的226人进行了监视。在监视中一旦发现某人特别有价值,特工就会以各种方式接近目标,想方设法将其“争取到手”。
5.开始注意改善形象
近年来,韩国国家情报院开始注意改善形象,尽管其“为追求光明,在阴影中工作”的行动准则没有改变,但它开始寻求正面的影响,比如,在2007年阿富汗韩国人质的营救行动中,国家情报院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国家情报院院长金万福却因“过多曝光”遭韩舆论痛批。
据韩国媒体报道,金万福先是在获释人质投宿的阿富汗喀布尔一家酒店露面;人质乘联合国机构专机抵达阿联酋的迪拜后,金万福在记者云集的迪拜一家酒店出席新闻发布会。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说,金万福被拍到与部分获释人质在酒店大厅时的情景。有外国记者非常诧异,特意向韩国记者求证:“那个人是韩国的间谍头子吗?”此后,金万福与获释人质同机回国,在头等舱里与韩国记者座谈,希望记者们“好好报道”。
如此频繁的露面让韩国媒体抓到了大肆抨击金万福的把柄:
第一宗“罪”是暴露行踪,违反“行规”。《朝鲜日报》曾在社论中说:“对情报机构来说,保密就是生命。金万福的做法更像业余人士,这给韩国带来双重甚至三重打击。”
第二宗“罪”是大出风头,争抢功劳。韩国《同胞新闻》报发表社论说:“即使不吹嘘,韩国人也明白国家情报院的努力,他们的轻率举动反而降低了他们的价值。”《朝鲜日报》的报道则表示了质疑——国家情报院院长这么高调,难道是去阿富汗“搞政治”?(陈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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