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阴出发：

考古薪火照亮文明探源之路

10月，位于山西夏县的西阴村，往西北走，越过那些收过庄稼的田地，一块1996年立就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阴村遗址”石碑静静矗立，印刻着这片土地的文明印记。

100年前的10月15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任讲师李济踏入距石碑不远处的灰土岭。那一天，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就此开启。站在西阴村遗址发掘百年之际回望来路，这次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西阴村遗址的故事开始了

时间回到1926年2月5日，李济与“曾经和安特生一道在甘肃考察了两年”的地质学家袁复礼结伴，由北京启程，前往山西。根据李济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的记载，当时“为的是到山西南部沿着汾河流域去作一番考察，以确定有无进行考古发掘的可能性”。

他们先到太原，然后南下。3月22日到达夏县。24日，发现了西阴村遗址。根据李济的记载，“在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天，当着我们第一次往山西南部考古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遗址……这遗址俗名叫着灰土岭；大部分现在都化为耕地”。

西阴村遗址的发现，对李济和袁复礼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事”。根据李济的回忆，他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

关于发掘西阴村遗址的动机，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李济这样写道：“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的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了的观念，还须多数的细密的研究。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所以若是要得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

发掘工作由当年的10月15日持续到12月。关于遗存，李济这样记录，“破碎的陶片居我们所寻的物件大半；这陶片差不多把灰土岭塞满了。挖出来的有好几万，都是极碎的；整个的陶器，一个也没有”。但“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

后经科学考证，这半个蚕茧是西阴村养蚕制丝的历史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实物证据，为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灰土岭上第一铲土，到出土陶片等，西阴村遗址的故事，就这样开了头。

中国考古学发展缩影

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范文谦看来，100年前的西阴村遗址发掘是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重要起点，它用实物证明晋南是仰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有力回击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而且，按‘方’发掘、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等新方法的使用开启了‘地层学、类型学’在中国史前考古的实践；同时，发掘留下的标本、老照片、测绘资料和第一部史前考古报告，确立了晋南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更留下了自主探索的学术精神。”范文谦说。

关于西阴村遗址发掘方法的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彭小军在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梳理相关研究表示，“学者们普遍认可1926年西阴村遗址发掘是相当科学的，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发掘的较高水平”。

彭小军认为，西阴村遗址考古奠定了中国田野考古规范化、科学化的基石，并且与当时国际考古学界流行的技术和方法的宏观发展趋势同频共振，具体表现在其方格探方法、以土色划分亚层、分等级记录遗物等理念，在国内外考古技术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前瞻性。

对西阴村遗址的关注，并未止于1926年。此后，对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又进行过两次，分别为1994年、2025年至2026年。

1994年10月至11月，西阴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由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队伍完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表示，此次发掘完善了晋南地区运城盆地的史前文化序列，为进一步讨论“西阴文化”的命名与物质文化内涵提供了一批宝贵的田野考古材料，促进了地方政府对西阴村遗址的保护，“发掘成果揭示了遗址价值，直接推动1996年西阴村遗址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遗址划定保护范围、防止再度破坏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今，西阴村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正在进行。跟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吴洋洋，沿着遗址边缘前行，顺着他激光笔的指向，辨认深埋地下的环壕、窖穴……透过这些遗迹，可以想象出数千年前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相比前两次发掘，新一轮考古发掘在理念和方法上又有新的探索。范文谦认为，此次考古发掘以聚落考古理念为引领，多单位联合、多学科全程介入，在发掘过程中同步开展植物、动物、植硅体、土壤微形态、石器分析、彩陶颜料、古DNA、高精度磁测等方面研究，全面采集遗存信息，不断丰富着对5000年前晋南先民生业、环境、手工业的认识。

从1926年至今，西阴村遗址历经三次考古发掘，“恰好对应了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考古学科体系成熟、中华文明探源新阶段3个重要时期，是百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的缩影”。郑媛认为，3次发掘在学术目标、田野方法、研究范式上的变迁，直观呈现了中国现代考古从引进西方理论方法，到建立本土考古学理论，再走向聚落考古、多学科深度融合的完整历程。

从百年节点望向未来

今年恰逢西阴村遗址发掘100周年。百年光阴流转，一代代考古人扎根田野、潜心求索，层层拨开尘封的历史迷雾。

站在历史与未来交汇的节点上，中国考古学将走向何方？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作出回应——来自中国及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数百名考古学者齐聚山西运城，带来570余场精彩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陈相龙代表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作专场总结时表示，如果说1926年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萌生了中国动物考古的胚芽，1929年殷墟的第三次发掘揭开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序幕，那么百年之后的今日，中国动物考古学已经完成了从附属于发掘的动物鉴定工作向成熟的考古学分支学科的重要转变，形成了明确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和学科目标。

“只有把动物遗存真正放回其文化情境和社会网络之中，才有可能超越碎片化的个案认识，形成对中国古代社会更具解释力的整体判断，贡献中国动物考古学的世界性价值。”陈相龙说。

动物考古的成长，正是百年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的生动缩影。而这样的缩影，在大会上并不鲜见。

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将研讨视野延伸至基础研究、保护技术、展示利用、管理发展，完整覆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全链条。“研讨形成了一大批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在展示利用方面，相关研究跳出传统范式，更加注重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的联结，让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与会学者还形成共识：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都应当建立适配地方发展实际的长效运营机制，推动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共生共赢。”代表该专业委员会梳理研讨成果的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思渝如是说。

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和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的讨论，只是本届考古学大会学术图景的一隅。在大会上，28个专业委员会交流研讨，集中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相关重要遗址的最新重大发现、前沿研究成果及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更在思想碰撞中，为中国考古学“向何处去”交出了答卷。（记者 赵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