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非”，在建国以来的几十年里，是农民“跃城门”的代名词，如今却有不少主动选择回归农户身份者，原因何在？

从洛阳南行，3个小时的车程便到汝阳县城。县城不大，出租车起步三元钱，不用十分钟，就可以绕县城一周。该县总人口40余万，其中农业人口就有36.6万人，是一个绝对的农业县。

“世道变了。以前很多人争着农转非，而现在掏钱给我，我也不干。”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城关镇武湾村村支书李二朝对记者如此感慨。

让他发出这样感慨的，是他的一个朋友。李二朝的朋友是洛阳市一位下岗工人。“他没有我过得好，没有工作，两个小孩上学、吃菜、用水、住房都得自己掏钱，而我们除了用电交钱，其他都不用，种地还能拿到补贴。”李二朝如此对比了他们之间的不同。“城里的日子，现在没有农村好过。”不久前李二朝的小儿子从部队退役后，他便将儿子的户口直接迁回了农村。

希望转成农村户口者，在汝阳，如今大有人在。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就是这个汝阳县，今年2月与3月，共计有非转农21人，同期农转非10人，同期内统计的非转农人数已经超过农转非。并且，另据不完全统计，两年来，该县非转农已有160余人。

“非转农”问由

“吃上商品粮、洗净泥巴脚杆”，这曾经是多少中国农民的愿望。“农转非”，也在建国以来的几十年里，成为农民“跃城门”的代名词。如今却有如此主动选择回归农户身份者。带着诸多疑问，记者到汝阳县公安局户籍科一探究竟。

“目前这些非转农的情况主要分为三类。”7月8日，在该县公安局户籍科的办公室内，工作人员翻阅着最近一段时间的“非转农”记录为记者做了分析。

一类是以前农村“农转非”的居民考虑现实利益，申请将户口迁回原村。

汝阳县云梦村村长刘新立给记者细算了一笔账。根据中央的两免一补政策，去年的粮食直补是一亩地补偿20.78元，今年更达到35.34元。在合作医疗方面，只要是农村户口，每人一年只需要交10元钱，国家给补助40元，其中38元作为大病医疗补助——就是说，如果生了小病，可以在乡一级卫生院拿12元的药；超出12元不到100元的，可以报销40%；4000元以内的大病可以报销50%；再以上，可以报销60%。在云梦村从今年开始投保，目前已经有上百人享受到了医疗报销。除此之外，农户子女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也在免除之列。相对于在城里动辄百元的学杂费用，仅这一点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另一类是从农村地区考入大中专的学生，毕业后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将户口迁回原籍。这一类应属于自然回归，并不具有主动“非转农”的色彩。

第三类是部分人为了获得移民补贴，而申请迁入的。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的一个很特殊的“非转农”理由。

因为有传闻称，汝阳县发现储量规模居亚洲第一的钼矿，县政府将对大约四个乡镇地区实行买断开发。在买断后，政府将对当地村民有一定额度的赔偿。另外，该县十八盘乡的前坪水库的项目被列为汝阳县“十一五”期间的重点工程，该工程也将采取买断开发的模式。于是，在今年初，这些地区原来已经“农转非”的居民开始兴起了一波回迁农村的热潮。

显然，这第三类情况，目前仅仅基于一种心理预期。

针对上述已经有媒体报出的“非转农”案例数据，这位户籍科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那些还只是随机抽样和不完全的统计结果，当地尚没有一个全面的统计。

尽管还缺乏详细数据的支持，但在经常会直接经手“非转农”申请的武湾村村支书李二朝眼里，“的确能感觉到‘非转农’比‘农转非’多了。”

“非转农”的路径

办理“非转农”的手续并不复杂。只要能证明自己在城市里没有工作和固定住所，“只要村里愿意接收，劳动部门出具相关证明，自愿提出申请的，我们原则上都给予办理。”汝阳县户籍科的人员告诉记者。

其中最困难的环节，倒是在于村里是否愿意接收。

李二朝告诉记者，如果要武湾村引入一个户口，必须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并且受到村镇监督委员会的监督，要盖上两个公章。同时，李二朝还特别提醒，即使现在拿到了武湾村的户口，也暂时分不到地。因为根据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村里也没有计划把村里富余的耕地，分配给这些新来户的计划。

当然，如果转成农村户口，至少可以在孩子上学方面不用交钱，也可以参加合作医疗，还能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这些已经成就了不少人最现实的打算。

“如今的农村与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吃商品粮的优越感已经没有了。有很多人想转到我们村子来，但我们没有接收。”刘新立告诉记者。

“非转农”并非典型

“类似汝阳的现象在郑州和其他城市的周边也存在。”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系副主任、社会学博士张宝锋对记者谈道。

张宝锋曾经对城中村的现象做过长期关注。他认为，目前这一类非转农现象并非普遍，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弱势群体中，“比如以前村民通过单位招工，脱离了农村户口，但进城后单位效益不好，成为下岗职工，在城里没有获得实际利益，于是考虑返回农村获得生活保障。”

中国农业大学的叶敬忠教授则将汝阳的情况与浙江台州也已经存在的“非转农”做了类比，他认为，这两类“非转农”都不具备普遍性。

类似汝阳的“非转农”主要指过去是农业户口，通过各种办法转成了非农业户口，现在又想转回农业户口的人。在他们之中，“农转非”后，有的是进了城，有的仍然生活在农村。进了城的，很多人并没有满意和固定的工作，有的没有能够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大部分没能融入城市的社会和生活。而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因为各种原因或没有能力进城，其实他们过着与普通农村人一样的生活，与城市没有什么关系；

台州的“非转农”现象则集中指本地的大学生回乡落户农村。但在台州，“农业户口”早已失去一般意义上“农业户口”的性质了，这里说的农村其实已经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农村，而已经城市化了。

“仔细分析这两类现象，其实都比较特殊，指的是过去就生活在农村但‘农转非’后面临生计压力的特定人群，或其实已经城市化了的农村，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农业户口转变成农业户口。”叶为本刊分析说。

另一方面，他强调对于类似汝阳出现的“非转农”现象是在“实惠效应”下个人做出的理性选择，需要客观分析，不能随意夸大。

“这说明中央的一系列政策给农民带来了真正的实惠。但需要看到的是，我国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距仍是巨大的，农村的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远远落后于城市。不能因此而误导人们对我国城乡差距的认识，高估农村的变化，低估农村发展的艰巨性。”叶敬忠提醒说，面对农村的现状，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当前城乡条件下，“非转农”仍然只是少数城里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非典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