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 宾：顾 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7月20日，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哈利·波特》迷们在书店外排队等候《哈利·波特》完结篇开始发售。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魔法幻想系列小说《哈利·波特》完结篇《哈利·波特与死圣》于英国当地时间7月21日凌晨零时1分（北京时间7时1分）正式开始全球发售。 新华社/法新

新闻背景：通宵排队、竞相翻译、高价拍卖……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本魔幻小说：《哈利·波特》。

有人说这只是一种“烂俗的大众文化”，留不下深刻东西，也有人说它虽然算不上“鸿篇巨制”，却让英国的古堡、欧式的魔幻文化传遍全球。与此类似的，还有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新兴的创意文化产业不仅给国家带来巨额收入，也在不知不觉中输出本国的文化影响力。有理由反思的是：作为文明古国，《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榜》等小说汗牛充栋，但为何在“现代传奇”方面，中国，反而成了一个净输入国？

龚丹韵：为什么简单的“儿童读物”、肤浅的“大片模式”，偏偏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力？幼稚的背后，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人们的心弦？

顾骏：看《哈利·波特》时，我有一个鲜明感觉，这正是魔幻版的《雾都孤儿》：一个无助的孩子，被亲人唾弃，引起人们深深的同情，怎么才能改变他的命运，成为故事的基本动机。但是接下来作者没有再遵循《雾都孤儿》的模式，而是引入魔幻元素。魔幻不仅“实现”了年轻人难圆的梦想，还含有人类幼稚的逻辑：作者给了哈利一个魔法世界，让他在另一个世界成为英雄，以此改变他的命运，但是回到现实世界的哈利依然是个被人欺负的小男孩。为什么不直接改变哈利的现实困境呢？因为简单的日常事件缺乏吸引力，绕圈子解决问题的“幼稚”思路，正是乐趣所在。好莱坞的大片同样如此，虽然情节几乎俗不可耐，但是它的每一步设计都契合人的基本心理反应，简单的情节却让你跟着它跌宕起伏。

赋予简单事物以乐趣，可能是中国作品比较忽视的，我们往往喜欢直奔结果，讲求实践理性，人性中一些单纯、直接的心理需求反而被忽略不计。而在全球市场引起共鸣的，反而是一些返璞归真的“白日梦”。凡事做得到才敢说出口，如此视野能有多大？创造力能有多强？

龚丹韵：是不是中国传统比较轻视想象力，阻碍了我们在这类文化上的创造能力？

顾骏：中国从来不缺乏草根的想象力。从《聊斋》就可见一斑，更别提其他明清小说、唐宋志怪。即使到了今天，通过网络，一个庞大的玄幻市场也在“地下”发芽生长。近几年市面上流行的《悟空传》、《鬼吹灯》等作品，在年轻人中脍炙人口，正是网络结出的硕果之一。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可以发现，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文化想象力无论多么丰富，都一直被主流不屑。幻想作品面世之初，往往不被认可，归入末流。因为中国传统“子不语怪力乱神”。上层奉行高度的理性，民间却盛行粗鄙的迷信。为了管理，统治者会反利用这些迷信符号，加固自身的权威，真正的民间想象力尚未发育，就受压抑，而粗鄙迷信更谈不上文化想象力。以至于后来的幻想作品，难以用去迷信糟粕、取文化精华的方式获得认可。孩子与洗澡水一起被倒掉。

近代以来，惶恐于科技落后，我们对科学逻辑十分崇拜，不切实际的内容几乎都被摒除在外，反而忘了，机械的理性，可以用来分析、用来模仿，但是发明的灵感、创新的源泉，却离不开想象力，它也是科学的触角之一。比如科幻小说构想“赛博空间”（网络）、幻想人类“上天入地”，以今日来看，已非无用的空想，切实成了文明前进的思维火花。所以在西方它一直颇受推崇。然而中国科幻只是娱乐消费品，小圈子里默默喜欢，主流未曾把它放在眼里，更谈不上评论、推广和交流。换言之，我们缺的不是想象力，而是对想象力的正视和重视。

7月20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哈利·波特》迷们在书店外等候《哈利·波特》完结篇的发售。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魔法幻想系列小说《哈利·波特》完结篇《哈利·波特与死圣》于英国当地时间7月21日凌晨零时1分（北京时间7时1分）正式开始全球发售。 新华社/法新

龚丹韵：好莱坞大片、欧洲魔幻、日本动漫……我们处在大众文化汹涌澎湃、作品辈出的全球时代。经济影响举世瞩目的中国，却没能登上这个年轻的舞台。既吸引读者、又有民族特色的大众文化作品，应该是怎样的？

顾骏：传统资源、现代演绎离不开想象和技巧，尤其年轻人喜欢想象力丰富的作品。但不能是胡思乱想，要有充满敬意的想象。日本动漫就以充满想象力而风靡全球。表面上看，其故事不乏恶搞、荒诞之处，但至少有一个民族核心资源，被他们紧紧抓住，成为有别于其他国家动漫作品的最大特征，那就是日本俳句式的风雅意境，它充满“物哀”的审美意识，追求一刹那的感动，这些在动漫作品中被格式化、精致化，成为现代日本文化的输出亮点。同样，无论何种题材、何种样式，能够共有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有待我们好好摸索。这个“点”找不到，类似的问题可能会一直困扰我们。

龚丹韵：我们能否找到这个点，诞生出有全球号召力的中国文化作品？

顾骏：我们目前的文化在“庙堂”和“江湖”之间壁垒分明，彼此互有成见。大众喜爱的作品往往具有草根性，通过草根渠道流传，很少越过“楚河汉界”，登上“大雅之堂”，进入主流视野。试想，《哈利·波特》如果出自中国人笔下，在年轻人中刮过一阵热风很容易，但调集各种社会资源，倾力打造、隆重包装、推向全球等大动作，用在草根作品上，却很难。中国式大片似乎有这样运作的迹象，但那是在第五代导演已名声赫赫、拥有主流身份、主流话语权之后才出现的。商业运作思路值得肯定，内容本身却是败绩连连。我们应该做的，是打破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壁垒，不拘泥于作品的“出身”。如果我们承认，文化是长自民间的森林，来自人们真心实意的认同，那么它显然不是几句口号就能轻易左右的，需要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文化焦虑需要走出“一急就管、一管就死、一死更急”的恶性循环。中国的传统资源几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借着现代人的想象力，它们能不能高高飞翔，就在于我们能不能给予放飞的体制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