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摄影/新华 姚大伟

从两岸双向“三通”变成现实，到“胡六点”的出炉，看似只有区区16天的时间，但中央的谋篇布局，早在这一年的春天即可看出端倪

★ 本刊记者/杨中旭

18年来，作为两岸唯一没有落下每次“海协”“海基”协商的采访者，台湾《中国时报》主任记者王铭义却在2008年连“栽”了两个跟头。

第一次发生在这一年的春天，报道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后，王铭义判定胡锦涛不会在4月中旬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会见台湾地区当选副领导人萧万长，遂收拾行囊前往泰国普吉岛度假。人刚到曼谷机场，就接到萧万长方面的电话——胡锦涛将在博鳌会见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理事长身份出席论坛的萧万长——王铭义只好放弃休假，赶赴海南博鳌。

第二次发生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

在当天举行的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作主题发言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作对台纲领性文件的“胡六点”。

“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胡锦涛此言一出，震动的远远不止两岸四地，国际舆论亦对此高度关注。

王铭义收起笔记本，准备步出人民大会堂时，喃喃自语，“又没想到”。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前所长、资深研究员李家泉表示：“胡六点”昭示着大陆对台政策的第三次战略性调整。

“胡六点”起源何处？

在为《中国新闻周刊》解读30年前那份对台政策纲领性文件《告台湾同胞书》之时，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殷存毅挑出了其中的关键词：“三通”。

30年后的2008年12月15日，两岸双向“三通”从理想变成现实，“对台政策也就有了调整的必要”，殷存毅说。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胡六点”将政治议题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上。这显然与过去30年间，两岸协商的基本原则有所不同——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一直是两岸协商的默契。但随着协商的深入，“政治议题就成为绕不过去的门槛”。李家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两岸双向“三通”变成现实，到“胡六点”的出炉，看似只有区区16天的时间，但中央的谋篇布局，早在这一年的春天即可看出端倪。

2008年3月22日，中国国民党参选人马英九和萧万长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中胜出。4天之后，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通话时表示，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谈判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我们期待两岸共同努力、创造条件，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和平发展新局面。

李家泉当时已经注意到，胡锦涛两次谈及半年前已被写入十七大政治报告的“和平发展”。学界之前已有讨论，“和平发展”在逻辑意义上亦包含了“和平统一”。

4月29日，胡锦涛在北京会见老友、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并提出新时期两岸关系的16字方针：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为年底“胡六点”的推出，提前搭好了框架。

12月17日，刚刚参加完两岸“三通”天津站启动仪式的连战，取道北京转往杭州，再到上海参加第四届国共经贸文化论坛之时，在北京金融街下榻的酒店里接受了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王铭义的独家专访。连战透露，4月29日当天，胡锦涛在钓鱼台18号楼四季厅宴请连战夫妇。餐毕，胡锦涛主动邀请连战散步，并亲自送出国宾馆大门。

据台湾《中国时报》12月18日的独家报道：“胡连二人散步时独行在前，将众人远远甩在身后，胡锦涛对连战说：我们做的事(指2005年4月29日两人的历史性会晤)是正确的，我们当时排除万难达成两岸和平发展的五项共同愿景，你我都有责任共同推动。这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了两岸后代子孙啊！”

对台政策的两次调整

《中国时报》专访连战稿件见报之时，恰逢12月18日大陆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对大陆30年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连战评价说：过去30年，对大陆来说，如同林肯总统时代的“再造”(refounding)，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避免了联邦的分裂，进而为统一的美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可以这么说，2008年4月29日之后，两岸和平发展开始呈现出新的格局”。李家泉说。

早在2001年3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李家泉专著《两岸双赢之路》。书中的“携手共创‘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一文当中即已提到“一个主权，两个治权”。但在民进党当政的时期，这一主张显然无法变成现实，哪怕是坐下来协商的可能都不存在。2008年，承认“九二共识”、不搞“去中国化”的中国国民党重掌政权，“胡六点”也就适时地提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这段精辟的论述。

事实上，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亦从未将大陆置于领土之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亦将台湾视作中国的一个地区。“两岸一中”的格局既然未改，不同治权下的特殊关系也就有了协商的必要。

半个世纪之前，中共对台方针从“武力解放台湾”转为“和平解放”，并直接促成了“蒋介石回大陆居住，台湾交给蒋经国治理、外交和军事权收归中央”这一谈判成果——尽管“文革”的爆发使这一成果未能成为现实，但却没有改变政、学两界建国以后“对台政策第一次战略性调整”这一论断。

以30年前《告台湾同胞书》为标志，大陆对台政策进行了第二次战略性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路线进行了系统修正，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在这一背景下，对台政策也因应大势而做出了改变。1979年之后，“和平统一”成为主流，“解放”一词渐渐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