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6日电 香港《大公报》6日刊出评论文章说，胡锦涛在新年贺词开头把“同志”称呼排在第三的细微之差，此举当是别具深意。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共在执政理念、方式、手段和策略上都在发生着可喜变化。分析指出，“同志”排序的靠后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文章摘录如下：

年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新年贺词中，一上来就说：“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我们即将开始2009年的崭新岁月。值此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很高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一般人或许不太在意把“同志”排在第三的细微之差，但在笔者看来，胡主席此举当是别具深意。

“同志”称呼一波三折

有关数据显示，“同志”一词并非现代语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左丘明，就对该词下过“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的定义。因此，古人一直把“同志”与“先生”、“长者”、“君”视为同类，认为彼此之间的区别并不大。“同”字是指意见相同的人能够想到一起，说到一块儿；“志”是因其由“士”字和“心”字组合而成。因而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士为知己而死”，二是“心为慕红颜而生”。“同志”乃志同道合的意思。

到了近现代，“同志”逐渐演变成党团内部成员之间的称谓。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说过的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其中所说的“同志”，与今天的同志称谓还不是一回事。直到1920年，毛泽东与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互称对方为“同志”，方可见到这个词的红色定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特别在“一大”党纲中明确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的党员，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旨在表明党员之间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结成的新型关系。这也是中共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的历史踪迹。在中共成为执政党之前，“同志”称呼也仅限于在党内使用，与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没有必然的关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共成为执政党，“同志”也从水下浮出水面，由党内向党外延伸，逐渐成为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时髦称谓。文革期间，“同志”称谓不仅登峰造极，还被作为“政治筹码”来左右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也不再称呼先生和女士，而是以“同志”划线，凡是被称为同志者，都是自己人；凡是不能被称为同志者都会被视为敌人。即便是那些“黑五类”子女，也不能享受“同志”的待遇，而是被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志不仅成了敌我之间的分水岭，还成了“阶级斗争”中最得心应手的利器，轻而易举就可以用“同志”这把快刀，将一国之民切割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且在诸多称呼中占据着“老大”的位置。“同志”称呼的一波三折，足以见证今日中国的巨大变迁。

排序见证社会进步

“同志”称呼的排序变化，还可见证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因为词义的包容性被不断拓宽。例如1989年，首届“香港同志电影节”的启动，就让“同志”成为了同性恋代称的率先发端。此后，这一特指称谓很快就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流传开来，“同志”一词也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尽管在使用这一称谓时，“同志”并不具体指向“某某同志”，而是被界定在“某某是一个同志”或“某某参加了一个同志团体”的特定语上。

但不容否认的是，“同志”作为同性恋代称的本身，就已经改变了它原有的词义指向，而且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正如同性恋由非法到合法化的发展过程一样，“同志”词义的被拓宽，同性恋行为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中被合法化，既是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不断博弈的结果，也是整个世界发生深刻变革的有力见证。

分析人士指出，“同志”排序的靠后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因为在以人为本的国策主导下，“人”的外延与内涵均远远大于“同志”，女士与先生的称谓理应排在同志之前。应该让“同志”的存在价值，在党内更多地体现为民主监督；在党外则应该等同于普通公民，而不能因为自己是一名执政党党员，就可以把“同志”凌驾于公民之上。

北京观察家指出，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共在执政理念、方式、手段和策略上都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尤其是胡温新政问鼎以来，中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随着“以人为本”国策的日益深化和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公民社会正在中国大陆呼之欲出。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新年贺词中把“同志”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当可视为这一动态的最新信号。(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