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者的采访中，众多有识之士都回避了“产业化”的提法，不约而同地表示，我国高校的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

他们的话正应验了去年刚刚故去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授周洪宇对本刊记者直言：“关注教育改革，我们要有民众的立场、专家的观点、建设的态度。我不想去说中国教育是否成功，只能给你一种判断：中国教育实际上是改革滞后于发展，质量滞后于规模。”

专家认为，引进竞争机制，是改变中国教育体制的良方。竞争主体可以是民营、国有，可以是中外办学，也可以是独资。在竞争条件下，中国可以产生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

从时髦到暗淡

“教育产业化”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然而，2004年教育部的3名高层官员“异口同声”否认“产业化”——

先是教育部部长周济掷地有声：“现阶段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反对‘教育福利化’和‘教育产业化’这两种倾向，现阶段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教育发展要以政府投入为主。”

其后副部长吴启迪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表示：教育部从来没有“教育产业”、“大学城”等提法。

随后，另一副部长张保庆作客人民网，表示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

有必要重新回顾教育产业化的缘起。相当多的意见认为，教育产业化在国内的盛行，有着1998~1999年特定的偶然动机。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靠外贸拉动的经验受到了挑战，转而寄希望于拉动内需刺激增长，然而此时需求乏力，国民尚有6万亿元的储蓄趴在银行“老虎不出笼”。于是包括中央党校教授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向中央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因为教育收费是刺激国民消费的好办法，中国人向来省吃俭用，但孩子上学的钱断然不会省的。

对于当时的举措，周洪宇认为取得了“皆大欢喜”的多赢结果。当时测算的结果是，高校扩招100万,全国就可拉动2%的GDP，以每年25%~30%的扩招速度，3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从每年200万人扩大到400万人，新增学生全额自费，即每人年均缴学费1万元，每年可收取学费200亿，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40亿，根据我国的投资乘数估算，这240亿就可带来1000亿的投资和最终消费。

诱人的数据很快就吸引了当时高层的注意。

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教育事业是第三产业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强调，要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则更明确地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

但是，延续至今的高收费政策并未从根本上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它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负担转嫁给民众，深化了中国社会矛盾。当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之后，因“教育产业”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就成为“和谐社会”中并不和谐的音符。因此，人们就很容易理解教育部门的否定声音了。

扭曲的理解

同时，也有学者并不苟同于对产业化的整体质疑，认为“教育产业化”其实是被泛化、异化和严重扭曲了，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普遍对其误读。现实原因是教育财政体系失衡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系统缺位。但在这背后，中国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则是造成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数世界第一，而政府的财力有限，完全依靠公办学校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政府解决不了，又不让民间资本进入，其结果只能是很多人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不是“教育产业化会毁了教育”，而是教育不该产业化的产业化了，需要产业化的反而没有形成产业。应该做的是，一方面坚决制止一些公办学校的所谓“产业化”以及在此名义下的高收费、乱收费；另一方面，大力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办学。

甚至有专家大胆预言，今天就是放手允许“教育乱收费”，我国的教育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其证据就是蔚然壮观的“留学潮”。部分学科的博士后、博士和本科生的出国留学当然需要，但许多中小学生远离父母、跨洋“留学”，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人家宁愿忍痛支付比国内“乱收费”还要高的代价，也要把孩子送出去。可见，在国内无论怎样“乱交费”，也还是买不到一些家长和学子们中意的教育服务。

耐人寻味的是，恰恰在中国“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声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向中国的“教育出口”成长为一个兴旺发达的产业部门。

“产业化并非是空洞的口号和标签，笼统谈之，并不准确。”周洪宇也认为，“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配合的教育体系，必须走市场化，但市场化并非就是产业化。现在总有人以为教育改革与市场经济不能平行，其实不然。对于一项改革举措，采取简单的迎合或抵制，都是不负责的态度。”

政府的腰包

周洪宇研究政府在教育中的职能作用，发端于2002年3月香港理工大学刘佩琼教授的一场讲座。当时他受指派赴港考察香港教育，其间逢刘演讲，主题是“政府为教育做什么”，听后感触良多。

香港归来，他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就此课题深入乡村调研，所写报告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并就此促成了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基础教育关乎高等教育，政府对高教事业的重视，同样要厘清自己的角色”。

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在微观运行上过多干预大学的自主性，行政管理大学的制度更应该为高校提供资金以及政策的扶持，比如如何完善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制度、各种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的教育捐助、转移支付、教育凭证、教育费减免等制度，使低收入家庭学生有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06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万亿,财政收入实现3.7万亿,全年净增7000亿。“如今政府的腰包鼓了，更要多花些钱给教育方面。”周洪宇说。

为此，他已决定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将为一个4%的数据提出议案。

这个数据是在1992年国务院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提出的，说的是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应达到4%。在当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经研究并通过。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写入了这一目标。然而实际情况却一直在3%以下徘徊，到今天也没做到。

去年10月11日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把这个数字写入其中，并称到2010年“逐步”达到这个目标。

周洪宇准备提交的议案，核心内容就是把“逐步”改成“尽快”。他直言不讳，现在政府已经有能力办好教育，关键是看想不想做，做到什么份上。

数据表明：2001年中国教育经费只占GNP的2.6%，在全球120个国家中的排序位于第96位，是世界上对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与大陆相比，台湾在经济起飞阶段，GDP的12%~22%都投入了教育；而美国虽然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却仍然长期保证教育经费占GNP的6%~7%。

另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按4%差额的测算,从1985年到2003年，政府欠教育的经费总计为10100亿元？

这个天文数字应验了海南省省委书记、省长卫留成说的一句心里话。至去年底，该省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实现全省乡村“最美的地方是校园，最好的建筑是学校”的目标。面对赞誉，卫留成发出肺腑之言：“我们欠老百姓的教育账还多着呢！”

教育资源 公平享用

不论主观上情愿与否，很多人在谈论近十年的中国教育改革时，总会把汤敏的名字和“教育产业化之父”挂在一起。

现在，汤敏并无兴致辩解此说。但作为经济学人，他对国内的教育发展，尤其是高校改革的关注依旧。他向记者谈及最近正在思考的“富人搭穷人便车”的现象。

他认为目前在教育、卫生等需要国家补贴的领域，富人正在跟穷人一样享受着资源的泽惠，这是不正常的。汤敏的设想，是通过政策扶贫，他认为“减少支出跟增收一样重要”。过去总是提如何增加贫困人口或者大多数人民的收入，在他看来，人的收入是没法平等和控制的，但是可以在支出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保证穷人能减少支出，比如贫困人口上学可以免费或者少交费，看病也可以少花钱，富人就得多花点钱。

汤敏尤其对国家补助高校学费实行“一刀切”的做法提出异议。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大学生的人均成本为每年1.3万元，而目前高校人均学费为5000元。实际上国家财政直接或间接地每年给每个在校大学生提供了“一刀切”式的约8000元的助学补助。

“这样的补法不分贫富差别,对贫困家庭而言是很不合理的。高等教育并非义务教育，现今的中国，平均25个家庭出一个大学生，换句话说，一名在校大学生是由25个家庭‘供养’的。但是，由24个家庭缴税来补助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上大学，那就有失公平。所以说，这是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

对此，汤敏主张对高校学费的收取和补助，应该分不同层次进行。国家对高校的新增专款，首先要用于贫困学生身上。此外，按规定高校收入的10%用于困难补助，这笔钱也要专款专用。他还极力提倡，国家应把“暗补”改成“明补”。声明凡是没有缴全额学费的都是得到了助学补助的。如同任何补助或扶贫款的发放一样，极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应全免学费；比较困难的应部分减免学费；而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少接受甚至不接受任何补助。“这些都是应该改进之处。”汤敏说。钟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