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年底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炉后，与那些年度富豪一起，两位制榜人——胡润和范鲁贤，总不免被人拿来进行一番比较。
范鲁贤，这位连续五年公布中国富豪榜的福布斯制榜人，在结束了今年的榜单流程后，匆匆启程赶往北京，去中美绿色能源论坛收集各类需要的信息。在友谊饭店的小会议室里，范鲁贤说，“我们不敢说我们一定会把富豪榜做得权威准确，但是我们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来使它更为可信”。
“财富要经得起追问”
《环球》：您如何看待福布斯富豪榜的前首富黄光裕被调查事件？
范鲁贤：资本运作的成功曾经是黄光裕夺取首富宝座的最重要因素，也使他成为今年资产严重缩水的中国富豪群体中少有的赢家，但如今他也因此被拘查，我觉得很惋惜。
当前黄光裕事件牵涉到一个问题，即企业家个人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到企业今后的命运。由于黄光裕主要负责公司的资本运营，而早就退出国美电器的日常管理，因此我认为黄光裕一人被查并不足以影响到国美电器的全部。
不过，国美电器仍可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主要供应商会尽力支持，其资产质量也不错，但流动性与股本结构重组的多种可能，将推动其股价剧烈波动。从这一点来看，国美电器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至于对整个中国家电连锁业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目前来说还是个未知数。
《环球》：近几年一些上榜富豪因经济问题落马，成为人们口中的“问题富豪”，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范鲁贤：这些“问题富豪”有某种共性，从最早的经济诈骗、权钱交易，到前段时期的非法圈地，再到当前资本市场的不正当运作，都是抓住一些所谓特殊机遇而发家的。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现阶段财富积累的显著特征是依靠市场价值，房市和股市是两大推力。只要一个概念、一次重组，也许就可以融资上亿元、上十亿元，这种疯狂的赚钱速度让许多外国人都觉得很惊讶。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可以说已经成为富豪财富的一个放大器，亿万富豪可以一夜诞生。这种以“资本运作”发迹的“资本型富豪”，他们中一些人的部分财富是经不起追问的。
《环球》：有人说，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富豪来说，留在榜上似乎比上榜更难。有些人把富豪榜比作“杀猪榜”。
范鲁贤：(笑)我们福布斯制作榜单的一个精神就是“创造幸福”，而我们在各国家各地区发榜的初衷也更多地是出于对该国企业环境、民营企业家的关注，我认为无论是福布斯富豪榜还是其他的富豪榜，都只是一面镜子，镜子会反射阳光，也会留下阴影，当然我们更希望记录阳光的财富榜样。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公众对富豪的关心更集中在财富积累的方式上，当然阳光下的财富会使人心怀敬意，但富人落榜这样的事情哪国都有发生，黄光裕事件也不会代表中国的民营公司，更不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媒体应肯定民营企业的贡献，而不应只关注他们的负面新闻。
《环球》：有人担心，对财富的追逐会使人变得唯利是图，成功的标准本该多元，但现今好像只剩下财富一个标准。您是否认可这一判断？
范鲁贤：我不认可这一判断。我在2003年刚开始制作榜单时就想到该如何定义成功，比如家庭幸福、纳税多、员工多、受人尊重，等等。但许多幸福外人很难说得清，而财富多少相对容易量化。我们的财富榜就像是每年为富豪们拍的一张全家福，我们在记录他们的成长。富豪榜上的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创业故事，他们每个人，就像是一扇扇打开的窗，让外界了解到中国的发展变化，也为即将创业的人提供了可以学习的案例。
《环球》：有人认为“仇富情绪”跟富豪回馈社会的努力不够有着密切联系，您认为呢？
范鲁贤：中国内地原来的慈善事业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国有机构和一些华侨。但最近几年，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是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开始积极参加与慈善有关的机构和活动，很多上榜富豪踊跃捐助学校、贫困地区和穷人或做一些有创意的慈善回馈，这是近年来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我认为中国税收政策应该积极鼓励个人慈善活动，推动新的财富、慈善、社会责任等文化的形成，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制作亚太地区慈善英雄榜，也是为了推动这种富豪回馈社会的氛围形成。
“我们希望把富豪榜做得更可信”
《环球》：福布斯今后制作榜单，会否考虑对候选富豪的资金情况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范鲁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上市的越来越多，资产透明度的情况也比以前改善不少，这方便了我们做调查统计，但对非上市资金的调查仍存在较大困难，比如黄光裕有上市的股份，也有非上市的股份，后者我们很难有一个较准确的估量。福布斯排行榜把企业的上市资产和非上市资产作为排行的主要依据，但之前对非上市股份看得比较保守。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些非上市投资应该与上市的部分一样有更高的透明度。
《环球》：福布斯制榜的一个依据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财报。但有的公司并未上市，您又如何去了解企业家的财富？
范鲁贤：原则上，公司财报应该是值得参考的。同时，我们还会找不同的渠道来咨询，然后再做排行。比如腾讯这家公司，我们注意到有一家南非风险投资机构是它的大股东，于是就找到了该机构的负责人直接沟通。
《环球》：富豪榜在美国已经做了近百年，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两相比较之下，您看到有何不同？
范鲁贤：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在中国获取企业的信息会更加困难一些，但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已经开始全球化，许多企业面对国际的竞争对手，或者跟国际公司合作，都会考虑到自己的形象。所以与大部分公司财务有关的咨询，肯定会越来越透明，中国现在的制榜环境已经完善很多。
《环球》：中国现在对富豪榜的关注度不一。富豪榜作为一种产品，针对哪种需求和哪个市场，满足谁的需要？
范鲁贤：中国人看富豪榜，主要看本年度有哪些人挣了更多的钱，而外国人看中国富豪榜，是为了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现在一般外国人看中国经济，还是觉得国有公司是最重要的公司，但也逐渐认识到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不但重要，而且是慢慢成长壮大起来的一种力量，根据我们自己做调查，全球公司的领导人都希望对此有较多的了解，我们觉得富豪排行榜是一个工具，可以了解中国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状况。
“中国人的创富基因是最好的”
《环球》：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近几年中国富豪的面孔越来越多，您认为促成中国富人群体壮大的原因何在？
范鲁贤：中国的富人阶层在十几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并成为社会主流的一部分，这个现象并不奇怪。中国是一个物质和人才资源非常富足的国度，这是中国富人阶层产生的根本因素；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能够越来越快地融入全球化、全球贸易环境日趋开放也为中国富人阶层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再者就是有很多成功的海归和华侨，为中国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带来了许多可供借鉴的创业模式，而这些新兴的企业家群体能够很好地抓住机会，敢于冒险，他们的创业精神也是很可贵的。
虽然今年中国经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富豪财产集体缩水，但在这么多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中，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金的人数仍然是历年最多的。30年的改革开放，给了中国民营企业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30年前大学生择业的理想去处是国营公司，而现在去民营企业的学生比例也逐年增大，择业观的变化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和可观的发展前景。所以我坚信中国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财富精英，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登上福布斯的榜单。
《环球》：您提到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于创富激情的关注，这正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鲜明特征。您怎样看待这种创业精神？
范鲁贤：中国有着悠久的创富历史和文化积淀，在很多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创富基因是全球最好的，我们看重的不仅是中国人在90年代后勃发的这种创富激情，还有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很强的创富潜质。中国人迟迟没有展示这股力量是因为之前缺乏一个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去挖掘这种潜力，而改革开放就像开启的闸门一样，让一些民营企业家去尽情释放这种积蓄已久的能量。所以中国人的创富冲动是一次集体爆发，这是中国创富文化的觉醒和回归，这一点从白手起家的富豪占中国富豪榜九成比例就可以看出。
我们今年就制作了第一份美国优秀华侨排行榜，有25位相当有实力的美国华侨。做这个榜单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很多美国人想要积极发展中国市场，而华侨是中美之间的一架桥梁。另一个原因是在美国移民中，华人的创富精神是比较优秀的。
《环球》：中国富豪与欧美富豪相比，最大的竞争优势和差距表现在哪里？
范鲁贤：与欧美相比，中国富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拥有相当于美国三倍的无可匹敌的市场规模，而且中国国内优越的经济发展环境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很幸运地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另一个就是年龄优势，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的平均年龄为49岁，而美国为65岁，正所谓后生可畏，中国富豪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但也应该看到与欧美富豪的差距所在，这可以由一组数据表现出来，在2008年的美国富豪排行榜和中国富豪排行榜中，美国首富资产为570亿美元，中国首富是30亿美元；美国上榜的400位富豪总资产为1570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720亿；美国前400位中，资产最少的是13亿美元，中国为1.8亿。无论是个人财富还是集体财产总量，与美国富豪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环球》：那从当前中美富豪的主营产业来看，能够看出中美富豪创富阶段的不同特点吗？
范鲁贤：从产业结构来说，由于中美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中国仍然是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房地产行业是民营企业较早介入的一个领域，所以福布斯榜单中的中国富豪大多是出身房地产和制造业，而美国富豪则多数来自软件、网络等高科技行业和娱乐文化产业。
《环球》：中国富豪榜今年已是第十个年头，而许多富豪位置很少发生变动，这样会否让公众感到厌倦？
范鲁贤：这20年来，有1300多个美国企业家荣登过福布斯排行榜，但只有当中的一百多名从来没有离开过。而每年的全美富豪四百强榜单也只发生很小的变动，但媒体会格外关注那些新上榜的富豪，因为这往往意味着新的市场机会。每个人都有上榜的机会，只要你努力，或许下一个就是你。(记者邓喻静实习记者李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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