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成见影响报道客观性

2008年早些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身为在德华人维权委员会发言人的周坚遇到了《明镜》两位驻华记者，当时，这两位记者正在为自己所写的名为《另一个中国》的新书举办一场读书会，周坚也买了一本，“里面对中国的评论都是特别负面的”。

书中曾写到，一个中国工人一小时挣很少钱，待遇很底。当时在读书会上，就有一个德国读者对此提出疑问，“我去过中国，中国的物价相对是很便宜的，这样算的话，那个工人的工资可不低呀？你们不觉得这些报道是误导吗？”

面对疑问，《明镜》记者当时也不得不承认，“您的说法是对的”。周坚记得他们还不忘为自己辩解，“不过，中国工人福利显然没有我们德国工人好。”

“这些记者误导德国读者最典型的办法，就是不具体解释相对性，孤立地采取一个简单的数字，把它绝对化。比如批评中国没有人权，就举例说中国每年处死的人是全世界最多的，他不提中国有多少人，总人口是多少，比例是多少，美国一年要杀死多少囚犯，比例是多少。这些内容记者都不提。”周坚说。

可想而知，带着如此成见，这些德国记者向本国读者介绍中国时会产生多么大的偏差。冯静曾为研究《明镜》有关中国的报道专门与其记者接触。她发现，“在信息源选择方面，这些记者显然对官方的信息持不信任态度，但又未找到能够推翻中国政府信息的确凿证据，猜测的成分较大。”

其实，《明镜》对中国的尖酸刻薄也不是最近一两年才有的，冯静记得，在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执政早期，也曾在人权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批评力度和压力，那时《明镜》对中国的报道围绕着人权问题做文章。而当施罗德调整了对华政策，《明镜》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报道就明显少了，与此同时，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量开始急剧增长。

为德对华政策调整背书

但随着德国政局的再次变化，《明镜》对华报道也再一次转变风向。一位由于工作原因每天都要浏览德国各大媒体的国内编辑告诉本报，他的感觉是，近一年多时间，与其他德国媒体相比，《明镜》周刊在攻击中国的报道中表现最为突出。

默克尔上台后，推动价值观外交，对华趋于强硬。《明镜》周刊也随之成为“反华急先锋”，两者其实不无渊源。

《明镜》周刊最近一轮攻击中国的报道中，源头还要回溯到2006年11月9日题为“来自远东的进攻——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的封面报道，这篇报道的作者——《明镜》周刊原柏林分社主任施泰因加特并不简单，在2005年德国大选中，正是施泰因加特借助《明镜》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力挺默克尔。

2006年，他发表了《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一书，宣扬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威胁，声称所有工业发达国家都正面临着所谓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对富裕的抢夺。施泰因加特在他的书中主张工业发达国家共同建立起“经济北约”来对付所谓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此书问世后不久，施泰因加特就受到了默克尔的接见，德国媒体高调报道了这次探讨“新对华政策”的总理府之会。这次会晤后不久，默克尔就于2007年伊始，抛出了建立“经济北约”的欧美“环大西洋经济合作”政策。

“默克尔政府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政策改变，当然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所以需要通过媒体来为政策改变创造舆论环境。”周坚认为，一份杂志虽然不能完全决定政府的政策，但是通过舆论，却能够影响进而改变整个国家政治流派的力量对比。这也是为什么《明镜》周刊要做那么多有关中国的煽动性负面报道的深层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明镜》周刊成为“反华急先锋”似乎就不难理解。周坚说：“《明镜》周刊的驻华记者在中国那么久，实际他们对中国情况是很了解的，如果实事求是写中国的话，不可能写成这样，我和他们接触后的感觉是，不是糊涂人在干糊涂事，而是明白人故意办糊涂事，来达到他们一些目的。” （国际先驱导报 记者董晓宾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