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明透露，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高校“文凭钓鱼”演绎学位换资源

官员“博士大跃进”引发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现象。北京高校云集，但一些外地高校却纷纷将在职博士集中培训点开设到北京。对博士学历的这种强劲需求，甚至连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一些高校也难挡诱惑，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招生机构。

某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趁机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了一条秘密“绿色通道”，入学考试一般都是学校单独命题，有些高校甚至打出了“免试入学”的旗号，不断扩大官员博士招生规模。一些在职领导干部也投桃报李，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项目审批权，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搞起权学交易。

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河南省一位曾获得某著名高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副市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某大学一位教授向半月谈记者透露，因为带了两名官员博士生，该校一位博士生导师的儿子被安排到某重要单位工作，博导夫妇每年都被邀请到“官员博士”所在市的国家级风景区度假。这位博导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新房子，两名“学生”，一名“赞助”了装修费用，另一名赠送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丰厚的回报对该校其他导师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一些导师也开始自降身份，有意识地招收官员学生，并在入学、考试、论文等方面主动帮忙。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国家的耻辱”：权学交易歪风亟待刹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有限的教育资源被大量消耗，真正的求学者被排斥，“劣币驱逐良币”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了信任危机。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令人欣慰的是，为了捍卫博士学位的尊严和品质，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对招收在职博士生提出严格要求，包括引入匿名评审员制度、论文评审公示制度等。一些著名高校的个别专业和身怀学术良心的学者，已明确提出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一些党政机关对干部文凭腐败现象已有所警觉，在公选干部时，对需要拥有博士学历的岗位，提出了必须是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记者秦亚洲) (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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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新华网报道：官员公费出国考察，是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和公共机构的一个普遍现象，但目前不少已变异为一种官员的福利或待遇。

今后，中央将严格控制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规模，对各级党政机关官员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实行零增长，并实行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及用汇额度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