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皮，走线，机梭飞转……这是一个手艺娴熟的补鞋师傅，他叫曹大民，在上海市双辽支路张华浜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点。拿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原装正版”的下岗工人，和曾经的“待业青年”或现在的“失业青年”不一样，手里曾揣着闪烁着荣光的“铁饭碗”，当年是上海皮鞋厂“正式职工”。

今年54岁的曹师傅，1990年和自己的2000多个同事一样，因为工厂倒闭，一夜之间成为“下岗工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先后有100多万国营工人加入曹师傅行列；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上海，庞大的产业工人群因为所在工厂的关闭、转产和改制，纷纷下岗，组成一道别样的“灰色风景线”。

到了2003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宣布：上海市已没有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已全部关闭，成为首个“下岗工人”消失的城市。

“下岗工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具悲剧色调的“活化石”之一，他们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下的其他群体一样，在历经观念、生存和发展的历练与巨变之后，以崭新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貌融入社会变革发展的大潮中，不仅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代表符号之一，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下岗”已成为历史名词 “双下岗”家庭的“苦乐年华”

傍晚，上海双辽支路有点热闹，燥热一天的市民，三五成群出来纳凉。

2008年7月19日，按照张华浜居委会指点，记者找到了正在小摊修鞋子的曹大民。“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身着蓝装，黝黑消瘦的曹师傅一脸平静，“我的‘本职’工作是在社区做清洁工。”

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己现在的月收入900多元，自己必须扩充点手艺，“如果不是女儿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家三口生活还过得去”，供孩子读书，使自己家在经济上“有些压力”。

记者调查了解，在上海较早下岗的工人中，与曹师傅处于同样生活际遇的有不少。三口之家月收入不足2000元，供养一个读大学的子女，生活显得“捉襟见肘”。

“这两年物价涨得老高，钱不值钱，粮油价格都在翻倍，一进菜市‘钱包’就‘吃紧’，我们只好在日用方面减少开支，生活总得过下去的。”闵行区虹莘路红明小区卢大妈面对记者有点激动。

这位1994年从上海第15棉纺厂下岗的卢大妈说，好在精打细算，还可以过得去。她把自己的置换房“借”(出租)了出去，每月有1800的房租收入。“正好可以支付在上海师大就读儿子的生活费，自己住差点不要紧。” 卢大妈告诉记者。

上世纪80年代末，卢大妈的爱人就从上海畜产常丰食品有限公司下岗了，属于典型的“双下岗”家庭。

2008年6月16日，在有关方面配合下，记者在上海的静安新城小区对下岗工人作了一次粗略的调查。下发问卷100张，回收91，调查对象是45~60岁的国营企业下岗工人。

收回的问卷表明，夫妻双下岗的家庭比例相当高，占了66%。而且，他们的家庭结构较为相似，都是夫妻俩带一个正在读书的孩子。

这些人大都从城中心静安区迁来。拆迁时，或许为了“心理安慰”，当地政府把这个小区取名“静安新城”。据不完全统计，这里住着下岗工人2000余人，可以说是上海市“下岗工人”的一个社会缩影。

“哄闹”的龙茗路两侧，不少是下岗工人摆的地摊。

去年，上海市允许部分街道“摆滩”，也为许多“下岗工人”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双下岗”家庭中，有50%的被调查者“碰到了经济困难”，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学的，但是他们大都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孩子一毕业，找到工作就好了。”

受调查的吴女士今年47岁，儿子在浦东建桥学院读大三。“我们夫妻一个月收入平均起来3000左右，节约一点，再咬咬牙坚持一年，等孩子一出来(毕业)，找个差不多的工作就好了。”吴女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这是理论层面的‘双下岗’，但不是时下说的‘零就业’。因为他们还在外面做点买卖，还算是有生活出路的。其实，‘双下岗’是指夫妻俩同时下岗，无生活出路的。” 该小区居委会黄先生补充。 政策扶助“下岗工人” 从1996年开始，上海市对新增劳动力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斩断”福利体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扰”，在全国率先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为国企冗员分流架一座从“企业到市场”的桥梁。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在1997~2000年期间上海市第一批下岗的工人，当时大都在50岁以上，在社区或居委会的帮助下，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少数兼职)，有的通过房子的调租，加上普遍覆盖的失业保险，完全可以解决“温饱”问题。

按照上海市有关方面的说法，他们已经不再是“下岗工人”了。

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户口高地”。外地人的就业因为户口受到了不小的限制，比如出租车行业，没有上海户口，再有技术也进不了这个行业。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就业压力，一些下岗的国企工人加入了这个行业。

上海“大华出租”的吴桂明经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排除本地人好管理因素，出租车队吸纳‘下岗工人’，既支持了政府，又促进了上海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最低工资等方面也提供了政策保障。据了解，从2008年9月1日起，上海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由之前的690元提高到75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由6元提高到6.5元。上述调整后的最低工资为实得收入，个人应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由单位另行支付。该市连续14次“拉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生活标准，是为了“抵冲上升的物价”。

《中国经济周刊》从上海市政府了解到，从2008年8月1日起，上海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300元提高到320元。

而在此之前，上海市政府已经从7月份起，对本市城乡低保家庭每人每月再发放15元临时补贴。

这些政策细密如“网”，极大地保障了“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据调查，上海市“下岗工人”的家庭收入主流是1000~2000元，超过60%。这些收入主要应付日常生活、医疗和交通，生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与5年前相比，生活水平没有下降，但也没有较大改善。”静安新城居委会黄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下岗与失业并轨 2008年3月，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分管政策法规的副局长张剑萍，在东方新闻网接受原下岗职工的网上公开咨询时再次表示：“本市再就业工作已经结束，再就业中心已撤消，之后不再对进再就业中心下岗人员的生活费标准进行过规定，也不再存在原来的‘下岗’概念。”

事实上，在2004年初，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已经表示：截至2003年12月，上海就宣布不用“下岗”一词，而是纳入失业统筹；在上海，“下岗”已经成为历史名词。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上海产业结构大调整，很多纺织厂、电子厂等基础工业企业通过“关、停、并、转、改”，产生了大批的“下岗工人”。不过，记者采访多家相关机构和单位，都无法得到精确的数字。

2008年7月17日，上海市总工会朱小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上海市在职和失业人数无法准确统计，‘有的失业，但是劳动关系还存在’，而且每个单位都不一样，以前的‘下岗工人’更难以精确算出。”

“下岗工人估计应该有100多万。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上海市下岗方式也有5个类型：买断、内退、‘两不找’、解除合同、发生活费。”上海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上海，对于下岗工人的生活保障很关注，投入了不少。”

统计表明，上海市下岗工人以“买断”类型居多，占总数的80%。“这说明上海市的企业改制工作较为彻底，绝大部分下岗职工已经完成了身份置换，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相对稳定。”上海市总工会人士指出。

2008年7月12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相关人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下岗工人的概念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是在早些时候，本市“再就业工作”已经结束，实现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因此原来的“下岗”概念已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

“不管是寻求再就业、还是自主创业，均能享受相应的优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李家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上海市规定，其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不低于政府公布的当年城镇最低工资标准。”

“下岗与失业并轨，下岗职工将尽早进入到失业状态。而后，市里的失业保险机制就可以覆盖在他们身上，社会也启动相关机制帮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总体上看，目前，上海地区的原‘下岗工人’生活基本上平稳。”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这位人士告诉记者。

资料链接 “下岗工人”，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指仍隶属与某企业单位，因各种原因被精简下来后，没有再找到其他工作的人。

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下岗工人出现的起止时间模糊，具体数字难以统计。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下岗工人在30年改革开放的中期出现，高峰期是1998年至2001年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时期。其间，每年下岗工人人数都维持在700～900万之间。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统计，中国历年累计的下岗职工约3000万。从地域分布看，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北三省占25%；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

多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下岗工人”问题。1998年出现“下岗”高峰之后，国家着力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实施的两期“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计划中，共有2000多万人参加了再就业培训，使168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

与此同时，要求各级政府把“再就业”做为“民心工程”来抓，各地开始将企业裁员逐步依法直接纳入“失业保险”或城市“低保”，并积极推进“再就业”工程，使“下岗工人”这一特定人群正逐渐消失。

目前，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七个省份已关闭了“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实现了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的并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俊才/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