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两会前夕，在3月1日下午的“圆桌网谈”中，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副所长张车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广等三位中国学者一致认为开局第一年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但贫富差距也是现实存在的。怎样才能使每个居民都能够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国家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或者专家有没有什么样建议？

张车伟认为，收入差距问题确实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社会关注点都很高。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收入少，我是这样感觉的，确实是这样。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有两类，应该有所区分。一类是非市场性的因素，制度不健全、法律法规的缺失，一些腐败，一些人不遵纪守法等等，这样的问题造成的收入向某些人集中。

市场体制本身，按照市场资源的配置原则，中国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就会有拉大收入差距的趋势。我们现在关注的问题，现在社会上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对强硬的因素是深恶痛绝”，大家都觉得比如垄断行业的问题、比如说垄断的问题，这些地方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国家应该加大一些政策性的力度，就是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依政策去消灭这样的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别。

另外一类，实际上我们很多地方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通过更好的市场化也有可能会在某些地方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比如在劳动力市场当中，你可以看到，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场化进程来讲，能力高的人当然应该挣高的收入，但如果没有好的市场，肯定是无能的人或者是不应该在这个岗位的人得到了收入，那就有损于市场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后都应该注意，我觉得一方面还是要抱定着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点不能动摇，同时对那些非市场的因素造成这样收入差距的拉大要大力地“打”。

袁钢明同样认为现在贫富差距的确很大，你看看东西部之间的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很大，西部地区的一些农村几乎没有电话，从改革开放以来还保持着原始状态，还有原始的生活方式，草棚、泥瓦等等很简单、很贫困的生活，而东部城市里已经发展到很高等的水平，和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一样了。

这样的差异应该说很大程度是政策倾斜造成的，不合理，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要有优势的地方深发展，最后还有一个后发展呢？现在后发展也发展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说差距拉大的很大程度还是政策不平等、不合理造成的，这是要注意的，不仅是地区，而且是人群、是产业，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但是有没有措施呢？比如说西部大开发区域政策是这个，但是还没有落实。新农村也是，还有反对垄断也是，但是很难，现在这个倾斜还在进行，所以我们方向有了，关键是落实。

王小广补充说，缩小差距有一个机制，进来一种新的机制要打破旧的机制，第一是就业优先，就业是一种分享机制，你的就业增长了自然差距就缩小了，有很多人失业或找不到工作，这本来就是差距，把就业的最大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东亚国家一个成功的模式就是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这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现在尽管2006年就业也突破了一千万，这是一个小喜，跟增长速度相比差距很大，我们10%的经济增长，只有3%的就业增长。韩国工业化阶段的时候、日本工业化阶段的时候就是中小工业化的时候，都是经济增长10%，就业增长7%、8%，东亚不同的是就业分享机制。

第二，世界银行讲过，缩小区域差距来解决城乡差距，实际是解决整个社会收入差距。沿海，特别是发达地区，广东省、浙江省城乡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我有时候看不出来，他们都一体化，这说明经济发展了它就会缩小城乡差距，总体来讲是中西部发展，怎么样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有一条就是把高度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分流，雁从日本飞到韩国，所谓亚洲四小龙嘛，然后飞到中国，中国飞了并不会跑了，不会跑到越南、印度，应该跑到中国去，中国飞的差不多了，可能要跑到西部去，所以它应该是持续的飞，我们现在就是促进这个步骤，实际就是区域结构调整。

第三，就是打破一个机制，刚才讲腐败，实际就是垄断，或者存在一些暴利机制，有些行业非常暴利，这是从制度上调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建立这三个机制至少可以大大缓解，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有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