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和股市双繁荣的当下，政府正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以及如何转换角色和职能，这才是令人值得关注的

文/韦森

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近几年，几乎每年增长都在10%上下。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市又开始疯涨起来。“五一”前，上证指数已经接近4000点，且沪深两市70%的股票市盈率都在60倍以上。另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统计，至4月26日，沪深两市的总数已达9255万户。很显然，一个全民炒股局面正在形成。

去年以前，中国经济是在股市低迷的情况下实现9个百分点以上的经济增长速率的。之前，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部门几乎分离运作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就有如此好的业绩。现在，两大部门之间的连接管道似乎有些通了，证券市场的火爆疯长，无疑又通过企业融资渠道的畅通和资金的充裕而为实体经济部门的高速增长添火加油。照这势头，2007年，2008年，以及今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增长速率？目前，中国经济很像一列飞奔在高速轨道上且不断加速的高速列车。问题是，这辆列车，目前有没有刹车系统？

中国经济的繁荣，从各实体经济部门均表现出来了。这两年，各地业界大都说生意好做，并不讳言自己的企业在赚钱，且利润在增加。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42(超过100就表明经济处于景气状态)。另外，从一些经济总量指标来看，2006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41878万吨，是日、美、俄、韩、德、印6国的总和；2006年，中国的水泥总产量达12.4亿吨，约占世界水泥总产量的50%；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为728万辆，比上年增长27.6%，已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居世界第三位；200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7606.9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以上数字均说明，中国经济在切切实实地增长着。

中国近30年平均超过9个百分点的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无论是19世纪中期之后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还是19世纪70年代后到20世纪初德国经济起飞，都无法与之相比。在1955〜1973年间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其年平均增长率为9.8%，但只延续了18年，也没有像当今中国这样保持了近30年年平均增长率在9%以上的水平，且目前中国经济这一增长势头将延续多久，目前还很难估计。这样，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中国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底如何发生的？难道这一切就如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所断言的那样，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制度是几千年来和古今中外最好的？

对于目前中国的制度整体是否最好这一断言，笔者目前不敢妄加评论。但是，这些年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事实确实说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已消解了中国社会内部束缚和窒碍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诸多制度弊端和不良机制，从而为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和外资的进入并强盛发展创生了一个较合宜的社会环境。

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一般经验表明，经济收入越低的国家，居民的储蓄倾向一般越强。这个一般法则，加上中国人喜爱储蓄的国民性，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就积累下来了一个总量超过15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一个天文数字的居民储蓄在那里，银行利率又这么低，中国大部分上市企业的经营绩效又在不断改进，在此格局中，如果资金投向房地产有障碍，当人们发现把钱投入股市还可以赚钱和增值时，还不会一股脑地涌入股市赌一把？因此，中国股市的当下“疯涨”，应该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种“自然之必然”。就此而论，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和股市的双繁荣，倒不怎么令人担心。一个令人值得关注的事情倒是，就在近几年中国经济每年以10个百分点上下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税收却以20多个百分点更高速地增长，以致于《福布斯》杂志所公布的“税收痛苦指数”的排序中中国排名世界第二。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速率双倍于GDP的增长，这自然意味着政府操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在加强。然而，问题在于，政府巨额财政收入是如何支出的？是否政府的财政支出，加上地方政府间各自的“增长性竞争”，已经作了并继续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二级火箭”或言“助推器”？

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和股市双繁荣的当下，政府正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以及如何转换角色和职能，这才是令人值得关注的。(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