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付印时，《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印量很少。

过去30多年，这套绝大多数文字普通人都不认识的书，被不停“催更”、加印。最着急的是西夏学学者，中国的、俄罗斯的、日本的、美国的。后来还有研究中国佛教史、书籍史的前辈，宋、金、元史大家。

里面装的黑水城文献被学界认为可以和“敦煌藏经洞”文献相媲美。一个没有正史的王朝，第一次这样集中地留下了自己的笔墨，泱泱可观的国际西夏学也由此兴起。

但自20世纪初被发现，这批故纸便流散海外，其中俄藏黑水城文献占出土西夏文文献的90%以上。问世80多年里中国学人都无缘接近。

先是一封信，从北京寄往圣彼得堡。然后是一次春天里的谈判。再后来是四次赴俄，近3万次快门，艰难的整理。

33年，33册，这是迄今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之一。到明年，最后一册就要面世。藏身涅瓦河畔的一个“中国王朝”，终于在100多年后，一页一页回到了中文世界。

“等米下锅”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园发表了一席影响至今的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称当时为“自来未有能比”的“发见时代”。

这位国学大师将世纪之交的“新发见”归为五项：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大库档案、中国民族古文字和中国境内的外国古文字。谈到最后一项时，他特别提到“俄人柯智禄夫大佐于甘州古塔得西夏文字书”。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买通蒙古王爷，抵达了他梦寐以求的黑水城。

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河下游的这片故地，因为胡杨秋色而闻名。很多来此游赏的人不知道，脚下曾是西夏军事要塞、“黑水镇燕军司”驻所。

四处挖掘之后，在一座黄沙掩埋的佛塔里，科兹洛夫探险队发现了成堆的书、手稿、画卷，有两三个人那么高，若抬头看，帽子都会掉。9天时间，他们用骆驼运走40箱近万件文物。

科兹洛夫也没想到，一镢头掘出了一个失落王朝“保存完好的图书馆”。

西夏是中国11至13世纪建立的大夏国的别称，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雄峙西北近两个世纪。但西夏灭亡后，元朝没有修西夏国史。记载简略的西夏史实仅作为附传列于宋、辽、金三史之末。西夏文字也逐渐变成无人使用的死文字。

史金波研究西夏60多年。“知其创制文字，而不晓其文字为何物，也未见其典籍。知其发展佛教，接受儒学，但不解其制度，不明其影响。”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说，甚至20世纪以前看不到一本西夏人自己编写的典籍。

空白被黑水城出土文献填补了。据估计，这批文献总页面超过13万，九成以上是西夏文，还有汉文以及少量藏文、回鹘文、女真文、波斯文文献。内容涉及语言、法律、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宗教……皆为珍本、善本和孤本。

在全部黑水城文献运抵圣彼得堡的次年，俄国学者伊凤阁在里面意外发现一部由西夏人编写的西夏文、汉文对照辞典，这部名为《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小书，成了破译西夏文字的第一把钥匙。

1913年，寓居日本的罗振玉自伊凤阁手中见到《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一页，他意识到这本书的价值，次年借得九页，尽管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一，还是石印流传开来。1922年，伊凤阁又带来一批照片，但还有缺失。罗振玉请长子罗福成抄录校理，1924年刊布。之后罗福成又做增补本，1935年再度刊行。一部远在海外的西夏文辞典就这样由父子接力，艰难地在中国面世。

上世纪30年代，靠国内仅存的部分西夏文献，学者王静如写出三卷本《西夏研究》，获得被称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儒莲奖，成为中国西夏学的奠基人之一。

但几位学人的突破，没有改变整个领域的处境。凭借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国际西夏学研究舞台主要由俄罗斯学者和部分日本学者主导。中国西夏学研究一度“无米下锅”，学界甚至出现一种说法，“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

“西夏文化研究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长期以来发展缓慢，成为中古历史研究的难点。”史金波说。

1962年，他师从王静如，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西夏文研究生时，国内可用的西夏资料少之又少。作为王静如的助手，学者白滨的任务之一，就是用自己的俄语优势翻译俄文资料给王静如参考。

1997年，史金波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整理西夏文文献。本组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材料不够，中国学者就去自己找，田野里、博物馆、图书馆，一页两页，都特别宝贵。史金波记得，他们在王静如、常书鸿等先生的带领下考察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年逾花甲又患心脏病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宿于山洞，在搀扶下攀爬台阶，只为多看几个洞窟。史金波和白滨曾到西夏故地几个省区考察调研4个月，收获很多珍贵资料。

就在史金波跨入西夏学大门一年后，俄方专家出版了一册《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比较系统地著录出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目录。里面的8000多个编号，让全世界的学者“瞠目视之，心向往之”。

但直到上世纪末，面世的黑水城文献还极少。俄罗斯学者研究完一部，才伴随研究论文公布一部原始文献。

“他们公布一部，我们就跟一部。你做一遍，我们就再做一遍。当时我们做的应该是比他们再提高一步，毕竟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史金波说，他们就这样把《文海》《天盛律令》《类林》等几部大书，一部一部译了出来。“但是我们做完之后就要等他们的更新，等米下锅。”

执念

1987年冬天，严寒笼罩着列宁格勒，在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史金波第一次看到了标记着西夏特藏的12个书柜，伸手够不着顶。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西夏文献书柜。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达成学者访问的学术交流计划，他和西夏研究学者李范文开启了这趟西夏研究破冰之旅。黑水城文献运抵圣彼得堡78年后，第一次迎来中国西夏研究学者的目光。

两个人“如饥似渴地阅览”，可见到的还是九牛一毛。一个星期的访问结束，史金波“带着有限的满足和无限的遗憾”回了国。

“我们国家的东西跑这来，我们看有这么多困难。心里不是滋味。”他和李范文一次次打报告，请求尽早安排出版黑水城文献的计划。

1989年，这里又迎来一拨中国人。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总编辑钱伯城率队，协商出版该所所藏的数量可观的敦煌文献。查阅敦煌文献目录时，同行的编辑室主任、后来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伟国，注意到里面混着几件黑水城文献，直觉到其价值。一问数量，几个人“非常惊讶”。

“这都是学界当时比较急着看到的，我们要想办法把它给拿回来。”李伟国说，几乎没什么犹豫，他们决定，要让这批文献在国内出版。

他记得，当时日本、荷兰等国都想争取。“他们可能会提供更优厚的条件，但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东西是中国的，俄方还是愿意和中国合作。”

这期间，宁夏人民出版社也在积极联系，还初步达成意向性协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落实。

1992年，受院里委托，史金波给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副所长、西夏学家克恰诺夫写去一封长信，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合作出版全部黑水城文献。很快，时任所长的彼得罗斯扬和克恰诺夫联名正式答复，同意合作。史金波向院里汇报后，马上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

1993年春，克恰诺夫作为俄方代表受邀来北京访问，商议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蒋维崧说，大家反复强调一件事，“先把书印出来，让全世界都能研究是最重要的”。

最终的协议决定，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俄藏全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中方负担全部出版经费和底本使用费。主编为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

那时还没有出版基金，也没有专项资助。所有拍摄经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这家当时刚靠一套《四库全书》扭亏为盈的“小众”出版社，决定拿出百万元的盈利，让这批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辨识的文献面世。

可什么时候能出完、要花多少钱，他们心里也没底。只知道目录里有8000多个编号，至于每个编号包含多少文献，俄罗斯专家“都不太完全心中有数”。

“当时没有想象有多难，就去闯。”李伟国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为我们民族做好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文波说了好几遍“执念”。“就像敦煌学界说，敦煌学是个伤心史，敦煌的东西好多在国外，大家憋着一股劲要做好这个研究。我们出版人其实也有这么一个执念在，想要让这批国内很艰难才能看到的海外文献出版，促进相关学术的发展。”

“哪怕一个小字”

1993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白滨和副研究员聂鸿音，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崧、严克勤组成的整理小组，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

整理主要按照俄方著录好的目录按图索骥。小组设计了一个表格，有四十多项，西夏文名称，译成汉文的名称，文献状况、装帧形式、页数，每页多少行、每行多少字，纸的颜色、墨色，有没有印章、年款、序、跋等等，都要记清楚。

登录完一卷册，就交给严克勤拍照。机会太宝贵了，不敢有任何失误，去之前，蒋维崧和严克勤专门到上海博物馆做了几次试验。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扫描，全靠胶片相机。上海古籍出版社申请外汇，陆续买回7台日本玛米亚120相机。商店没有那么多胶卷，他们提前一个月跟厂里预订，又找印厂印了上万张登记表。

所有这些都要从上海背到圣彼得堡。几个人的行李箱塞了3台相机、20个闪光灯、2000多个胶卷，还有显影粉、定影粉。因为超重，还被机场罚了款。

可严克勤不敢冒险。“那边设备标准和我们的不一样，用当地的就要重新调试，一天就耽误了。”他希望“尽量让工作满荷”。

刚去时，俄方的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史金波特别着急，“我们干吗来了？是为中国的西夏研究拿材料来了。12个柜子摆在那，那是我们西夏研究的生命线，算算时间，多少次才能弄回去？”商量了几次，对方终于同意以支付加班工资为条件延长两小时工作时长。早上9点，开门的人还没到，他们就堵在门口了。

午饭是自己带的面包、黄油，二三十分钟解决掉。严克勤每天至少要拍20到30卷胶卷。遇到阴天，早上进去天是黑的，晚上出来也是黑的，“一天也不知道外面是晴还是阴”。

回到住处顾不上先做饭，要赶紧冲胶卷。没有暗房，严克勤、蒋维崧就在浴缸里兑显影剂。第二天再把冲好的胶卷拿去比对，怕漏拍也怕有瑕疵。

只有研究所休息，他们才会停下来。“我们没有浪费一个可用的工作日。”史金波说。

作为项目主持者和主编之一，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道：“我们翻阅着这些被西夏人反复阅读过的世俗和佛教文献，看到由于经常念诵而被手指污黑了的书页边角，想到西夏人创造的灿烂的文化，真是感慨万千。”

文献上带着泥土和灰，一天下来每个人身上都是土，分不清是来自西夏还是涅瓦河畔。

一个编号可能是一页文献，也可能是十几米长的卷轴，半个手掌大的残片，甚至是一双“鞋”——严克勤拍过一个鞋样，是当时的人把经卷、文书当废纸粘在一起剪出来的。这些“废纸”也成了他们的宝贝。“哪怕是有一个小字，我们也要给它拍下来。”

除了胶卷，行李里还塞着锅碗瓢盆、固体酱油。经费能省就省，饭都是大家自己做，数不清烧坏了几个“热得快”。每次从俄罗斯回来，蒋维崧的肚子都会小一圈。

为了让研究者尽早用上，资料还没拍完，就开始出书了。“上天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如果我们再慢一会儿，把工作时间再拖得长一点，可能又不一样。”严克勤说。

1996年底，《俄藏黑水城文献》开始陆续出版，他们在北京开了场发布会，目的之一是“把合作巩固下来”。受邀前来的克恰诺夫提出，想去清东陵看看，蒋维崧记得，参观完之后，这位教授意味深长地说，他看到了，“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不尽之意在于我们均宜更努力地着眼于前人带不走的东西。”

已出版的部分《俄藏黑水城文献》。

一开始的计划，是把每一页文献都拍回来，后来才发现量实在太大，不切实际。如果一册书有多个版本，只能有所取舍。即使这样，还是去了四次。直到2000年，海外的整理拍摄终于告一段落，中方举办了一场晚宴，许多俄罗斯专家都来送行，史金波记得，“没有一个不称赞中国人的工作干劲多么大”。

作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的责任编辑，蒋维崧在发言时引用了朱熹的一句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他后来算过，四次赴俄总共拍摄近3万拍。“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每次上飞机前，他都把底片装进一个小提箱，贴身带着。他告诉严克勤，万一出事，什么都可以丢弃，就是不能少了底片。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

化身千百展现于世

刚到俄罗斯时，克恰诺夫带着大家参观那12个巨大的木柜，指着边上的一个说，这里都是还未清理过的文献残卷。柜门一开，白滨看见“紧紧塞满柜子的一捆捆书籍经卷”。

“我们总希望能多拿回来一些。”整理时，史金波就问过克恰诺夫，有没有没登录进目录的文献？对方说，的确有些烂卷子，但你们弄这些还弄不完，先不要想了。1993年第一次去，他问这个问题，1994年第二次去还问这个问题。1997年再问图书馆负责人，对方终于取出一些长方形纸盒，里面装满了“烂卷子”。

其中大多是残卷，字迹也和规整的楷书不太一样，是手写的草书。因为难以辨认，俄方几代专家都没有著录研究过这批资料。

史金波越看越觉得“不得了”，里面除佛经残卷外，还有不少记录了律条、户籍、军籍、账册、契约、书信、告牒、药方、历书等等。这样的“烂卷子”有110盒。在一些文献的封面里，还发现被当作废纸裱糊其中的西夏文书残页。

他们不想放过一件，最终整理出1000多号、1500多件西夏文社会文书。

史金波感慨，这些直接反映西夏社会的文献“弥足珍贵”。“不仅为西夏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还是社会文书为数不多的宋、辽、夏、金时期数量最多、最集中的一批社会文书。”

比如，《木兰辞》里有这样一段：“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为什么军书会有十二卷？为什么卷卷有爷名？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汉文史书中并不乏对军籍的记载，但过去没有发现过古代的军籍样本，对军籍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也语焉不详。而这批西夏文社会文书中有50多件军籍文书。“看了西夏的军籍以后，就知道军籍什么样子，有的每年登记，有的每三年登记，登记多了。确实可能‘卷卷有爷名’。”史金波解释道。

对于所有文献，他们不想“堆上去”一印了之，还希望做好分类、定名。这就需要准确判定文献性质、内涵，再尽量准确地拟定文献题目。

这也是编纂时最大的难点之一。许多文献无头无尾，甚至只是一块残片。译释清晰的西夏文楷书尚且有难度，更不用说龙飞凤舞的西夏文草书。特别是这些文献内容直接反映西夏社会，很多词语从没见过。

确定一个文献的名称，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公交车、地铁站、候机室，只要有空，史金波就拿出来看。前后8年时间，终于将这批西夏文社会文书全部定名。

美国汉学家劳费尔曾形容西夏文，“大概是人类大脑所能发明出来的最为复杂的系统”。6000多个西夏字中，很少有五笔以内的。打了30多年交道，蒋维崧的视力已经不到0.1，走路要扶着人。第33册的稿子被打印出来放到三号字大小。他79岁，每天伏案四五个小时。

除了大量西夏社会文书，他们还发现过去未曾登录过的新文献：重要韵书《文海》的写本，西夏文字书《音同》。对一些已经整理过的文献，又找到了新的页面，此外，还对文献考究斟酌，匡正过去定名不确者，考定某些文献成书年代。

整套书按内容分类编排。第1至6册为汉文文献，涵盖佛教典籍、军事文书，还有汉文本已失传的吕注本《孝经》《类林》。第7至14册为西夏文世俗文献，收录《天盛律令》《贞观玉镜统》等直接反映西夏历史社会的西夏法典，以及户籍、籍账、契约等大量一手社会文书。第15册起为西夏文佛教文献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绝大多数是首次发表。

这套书的前言写道：“黑水城文献及其艺术品是在本世纪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流入沙皇俄国的。中国学人至今念及犹感刻骨铭心之痛。近百年来，沧海桑田，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格局也有了重大的改变。”“《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使这批珍品虽然身留异域，但魂归中土，而且化身千百展现于世，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共有，其意义的巨大是不言而喻的。”

中华文明有机的一部分

王国维提出“五大发现”近百年后，西夏文献终于成批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一个消失的王朝在几代学人的努力下，渐渐显出轮廓。

专家介绍，西夏文的构字借鉴了汉字六书方法，大部分西夏文字使用了类似汉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的合成方法构成。

西夏还翻译了大量中原王朝的典籍，用儒家的“仁爱”思想对百姓实施教化。在黑水城等文献中，有直接从汉文移译的古代重要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也有夏汉“双语版”历法、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是目前国内外最早的双语双解四项词典之一，作者在序中写道：“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

“西夏的法律制度、官职制度基本上都是借助于中原王朝。”史金波说。

学者认为，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是中原法典在少数民族地区“移植”成功的典型案例。在吸收唐宋法律精神和框架的同时，保留了党项等民族自身的习惯法等元素，展现了西夏“以汉制为体，以蕃俗为用”的融合智慧。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彭向前研究西夏文《圣立义海》时，注意到有“国属金”的记载。史金波研究《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时也注意到“雄镇金方”的记载，“可能西夏认为自己直接继承了唐朝土德而为金德。当时各朝虽主体民族不同，但都讲究德运，认同中国的帝统，视本朝为其支脉，表明对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共同认知”。

史金波说，这种认同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西夏视黄帝（轩辕）为祖宗，讲佛教史时讲白马传经，从汉朝传到唐朝、宋朝，再到西夏。“这都说明，西夏通过推行科举、尊孔崇儒、融合佛学，成为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文明有机的一部分。”

史金波告诉记者，当时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王朝，“或倡导‘华夷同风’，或否认本身为‘夷’，或模糊‘华夷’界限，或以民族、方位称呼王朝，都是在否定过去‘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探索新的华夷观和正统观，开始把本民族及其他非主体民族纳入‘中华’的范畴之内，使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在内涵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向着华夷一体、增强中国意识，向着多民族中国认同的方向前进”。

整理小组成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左起依次为蒋维崧、聂鸿音、严克勤、史金波）。

从一套书到一个学科

第一次付印时，一册书定价200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天价”。没想到很快售罄了。

起初，李伟国的压力很大。有人在会上公开讲，花掉那么多钱，却赚不回来什么。过了若干年，他又反过来收到感谢，“你知道吗？连退回来的坏书都全部卖掉了”。

“可以说没有这套书就没有现代的西夏学。”史金波说。

几乎与第一册出版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成为国内外第一个以西夏研究为专业方向的研究中心。15册以后，编纂团队里增加了几位年轻学者，他们希望借此培养年轻人才。

文献的“扩容”大大推进了对西夏语言文字的认识。今天，大部分的西夏文字已经可以识读，学界的视野向语音、语法、语义学等拓展。作为西夏语文学专家，聂鸿音非常低调。他的著作里，有一些专门写给“有志进入西夏学领域的学生和学术爱好者”。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00年来，西夏研究展现了新兴学科从“绝学”到“显学”的发展历程，而一门学科在学术界受到关注的程度，取决于它能否为相邻学科提供充足的基础素材。

白滨做过统计，20世纪初至80年代，国内出版的西夏学专著、论文集和译著，只有十数部。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个数字划出一个陡峭的上斜线——每年近三部。到新世纪的最初6年，年均出版已经近10部。

胡文波的感受最明显。这些年西夏学整理、对译的著作出版数量明显增多，一些篇幅很大的对译也被提上日程。“这是古籍整理推动学术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

“基础性的东西做了之后，慢慢地自然就会有这个发展。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这是一代一代的学者，一代一代的出版人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胡文波说。

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彼得·科尼基认为，西夏文献的重要性不限于西夏学，也超越了亚洲书籍史的范围。近100年来相继现世的西夏文本中，就包括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书籍，是全球书籍史的重要一章。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然而11至13世纪的活字印刷实物，包括活字和活字印刷品一直没有找到。整理黑水城文献时，他们发现多种西夏时期的活字版印刷品，有些文献还有西夏文“活字”二字。史金波现在提起还很激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本，为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提供了过硬的证据”。

胡文波记得，一位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在某个会上发言时，专门感谢出版黑水城文献对学界的贡献。出版社收到过日本学者的“催更”，当地一个书店一口气定了100套。一位学者告诉胡文波，“我到巴黎去或者到普林斯顿去，看见一屋子都是你们的书”。

史金波总结得很直接：“在中国出版，在全世界研究。”

治学西夏的学者依然来自世界各国。过去西方学界曾有“若欲治西夏学，必须通晓中、日、俄、法、英”诸语文，令人“望而生畏”，科尼基话锋一转道，“毫无疑问，最近20年，中国学者主宰了这一领域”。

也有学者提醒，出版只是开始，黑水城文献价值很高，距离充分利用还要走很长的路。如何基于丰富的文献做出更多原创性研究，是更长久的课题。

“我初入行时，西夏学还是‘冷门绝学’。现在不一样了，国家重视，人才培养梯队完备，我国也已发展成为国际西夏学的研究中心，具备了一定话语权。”史金波说，“这是我们国家学者的特殊责任，不能回避的”。（记者徐欧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