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协同更加紧密，经济发展的演化规律和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金融科技作为一种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是资本与技术两大生产要素深度融合的产物。当前，金融科技被定义为金融业发展的战略方向，也是金融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与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方面。在新发展阶段，从资本与技术要素视角，如何科学制定政策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经济效应，赋能区域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是当下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本文分析了我国金融科技赋能区域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的现状与内在逻辑，梳理金融科技赋能区域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赋能区域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的现状与内在逻辑

区域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的现状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1978—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3679亿元增加至134.91万亿元，人均GDP也从385元上升至95700元。然而，在经济总量实现持续增长的背后，由于时间推移与要素制约，过去依赖物质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及劳动力型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面临着技术制约、人力资本缺乏等诸多瓶颈，迫切需要寻找拉动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以来，先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取得显著成效。每10万人口普通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从2000年的463人上升至2024年的3054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00年的896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36326.8亿元，占GDP比重从0.88%上升至2.69%。

然而，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仍面临着三大难题。

创新研发水平仍显不足。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引领性、突破性创新尚显不足。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创新研发强度和结构尚待优化，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仍存发展空间。具体表现为，虽然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实现了显著提升，但研发投入强度相对于发达国家仍存增长空间。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为2.69%，低于2022年美国（3.59%）、日本（3.41%）、韩国（5.21%），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73%）。随着国际技术引进壁垒的日渐提升，核心技术的掌握、引领性、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产生，更加依赖于对基础研究和重点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在研发投入结构上，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水平相对较低。此外，我国企业在重点领域的研发强度仍存提升空间。从中美两国部分产业的企业研发强度（R&D经费占营业收入比重）来看（图1），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约为1.6%，低于美国的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5.1%）。其中，美国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0%，而中国上述行业规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约为2.6%。

区域间人力资本水平存在差异，数字经济时代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我国总体平均受教育年限实现了逐年提升，但区域间的人力资本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使用J-F方法对人力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可以得到，2022年我国人力资本总量为606.85万亿元，而其中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仅为城镇地区的10%左右，分别为51.29万亿元和555.57万亿元；人均人力资本为52.58万元，其中农村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城镇地区的1/4，分别为15.39万元和67.68万元。此外，城镇地区近10年的人均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为6.39%，而农村地区仅为1.12%。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成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之一。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自此，我国居民数字素养水平不断提升，但城乡间仍存一定差距，需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加速数字技术赋能区域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央网信办会同中国科协发布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2024）》显示，我国成年人中，城镇居民具备中级及以上数字素养水平占比为42.79%，而农村居民这一占比仅为27.47%，可见城乡居民数字素养仍存一定差距。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东西部地区发展仍然存在差距，且南北分化加剧。东、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的差距从20年前的41.7%缩小到2023年的31.9%，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南、北方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的差距由19.6%上升至29.7%，差距不断扩大（图2和3）。区域间人均GDP差距仍相对较大。尽管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GDP变异系数由2000年的0.71缩小至2023年的0.43，差距逐渐减小（表1）。然而，与其他国家在同等发展水平时期相比，我国人均GDP差距仍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图4）。此外，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仍处于较高水平。

金融科技赋能区域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金融科技蓬勃发展，成为推动金融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服务实体经济的新途径及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机遇。据统计，2013—2023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总额从189亿美元增至1137亿美元（图6），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9.7%，其中在2021年达到峰值，超2100亿美元。2018年，亚洲地区金融科技投资总额227亿美元，中国吸引金融科技投资总额高达182亿美元，占比高达80%。2012—2023年，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数量从2000余家增长至超80000家（图7）。

金融科技通过拓宽融资渠道与降低额外风险成本激励研发创新，赋能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

金融科技的发展催生出丰富多样且更具针对性的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平台，助力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服务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金融存在的短板，拓宽融资渠道。例如，用友金融等信息技术公司面向金融业提供技术、信息、软件等服务。再如，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与外部金融科技平台合作或设立金融科技部门等方式进行数字化转型，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出“融e借”“招企贷”，建设银行与外部公司合作推出“银企通”等金融服务平台，以及互联网技术型企业依托平台浏览、购物、支付等多维度海量数据优势涉足金融领域。

金融科技通过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与精准性，降低研发企业面临的额外风险成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提高信息搜寻能力与借款者筛选能力，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及信贷审批速度，帮助金融服务更精准地定位于缺乏抵押品但更具创新潜力的科创型企业、筛选出更具价值的研发项目、引导资金流向研发周期长的重点领域并为其提供稳定的资金流。上述2个方面拓宽研发创新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研发企业面临的额外风险成本，激发经济中研发部门的研发投资意愿，增加研发投入，进行实质性创新研发活动，更有可能产生引领性、突破性创新产出，从而提升经济中的前沿生产率水平，进而赋能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图8）。

金融科技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赋能人才引领式经济增长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发展和各类社会场景中的广泛渗透，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要素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我国由人口规模带来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逐渐弱化。金融科技通过多种渠道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人才红利进程，赋能人才引领式经济增长（图9）。

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激励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人口金融和数字素养及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从而发挥普惠特性，缓解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等特殊群体的资金约束，为农村居民等长尾群体进行教育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投资提供信贷支持，激励人力资本投入，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

金融科技催生出“金融+数字化技术”新型劳动力市场与金融科技消费市场。一方面激励高技能数字与金融人才的需求，并使相应金融与技术从业者通过“干中学”效应积累生产经验与知识技能，利于社会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使金融科技消费群体在获取、使用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过程中通过学习效应实现金融、数字知识的积累。进而实现以金融素养、数字素养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全面提升。

在金融科技需求侧，金融科技的主要载体为移动智能终端与互联网，拥有海量免费的信息与学习资源，消费群体在使用移动终端与互联网获取金融科技服务过程中能够接触学习到更多的信息、知识和技能，实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在金融科技供给侧，金融科技模块式的研发模式与智能合同能够降低金融科技服务供给的边际成本，降低金融科技服务供给的排他性与竞争性，激励金融科技供给者研发和提供更多便捷的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有利于金融科技需求群体和供给群体的扩大，从而帮助知识在更广泛群体间的进一步溢出，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通过直接与间接效应推动经济增长。根据Lucas内生增长理论，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人力资本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表现出生产效应，从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力资本通过促进各类生产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经由技术内生路径间接推动经济增长。

金融科技的双重属性放大区域溢出效应，赋能区域协调发展

作为资本与技术融合的产物，金融科技的双重属性能够放大区域溢出效应。金融科技具有金融属性，能够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基于金融地理学，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机构的集中和功能的强化，金融增长极跃升为金融中心并扩散到整个区域，形成以金融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金融腹地城市为边缘节点的金融网络体系。同样地，金融科技网络能够将不同区域节点联系起来，成为资本、技术等要素在不同地区流动汇集的重要渠道，处在网络不同位置的节点对要素资源的吸引力不同，从而进一步作用于区域间经济差距。金融科技具有技术知识属性特征，相比传统金融更能打破地理空间约束，放大区域间溢出效应。具体来说，金融科技能够通过网络效应与人才流动效应，放大经济效应在地区间的溢出效果，作用于区域间差距：云计算等技术分析工具的应用与传播依赖于互联网，在网络效应作用下，金融科技更能打破知识溢出的地理限制，实现显性知识的跨地区应用与传播；基于人才流动效应，携带金融科技相关知识的人才跨地区流动，能够实现较难被编码和记录的隐性知识的跨地区传播。

随着区域间人口、资本等多种要素流动，金融科技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更显著的溢出效应，从而影响区域间经济差距。近年来，随着网络化、数字化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与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城市间的互动模式趋向多元化，区域间的联系逐渐打破“地理隔离”，向“时空共享”转变。根据“流空间”理论，城市可以看作要素流动的节点与中枢，人口、资本等各种要素的空间流动对地理邻近式的城市间关联与区域空间格局产生了冲击与重塑。运用多源大数据构建基于人口流、投资流、金融流的中国城市关联网络，其中，投资流和金融流分别代表城市间的直接融资关联与信贷市场间接融资关联（图10）。可以看到，要素流动视角下的我国区域间关联与互动已不单一依赖于地理邻接与邻近，出现高强度的跨省份长距离关联。从而随着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一区域能够对与其具有要素关联的其他区域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在考虑了要素流动的流空间视角下，随着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与关联，区域金融科技发展除了能够对地理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还能够对与其具有要素关联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空间结构及区域间经济差距产生影响。

金融科技赋能区域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区域间金融科技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从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历程来看，当前仍存在区域间金融科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使得金融科技赋能区域协调发展从根源上受阻。截至2023年底，广东省拥有金融科技企业1万余家，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1位，超过排名后15位省份金融科技企业数量的总和（图11）。

地区金融科技的发展需要与之匹配的金融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然而当前我国地区间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存在差距。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的缺乏制约了其金融科技的应用与扩散，限制了金融科技经济效应的发挥，不利于金融科技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实现。此外，在金融数字化浪潮下，地区数字化要素禀赋关系到数字化的接入成本，影响金融科技经济效应的发挥，导致我国地区间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大小金融机构间数字化发展的“马太效应”仍然突出。

欠发达地区金融科技的经济效应发挥受阻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级别城市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金融科技经济效应的发挥需要与之匹配的人才素养、营商环境与基础设施等。在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金融科技的作用效果受限于当地对人才吸引力的缺乏以及制度等因素。此外，在要素流动作用下，中心城市对周边欠发达城市可能存在一定的要素虹吸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科技赋能区域协调发展。不同城市亟须建立差异化的政策，吸引与合理配置资源。

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整体短缺

金融科技的发展加大了对金融加技术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根据2023年金融街论坛相关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化金融人才整体短缺，复合型跨领域高水平数字化人才相对不足。我国银行机构信息科技员工数量平均占比约为4%，仅为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人员占比（20%）的1/5；我国保险行业信息科技员工数量平均占比约为2.8%，与《保险科技“十四五”规划》发展所要求的行业信息科技人员占比5%存在一定差距。位于偏远地区的中小金融机构的数字化人才更是存在总量不足的现状。

金融科技监管与金融信息保护制度尚待完善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服务的业务流程、模式与产品类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金融科技监管与金融信息保护制度尚待完善。金融机构与技术型公司对金融科技的加速布局，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金融信息的信息侵权事件，金融科技带来的信息获取与金融使用的低门槛特性也更容易引致信用担保和诈骗问题。传统金融模式下的金融监管制度存在一定局限性，新型监管体系与金融信息保护制度尚待建成。

金融科技赋能区域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完善金融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布局，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的金融科技生态圈

区域间金融科技的协调发展是金融科技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对于金融科技的发展不应局限于以单个城市为节点的“点”式发展，更需强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位的“面”“圈”式发展。从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出发，帮助金融网点覆盖率低的地区增立网点，降低当地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引导数字化禀赋较差地区提高互联网覆盖率、增设数据中心并完善5G通信等新基建，从而在完善金融发展较落后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要素禀赋相对较弱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构建互联互通的金融科技生态圈，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知识溢出优势，推动区域间金融科技成果共享与优势互补，实现区域间金融科技要素的高效对接，从而实现以核心城市为点带动城市群、都市圈的金融科技水平整体提升。

引导欠发达地区出台差异化政策，畅通金融科技的经济效应发挥

引导欠发达城市与偏远地区，充分审视自身优势与特色，补齐短板，出台差异化政策，吸引与合理配置资源。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在完善相应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资源高效流转的金融科技平台基础上，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并建立健全人才引进与激励政策、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畅通金融科技经济效应的发挥。注重并鼓励对长尾群体基本金融素养与数字素养的普及与培养，开发简单易学、便于使用的金融科技产品与平台，助力更广泛的群体适应金融科技浪潮。

多渠道加强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

金融数字化时代下存在传统金融人才供给与复合型人才需求不匹配的现状，对于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采取3点措施。鼓励高校贴合技术革新潮流，调整优化课程体系，加强金融加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培养金融数字化时代的金融复合型人才。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现有金融人才的在职培训，加强金融专业人才的数字化技能提升，同时开展技术型人才的金融基础知识培训，强化考核激励机制，从而消除相关金融从业人员与技术型从业人员业务对接的知识鸿沟，便于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引导地方政府协同各地计算机协会、金融协会与金融科技协会等相关协会，发挥相关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大对复合型人才培训培养的力度。

强化金融科技监管，健全金融信息保护制度

面对金融科技发展衍生出的金融科技产品与平台，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金融科技监管，设立相应的预警体系，对金融科技平台交易做到全覆盖监管。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能力，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构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分布式、智能化的即时监管体系。同时，适当采取柔性监管，从而在保障金融科技业态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赋能区域协调发展。对于金融信息保护，强调金融科技平台对于用户金融信息获取的规范性与“知情—同意”机制，督促金融科技平台在用户知情同意条款中使用简洁语言与突出标记、减少模糊性原则说明、加强对用户信息使用说明的完备性。此外，推进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普及与教育，向金融消费者普及信息安全基本常识，共建金融数字化时代安全有序的信息环境。

（作者：黄玺蓉，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董纪昌、李秀婷、董志，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字经济监测预测预警与政策仿真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