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睡早起是农民的习惯，而晚睡晚起是城市化的标志？黑夜给了今天的人更多的自我支配时间，仿佛是延长了我们的生命时段，却也给了我们一双双“红眼”

记者/何晓鹏

每天早上，当天光渐渐把城市染亮时，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开始苏醒。先是公园里晨练的老人，然后是匆匆出门的学生，接着整个城市开始忙乱起来，街上的车流人流越来越密集。但与此同时，也有众多的北京人刚刚进入梦乡，对他们而言，早晨要到中午才开始。

幸福就是“睡到自然醒”

早上6点，闹铃把李蓓蒂唤醒了。眼睛干涩、脸上发热、大脑昏沉，心情不免糟糕。昨晚入睡时，时针已指向11点一刻，她一般都睡不够8个小时。

不幸的是，李蓓蒂正在上初二。早上7点要赶往学校上早自习，是生活中的应有之义。她极不情愿地坐了起来，任凭手机闹铃一直作响。她更愿意在Don Mclean的轻柔语调中让自己适应必须起床的事实。

蓓蒂知道她的很多同学睡得比她还要晚。不过她并不知道，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孩子眼睛里不会像蓓蒂那样有鲜红的血丝，他们也恋床不起，但一旦蹦起，便生龙活虎。蓓蒂和她的同学恰恰相反，她们经常在睡醒之后，觉得比睡前还要难受，好像睡觉也变成了一种工作，“睡到自然醒”变成了一种奢侈体验。

也许蓓蒂没有意识到，她和她的同学已经成为中国日趋众多的“红眼”一族，她们让中国都市入夜的时间越来越晚，这些数量越来越多的“不夜族”无意识中在做同一件事——齐心合力改变中国城市生物钟的运行。

一家人的24小时

最近蓓蒂在看《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徒》，阅读时间通常是在她完成功课后到睡前这一段——她一天只有这段时间是自己的。这时的蓓蒂希望自己可以彻夜不睡。但这不可能，父母要来监管她了。

“每天晚上她都会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来做，大约在10点到11点左右，她完全自己安排，我们不会管她在做什么，只是要求她11点必须停下来，上床睡觉。”林音是蓓蒂的妈妈，她在一家外资中国食品公司任公关总监。

近一年来，林音通常都会忙到很晚才回家。“有一段时间，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蓓蒂，该睡觉了。”林音现在每天见到女儿的时间只能以分钟计。

但事实上，蓓蒂对此早已不介意，曾经有一年的时间，蓓蒂的父母都在外地，她的生活起居全由一个来自四川名叫廖芳的姑娘打理。

在林音家工作，廖芳的时间表要随着主人走：通常整个白天都属于廖芳自己，忙是从下午五点以后才开始，买菜，准备晚饭。但通常她会在12点前睡觉，以便次日早起为蓓蒂准备早餐。

Don Mclean那悱恻缠绵的声音还在继续着。蓓蒂终于下了床，关掉了闹铃。她在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洗漱并吃早餐，然后在6点45分之前离开家，这样才能保证她可以在7点半之前赶上学校的早自习，而不是被老师以异样的目光来责备。

李君儒似乎听到了女儿离开家时的关门声，但他并没有起身，身边的林音也仍在熟睡。事实上，李君儒凌晨两点多才回家，他和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因为要争取一些外文图书的版权引进，他最近经常出国，昨晚他跟合伙人共同招待了几位外籍朋友，通宵畅饮让他回家之后一直感到口渴，直到女儿去上学时，他也没有真正睡着。

这一家人聚得最全的时候，似乎都在深夜。

而全家人起床的顺序跟这一样，“小阿姨和蓓蒂起得早，我一般8点多钟起来，因为10点前要到单位。他(李君儒)就没准了，正常的话10点之前，有时会睡到中午。”

生活从晚上开始

午夜12点，是林音一家大部分人的就寝时间，应该也是北京城中大多数人的入睡时间。但对于同处一城的陈雨而言，可能只意味着该回家了。

陈雨来自中国南方一个小城，2000年来到北京，这期间又有两年时间在英国留学，现在在北京一家通讯社所属公司任职。她的工作节奏并不紧张。通常早上9点到单位，下午5点多钟就可以离开，很少加班。

每日下班后的时间，对陈雨而言相当于另一种生活的开始。她的活动是前一天就和朋友约好的：吃饭、游泳、看电影、打球、唱歌、喝酒……

本来已经和朋友吃过晚饭，走在回家路上的陈雨突然觉得心情不好，于是便把好朋友李楠拉出来倾诉,晚上11点坐进一家咖啡馆，再回家时，已经是将近凌晨两点。这对李楠而言不算什么，李楠夫妇都在电视台做编导，即便无事时，两人也常常是两三点钟才睡，一起看看DVD，听听音乐，看看书，或者两人一起上网玩游戏，然后再睡到“自然醒”，睁开眼睛时往往已是中午。

而陈雨，即使晚上没有和朋友出去，也会在后半夜才睡。看书和上网占据了陈雨大部分独处时间——当她在午夜登录MSN时，她那些身处伦敦的朋友们还在守着未落的太阳。于是，午夜成了陈雨跟朋友交流的重要时段。

是不是今天的大学生都习惯了这种夜猫子生活？今年刚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金融街工作的田嘉媛的生活节奏是，每天在单位吃过晚饭，6点刚过，便回到自己租住的家里。看电影、上网、看书，直到晚上12点，她才会把一切摆放整齐，准备休息，7个小时之后，她又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不夜的都市

今天都市中晚睡或是不睡的人们，在人们身边已极为多见。他们打破了传统的黑夜和白天的含义，让以往城市里安宁的夜晚一去不返，当我们在夜晚的任何一个时候向外望去，总能看到很多灯光被点亮着，然后感觉到这个城市生生不息的运转。

“大约从2000年往后，夜班司机的收入明显跟白班司机开始缩小差距”。刘维刚是一位开了10余年出租车的老司机，他告诉记者，因为北京公交系统在午夜基本都停止了运行，所以午夜到凌晨两点通常是他们载客比较多的时候，而在10年前的北京，后半夜在街上基本很少能看到车辆，出租车司机也会很早就回家睡觉了。

现在的北京，即便在一些胡同、大院等老街区里，也时常会见到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他们在为数量日益增多的“不夜族”们提供服务。

“大部分是年轻人，或者说是在工作的人，一般看起来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这是一家位于北京月坛北小街的24小时便利店，当值的一个男性售货员这样说道。按他的归纳，在不同时间段，来便利店的客人有不同的特点，“晚上9点以后，基本上都是上班族或是年轻人来买东西，他们通常买烟酒、食品的比较多。早上来得比较多的是一些需要按时上班的人，大部分过来买早餐和报纸。白天则什么人都有，但岁数大的人一般都是白天光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20余年来一直从事时间分配课题的研究，1996年和2006年由他所领导的课题组分别对北京居民的时间分配状况进行调查，对比发现，与10年前相比，现在每周人们入睡时间平均向后移了半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各个年龄层不一样。“如果只考虑25岁到45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那后移的时间还要多。”王琪延说，平均数据里是包括很多生活方式变化不大的老人和不工作人群的。

不管怎样，我们的入睡时间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直接表明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

交错的都市生物钟

“我现在打电话都要特别小心，对待不同的人得区别对待”。彦艾是一家杂志的编辑，工作的关系需要她跟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人打交道。

“我需要细分我打电话的人群，比如年纪大些的，他们会很早就休息，而对待年轻人，你最好不要在早上打扰他们，通常他们睡得很晚。”

“如果是老年人，早上7点都不算早，但如果是年轻人，早上9点都可能太早了。”彦艾说。

时间的差异并不是我们关注的所在，而是产生差异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睡眠时间大大延后。延后程度的差异，使得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时间段内，有人在休息、有人在工作、有人在休闲……

这种变化的产生是渐进的。但如果把视角拉到二三十年前，会发现人们的作息时间已经明显不同了。

彦艾的儿子今年读高一，跟蓓蒂一样，每天晚上11点，他会准时睡觉。“做完功课后，他可以使用电脑，比如聊天玩游戏什么的，他的同学中有玩得更晚的，但他不行，他说自己睡少了会受不了。”彦艾说。

跟自己的孩子相比，彦艾小时的作息完全不同。每天下午四点多钟放学，但同学们常常恋在学校中不回家，直到天色完全变暗大家才散。

“没有电视时，大人小孩会一起到院子里乘凉、遛弯儿，8点钟左右，大人孩子就都回家，小孩9点前肯定睡觉了。”彦艾说，“那时大家起得也早，像我父母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了，吵得大家也睡不成了，就都醒了。而在晚上9点你在外面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作息时间改变是发生在工作之后，彦艾睡觉的时间开始晚了起来。通常要晚上10点左右，早上6点起床，7点离开家门。到了文化单位后，睡觉的时间又往后延，“那时我在做一本杂志，通常要晚上十一二点前睡，早上7点多起床。”

但这个时间在孩子上学后发生转变，“因为孩子上学早，你也得早起，为他准备早饭。“他上小学的第一天，清晨我去送他，看到街上很多行人，感觉特别好，好久没有起那么早了。”

现在的彦艾把生活规律看得很重，尽量不让自己睡得太晚，每天11点钟上床，7点半起床，偶然会有晚睡的时候。但她的父母，在这些年里却越睡越早，甚至晚上8点就睡了。“这跟年龄有关系，人到一定年龄后熬不起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