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确认，2024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相比工业化前增高1.55℃，单年度首次突破《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设置的1.5℃温升目标，快速推进全球能源系统脱碳与气候变化合作刻不容缓。然而，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剧烈调整引发全球能源供应链加速朝向碎片化重构，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务实合作带来严峻挑战。2025年5月，欧盟委员会出台《净零工业法案》（Net-Zero Industry Act）配套立法，意在加速清洁能源产业从全球化转向本土化发展。2025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升级使得全球约20%的海运原油和液化天然气面临中断风险。同年7月，美国特朗普政府相继发布《“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和《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气候影响的批判性综述》（A Critical Review of Impact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n the U.S. Climate），“化石能源优先”的政策选择将严重冲击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有序发展。在上述新形势的叠加作用下，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阻碍重重。

中国是国际能源供应链网络的核心节点，与世界各国深度交织。2023年，中国化石能源进口额达到4636亿美元，高居全球首位。同年，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外贸“新三样”年出口额首次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国际市场份额遥遥领先。然而，随着能源供应链重构的负面影响加剧，运转有序的全球能源贸易网络面临被弱化和阻断的重大风险，进而可能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落实“双碳”目标增添不确定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因此，中国亟须准确把握全球变局下能源供应链的重构规律，以便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经济竞争力、发挥气候领导力。为此，本文深入探讨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的最新趋势，揭示国际变局下中国绿色转型的最新挑战和重点领域，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保障能源供应链安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支持。

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的新形势与气候治理影响

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的特点与趋势

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加速重构是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全球能源供应链是指为获取能源产品及其密切相关的资源、技术、原材料而连接采集、运输、制造、消费等过程的国际性跨区域网络。现阶段，全球能源供应链已经不只归属于传统的贸易活动，逐渐演变为涉及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环境治理和公众福祉的综合性议题。复杂的全球能源供应链体系，兼具联动迅捷的高效性与风险逐级传导的高风险性。

区域化、集团化和本土化成为全球能源贸易格局的典型转变趋势。俄乌冲突爆发后，油气资源贸易已经出现区域性“脱钩断链”现象，全球化石能源供应链加速朝向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重构。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清洁能源供应链由于广泛连接众多国家的资源采集、装备制造和能源服务环节而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欧美国家持续引导清洁能源制造业实现本土化发展以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增长。在地缘政治博弈的紧张状态下，全球化石能源供应链和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重构趋势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带来全新挑战。

化石能源供应链重组促使气候治理的优先序让位于能源安全

大国的化石能源支配地位日益凸显。近年来，美国持续扩大化石能源的对外供给，强化对欧洲和亚太地区的油气资源出口。2023年，美国化石能源出口总额达到200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位。同年，荷兰进口美国化石能源总计263亿美元，并跃升为美国外送石油的首要目的地。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众多经济体的最大化石能源供给国已从俄罗斯变为美国。2023年，日本和韩国进口美国化石能源总额分别达到119亿美元和217亿美元，保持着对美国高度的能源依赖。对比之下，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石能源需求中心的地位，与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能源联系。俄罗斯对中国化石能源出口总额从2018年的410亿美元显著上升至2023年的867亿美元，逐渐成为中国煤炭和石油进口的首要来源国及天然气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国。同时，众多中东国家的最大化石能源贸易伙伴逐渐从日本转变为中国。2023年，卡塔尔对外化石能源供给总计761亿美元，中国占比达到20.5%。

能源安全取代绿色发展成为各国制定气候政策的首要考量，严重影响能源系统脱碳进程。全球化石能源贸易格局的剧烈调整促使各国高度警惕能源转型的安全性。例如，2022年的区域性化石能源供应危机使得欧洲多国一度出现气候政策的回摆。意大利宣布延迟燃煤电厂退役年限、增设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随着局部冲突升级，全球化石能源供应链甚至存在“脱钩断链”的风险并引发气候危机。研究表明俄乌冲突期间，欧盟的禁运行为会促使俄罗斯将大量化石能源以低价转向国内供应，刺激当地能源密集型产业发展，进而导致俄罗斯本土的碳排放量最高增长8.5%。

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多重关税壁垒严重阻碍全球绿色转型效率

清洁能源供应链分工精细、环节复杂，单一国家或区域难以有竞争力地长期维持完整的网络链条。长期以来，相对有序的国际贸易合作促成了清洁能源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发展与产品成本的快速下降。深度交织的清洁能源供应网络助力全球能源转型快速推进。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推算及行业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球光伏累计装机容量显著增长至约 2.4 太瓦。作为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制造中心，中国生产的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电动汽车贡献全球市场份额的70%以上。研究表明，运转良好的全球化光伏市场可以分别为德国和美国节约70亿和240亿美元成本，带来经济与气候的双重效益。

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逐渐迎来高频次的关税壁垒和技术限制，促使全球绿色转型效率大打折扣。近年来，清洁能源供应链逐渐演变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阵地。自2011年起，欧美国家先后多次发起针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光伏企业面临的反倾销税率一度高达249.96%。2024年，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光伏组件和锂电池所面临的关税税率分别为100%、50%和25%。在欧美国家的带动下，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也纷纷对新能源产品施加关税壁垒，意在推动清洁能源制造业本土化发展。近3年来，印度和巴西分别对光伏组件征收40%和10.8%的进口关税。2025年以来，中国新能源产品出海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系列政策的明显冲击。根据国际能源署（IEA）转引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最新测算，中国光伏全链制造成本较欧盟低约 40%、较美国低约30%；仅计组件出厂价则较美国低约 20%–25%，中国仍保持全球最优的光伏制造成本竞争力。围绕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关税措施本质上无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严重阻碍了全球能源系统脱碳效率的提升。

全球能源变局下中国绿色转型的最新挑战

气候目标领域：动荡的国际能源形势加大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落实难度

面向2035年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是未来10年全球气候治理的纲领性目标。然而，受限于紧张的国际能源形势，新一轮NDC的有序落实面临严峻挑战。根据已提交文件，许多经济体需要在2035年之前将本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降低至当前水平的50%以下（表1），履约难度巨大。

美国的“化石能源优先”政策动摇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2024年12月，美国拜登政府提前公布新一轮NDC，承诺2035年将净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61%—66%。然而，该目标随着特朗普政府宣布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成为空谈。2025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大而美”法案》，其大幅削减新能源产业税收抵免的政策措施与能源系统脱碳背道而驰，严重打击了全球气候合作的信心。

欧盟对于能源安全的充分警惕致使新一轮NDC雄心不足。2025年11月，欧盟在联合国贝伦气候大会（COP30）开幕前夕“压线”提交新一轮NDC目标，承诺到2035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66.25%—72.50%。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能源市场的巨大波动促使欧盟对于能源和气候议题高度谨慎，此次提交的新一轮NDC目标同样被指“雄心不足”。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对欧盟2040年减排目标持反对态度，导致中长期气候行动前景不明。

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更新面向2035年的气候目标。中国始终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中国新一轮NDC目标，承诺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中国面向2035年的NDC目标积极务实，不仅针对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以及森林蓄积量设置了定量指标，还针对电动汽车销售、碳市场扩容和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明确了发展方向。然而，在全球能源变局背景下，中国需要评估众多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国内能源增长形势的不确定性，落实新一轮NDC的难度无疑加大。

能源安全领域：中国海陆油气资源的跨境运输面临新的安全风险

全球性能源变局之下，中国油气资源的境外来源加速向俄罗斯和中东地区集中，致使中国的能源跨境运输暴露于新的地缘政治压力。

海上运输领域，油气资源的安全性高度缺乏保障。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区域是中国海运油气资源的关键通道，而这些地区也是区域冲突频发的核心地带。2025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冲突持续升级，伊朗议会宣布考虑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该决策直接关联中国海运原油进口总量的45%。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的中东战略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交汇，未来紧张的大国博弈将持续影响中国油气资源海运的安全性。

陆上运输领域，油气资源的过度集中加剧潜在供应风险和减排挑战。现阶段，中国已正式建成原油进口管道3条，天然气进口管道5条，陆上油气资源年运输能力分别突破7000万吨和1000亿立方米（表2）。随着中俄能源联系日趋紧密，中俄远东天然气管道和西线天然气管道的建设相继提上日程^[12]。规划管道建成后，俄罗斯对中国管道天然气的年供给份额将超过50%。如此集中的境外能源来源将引发新的安全风险。同时，新建的油气进口通道还会带来“碳锁定”效应，为中国的能源系统脱碳增添负担。

新能源制造领域：中国光伏产业的供需失衡困境充分凸显

中国光伏产业是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竞争力最为明显的战略性产业，支撑了全球80%以上的硅料、硅片、电池片和组件的供应。然而，受限于国内外双重压力，当前中国光伏产业的供需失衡矛盾集中涌现，全行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国际市场上，欧美国家设置贸易壁垒持续围堵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现阶段，美国最新关税政策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的综合税率最高达250%，直接出口的方式几乎被完全封堵。同时，美国还针对东南亚4个国家（泰国、越南、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发起光伏“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持续削弱中国光伏产业的出口竞争力。2025年5月，欧盟《净零工业法案》配套立法正式规定本土清洁能源制造产能要达到部署需求的40%，力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国内市场上，光伏产业政策从“补贴驱动”转向“市场导向”。2025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正式发布，明确新能源项目将逐步退出保障性收购模式，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面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中国光伏产业长久以来的稳定收益模式受到严峻考验。在市场导向型的政策环境下，光伏产业亟待加速核心技术迭代、提升差异化产品供给能力，这一转型过程短期内将为光伏企业的盈利能力带来重大挑战。

科技创新领域：技术脱钩制约中国清洁能源转型前景

根据2021年IEA分析，在推动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技术中，目前尚有50%处于未成熟阶段。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理应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点。然而，绿色低碳领域的大国技术博弈日趋激烈。

本土科技发展上，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细分领域对外依赖度仍然较高。尽管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实践，但个别领域仍然存在过度依赖进口的风险。例如，海上风电产业链中的变流器、高端主轴承、深海漂浮式装备等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率较低；核电运行中的核燃料主要依赖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供应，始终暴露在“卡脖子”风险中。

国际科技竞争上，美西方国家的“技术脱钩”战略重点聚焦清洁能源领域。2024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更新《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st Update），清洁能源发电和存储技术首次进入关键技术前10名，此举旨在维护自身能源技术领先优势。大国博弈背景下，中国并购外方新能源科技企业与外企赴华投资都受到严格限制，关键净零技术未来也有可能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保障关键低碳技术的自主可控成为中国绿色转型的关键诉求。

全球能源变局下中国绿色转型的优势领域

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背景下，中国需要权衡能源、经济、低碳等多重目标，审慎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路径。清洁能源供应链环节复杂、种类繁多，尤其需要明确发展定位。基于此，本节总结出4个中国清洁能源产业中的优势领域。

关键矿产资源：充分发挥精炼产业的竞争优势

作为支撑清洁能源转型和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原材料，关键矿产资源因其采集与加工集中、供给与需求错配的特性而高度暴露于地缘政治风险。当前，中国、美国和欧盟重合的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高达30种，其中不乏钴、铍、铌、钽等中国短缺且供应风险较大的矿种。近年来，美西方国家持续通过建立国际资源联盟、加大海外资源获取力度来扩大对关键矿产资源的竞争优势。2022年6月，美国牵头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截至2026年4月，成员已经增加至14个。2025年4月，美国与乌克兰共同签署《美乌重建投资基金成立协议》（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ted States-Ukraine Reconstruction Investment Fund），旨在获取乌克兰本土的锂、钛和稀土等资源。随着绿色转型和高端科技发展持续拉高关键矿产资源消费，大国矿产竞争将愈发激烈。

中国应该充分发挥精炼产业的竞争优势，保障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风险可控。现阶段，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开采分散、精炼集中”的结构特性愈发明显。全球95%的电池级石墨、91%的稀土资源、70%的锂化学品和45%的铜均由中国进行冶炼分离。特别地，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稀土分离产品占其2022年稀土总消费量的90%以上。紧张的大国博弈下，中国精炼产业的议价能力逐步体现。2025年4月，为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系列政策，中国宣布对钐、钆、铽等7类稀土资源实施出口管制措施，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因此，中国可完善精炼产业政策支持体系，加大核心精炼技术的研发投入，强化从开采、冶炼到出口的全链条管控制度。同时，深化与关键矿产资源国合作，构建多元稳定的原料供应体系。

绿氢：重点依托风光资源强化技术创新

作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变革性能源载体，氢能将在世界能源秩序中创造全新的地缘政治影响。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预测，氢及其衍生物将在2050年贡献全球终端能源消费的14%，并在高减排难度行业的深度脱碳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截至2024年，全球超过60个国家发布了氢能发展规划，围绕氢能的战略竞争已经成为必然。国际氢能博弈相比化石能源存在全新特点，集中体现为技术竞争超越资源争夺。绿氢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制备、储运和应用技术的成熟。可再生能源、电解槽、电网等关键技术将进一步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

中国应该依托充裕的风光资源形成绿氢技术创新和装备制造优势，协同实现能源系统的安全和低碳发展。2024年，中国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突破14亿千瓦，为绿氢产业发展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中国持续推动氢能开发利用和技术装备创新，2024年氢气产量超过3650万吨，位居全球第1位。全国累计建设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超过600项，产能超过12万吨/年。绿氢制备的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兆瓦级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装置实现商业运行。清洁氢产业的有序发展和系统构建不仅有助于中国降低对油气资源的依赖，还将加快中国钢铁、建筑等领域的深度脱碳进程。

电动汽车：着力维护全球制造中心的关键地位

作为低碳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典型代表，电动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受限于“逆全球化”产业政策与高额关税壁垒。根据IEA数据，2024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超过1700万辆，市场份额超过20%。全球能源变局下，电动汽车行业成为大国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2024年9月，美国提升对中国301关税水平，其中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所面临的关税税率从25%显著提升至100%。2024年10月，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加征17.0%—35.3%的惩罚性关税。在关税影响下，欧洲占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21年的70%显著下降至2024年的40%。

中国应该着力维护全球电动汽车制造中心的地位，并努力开放新兴经济体市场，助力自身产业升级。2024年，中国贡献了全球电动汽车产量的70%以上，销量和市场渗透率均领跑世界。近年来，以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各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的新增长点。2024年，巴西电动汽车进口份额中，中国占比超过85%。面对欧美对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围堵，新兴经济体的巨大市场潜力对中国具有战略性意义。中国应该继续维护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并助力全球交通行业的电气化进程。

动力电池：提前做好全球多元化竞争的战略准备

作为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因其专业化的应用场景而成为重点发展领域。根据IEA数据，2024年全球电池部署规模再创新高，产能突破30亿千瓦时。然而，动力电池供应链同样暴露于不确定的地缘政治风险。上游环节中，全球锂资源高度集中在澳大利亚和南美地区。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始终试图构建锂资源联盟来强化自身竞争优势。中下游环节中，动力电池供应链的稳定性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2024年5月，中国制造的锂电池所面临的美国关税税率从7.5%大幅提升至25%。激光设备、正负极材料、电池管理系统等关键设备与技术也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

中国应该借助产业规模优势稳妥应对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打造安全韧性、环境友好的电池供应链及回收循环体系。中国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动力电池产能。比亚迪、宁德时代等大型电池企业形成了全球领先的成本优势。然而，随着电池成本的迅速下降和新兴市场的快速成长，全球动力电池供应链即将步入多元化竞争时代。2022—2024年，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促使电池产能实现翻倍。2023年，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Regulation (EU) 2023/1542 Concerning Batteries and Waste Batteries）首次设立严苛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标准，意在抢占电池产业竞争新秩序的制高点。韩国加速布局海外电池产能，2024年产能已接近4亿千瓦时。东南亚地区依托独有的关键矿产资源有望成长为新的全球电池制造中心。因此，中国需要做好全球化竞争的战略准备，维护动力电池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并构建完备的电池回收循环利用体系。具体可稳定上游资源保障，统筹国内矿产开发与海外多元布局；搭建动力电池全流程溯源管理平台，规范退役电池流转渠道；加大正负极材料、电池管理系统等核心技术研发，推行电池绿色易拆解设计，降低循环回收成本。

政策建议

以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为指导加速中国绿色发展。面向2035年NDC目标实现重点领域绿色转型。依据全经济范围、全温室气体的减排指标，明确工业、建筑、交通、能源等关键部门未来10年的分阶段绿色转型任务。结合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与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指标，加速能源系统脱碳进程。对照森林蓄积量目标，在重点生态功能区推进森林抚育与草原修复。以更新气候目标为机遇加速形成碳总量约束下的转型发展格局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探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模式；有序构建新型能源系统，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逐步壮大低碳产业体系；持续促进低碳交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建设和减排；塑造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以大规模绿色转型为根本路径应对全球能源供应链深度调整。通过构建自主可控的能源体系保障能源安全。加速建设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积极推进绿氢、绿氨、绿醇制造、智能电网、新型储能等清洁电力技术部署，制定更多具备韧性的需求侧响应政策。建立能源安全预警机制和针对特殊情况的能源价格调控机制。通过培育绿色新动能保持经济增长。以外贸“新三样”为代表壮大中国绿色产业集群，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健全绿色金融体系，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通过绿色信贷和碳配额交易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低碳领域。探索清洁能源产业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融合，积极培育新业态。通过推动绿色转型成果共享来保障民生幸福。加速发展低碳交通体系，全面推广绿色建筑标准，显著改善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建立绿色就业培训体系，针对新能源产业设立专项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重点吸纳传统高耗能行业转岗人员和农村劳动力。

以深挖国内市场潜力为首要措施提升中国清洁能源产品消纳能力。完善国内消费市场顶层设计。健全绿色电力市场体系，明确重点用能单位年度绿电消费比例，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创造稳定的政策预期和市场需求。激发私人消费市场的购买活力，对电动汽车、户用光伏、工商业储能等终端应用，实施投资补贴、税收抵扣或低息贷款等精准激励。拓展多元化应用场景。精准定位细分市场，研发定制化的清洁能源产品。强化风、光、储、氢融合发展，大力推进“光伏+农业”“风电+治沙”“储能+备用电源”等融合项目示范。鼓励在工业园区、公共建筑、矿山油田等区域布局分布式清洁能源系统，提升项目综合收益。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研发—制造—应用—服务”一体化产业联盟，提升产业整体韧性与效率。破除清洁能源制造行业“内卷式”竞争，积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赢。审慎规划国际布局。对重点海外市场实行“一国一策”动态风险管理，清洁能源产品出口优先考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政治关系稳定、市场潜力巨大的新兴经济体。

以净零排放技术为重点提升中国绿色科技创新能力。强化关键绿色低碳技术的攻关能力。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应对核心绿色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重点突破高效光伏电池、绿氢制备储运、新型储能材料、智能电网控制等关键技术。依托国家能源实验室及大型央企研发中心，建设一批核心技术的中试平台和示范线。重点培育国产化应用市场。有效利用中国超大市场规模、完善产业链条、健全工业体系的优势，促进核心绿色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健全风险补偿机制，鼓励行业龙头企业率先试用国产化低碳技术装备。完善绿色技术出口管制体系。形成绿色低碳领域的国家技术安全管制清单，提升对等反制能力。加强低碳化技术与数字化技术融合。重点关注数字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节能与布局问题，并提出技术解决方案。选择钢铁、化工等高碳排放行业，开展“工业互联网+能效优化”试点，形成可推广的数字化减碳技术组合。

以务实合作为目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积极强化与发达国家的气候交流。探索与欧美国家在新型电力系统、甲烷、循环经济、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合作机遇，把握好大国竞争和气候合作的平衡。重点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南南合作。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低碳技术转让、清洁能源产品出口、碳市场建设经验分享，共同保障区域和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和韧性。同时建立“南北南”合作模式。打造多元、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创新中国气候叙事体系。总结中国在新能源产品成本下降、全球最大碳市场运行、特高压技术输出等领域的成功实践，依托联合国气候大会等平台，努力讲好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故事”。

（作者：孙岩、王溥、王毅，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