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金融支持
2026-07-17 17:37
来源：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要依靠科技创新，关键在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而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都离不开金融支持，迫切要求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科技革命加速突破，成为百年变局的关键变量。新科技革命呈现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前沿科技集中涌现，产业化进程加快，为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开辟新途径。
人工智能是新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深度融合和迅速迭代升级，推动人工智能向自主学习、人机协同增强智能和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等方向发展，突破传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带来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2026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人工智能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会上，埃隆·马斯克认为，在某个时间点，机器人数量会超过人类，你甚至想不出要让机器人做什么——因为商品和服务会极度丰裕。他预测，今年年底或明年，就会有比任何人类都聪明的人工智能；到2030—2031年，人工智能将比全人类集体智能还聪明。人工智能的异军突起和在产业变革中的引领作用，使其成为大国博弈的新高地。2025年11月初，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中国将赢得人工智能竞赛。当被问及为什么中国会赢时，黄仁勋将其归因于中国的能源成本优势和更宽松的监管环境。2026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上埃隆·马斯克指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首先是电力保障。从总装机容量、总发电量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来看，中国能源都具有明显优势。
量子科技孕育重大技术范式变革和创新。量子科技发展主要体现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测量3个领域。量子计算超越传统计算极限，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复杂计算任务，为人工智能、密码分析、气象预报、资源勘探、药物设计等大规模计算难题提供强大工具。量子计算最突出的优势在于运算速度，能够显著提升人工智能对大数据的处理效率。目前，我国已经有原型机问世，如中国科技大学的“九章”和“祖冲之”。国际上，美国IBM公司已经在推进量子计算的商用，国内也有企业在积极布局。量子通信有极强的抗干扰和隐蔽性能，在信息传输安全领域有广泛应用场景，成为推动信息通信技术演进和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目前，国内已有企业尝试将量子通信技术加载到手机等移动终端。从更长远来看，量子技术还将与人工智能进一步融合，形成新的技术组合，并孕育新的增长点。
生命科学拓展精准医疗和再生医学、脑机接口等发展空间。以基因组为核心的集成研发、以生物标志物验证为关键的临床技术研究、以基因数据库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精准医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靶向治疗、移动健康监测等快速演进，医学模块加快从临床医学向健康医学扩展，催生生物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近年来，中国生物医药发展迅猛，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北京，都已形成高度集成的研发体系。一些生物医药产品通过授权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的领域——脑机接口是近年来一个活跃领域，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直接连接并实现实时信息交换，呈现巨大的潜在应用前景，未来将从医疗领域应用向教育、工业等领域加速拓展。
制造技术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数字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日趋广泛应用，催生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大幅提升制造系统的柔性和敏捷性，制造业生产流程、研发设计、企业管理乃至用户关系都呈现智能化趋势。传统制造业以工厂为核心，具有集中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特征，而智能制造技术发展推动工业生产向分布式、非标化、定制化方向发展，进而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不仅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还能精准控制工艺流程和能耗，实现清洁生产和节能降碳，推动制造方式绿色化转型。
能源技术向绿色低碳和智能化方向发展。数字智能技术与能源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和能源服务智能化，促进能源结构从高碳向低碳和零碳转变，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向生态适应型转变。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存储和传输技术的进步，深刻改变传统能源结构。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光伏产业规模巨大，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同时，一些新兴能源领域值得关注。例如，广东佛山已经形成了氢能产业集群，但仍面临着成本较高等问题。又如，核聚变，过去普遍认为核聚变实现商用需要50年，而近期多位科学家判断，这一时间将明显缩短。总之，氢能、聚变能等新一代能源技术的发展，将为解决能源需求开辟新途径。
空天和海洋技术向纵深化方向发展。空天技术聚焦空间信息应用和建立更强大的空间探索能力，推进大推力火箭、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新型推进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应用，推动高效率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近地空间站应用、月球与火星探测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一批产业园区，以市场化方式提供商业发射服务。一些企业正在探索可重复使用的往返式运载器。除了空天技术外，海洋技术同样是一个重要方向。海洋技术由浅海向深海、由区域向全球拓展，并向“星—空—海”“海面—海中—海底”空间海洋立体观测网拓展，载人深潜器、海底资源探测和开发、海洋生物技术和海洋生态工程等催生新型海洋经济。
从全球看，科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角逐的主战场，改变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结构，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继续在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高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降维式打击，以确保美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出口管制方面，继续扩大对华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的技术出口管制，限制对华AI芯片和云计算服务出口。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国必须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些年，中国科技进步速度之快，身处其中往往并不容易察觉，但笔者与一些外国友人交流，他们普遍认为，近年来中国科技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5年有2个具有标志意义的进展：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5年的第10位。从创新集群排名看，深圳—香港—广州位居全球首位，北京排名第4位，上海—苏州位列第6位，整体上看，在全球创新集群排名中处于非常靠前的位置。 《自然指数2025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继续保持世界第1位，反映中国基础研究科研产出的快速增长。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创新体系仍有短板弱项。原始创新能力不强。重大原创成果偏少。过去技术可以引进，不需要从源头做起，但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必须加强基础研究，而我国基础研究相对薄弱。2025年中国基础研究占研发（R&D）的比重为7.08%，远低于OECD国家15%—20%的水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基础研究薄弱导致关键核心技术储备不足，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对国外的依赖度较高，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科技领军人才偏少。我国科技队伍规模世界最大，但顶尖科学家数量仍然不足。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那么，怎么实现这个目标？笔者认为需要推进3个转变。
从“跟跑”转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跟随先进国家后面追赶，可以大幅降低技术路线选择和试错成本，但这种模式只能缩小差距，难以实现超越。随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推行“小院高墙”，搞技术封锁，继续“跟跑”已不现实，面向未来，科技创新要从“跟跑”转向更多领域“领跑”，在有较好科技基础、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前沿性领域，培育和形成领先优势，增强非对称反制能力和在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动权。中国能否实现“领跑”，新能源汽车的突破给了我们信心。我国在电池、电机、电控系统都具有“领跑”优势，培育了华为公司、比亚迪公司、蔚来公司、小鹏公司、理想公司等汽车新势力。现在，西方老牌汽车生产企业反向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合资，表明在新能源汽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实现了“领跑”。“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在更多产业领域实现“领跑”。
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改革开放后，通过引进成套设备和终端产品，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再创新，中国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终端产品生产能力，如核电、水轮机、高铁、工程机械和通信设备等，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中间品仍是短板。“十五五”时期，要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从而大幅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
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原始创新就要从源头做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世界科技强国都是基础研究雄厚的国家。“十五五”时期，要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大长期稳定支持，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国内领先行列。
在新科技革命时代，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在牛顿时代，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是相互分离的。而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基础研究向商业化转化的链条大幅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也要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筑牢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根基，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基础研究要实现突破，关键在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在人工智能时代已难以适应科技创新需要，必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通过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等方式，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新路径。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产业分工形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得制造环节的劳动力成本作用降低，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权重提高，发达国家依托智能制造技术优势，弥补劳动力成本劣势，吸引传统制造业回流，提升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力，降低了对低工资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更有甚之，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使得各经济体的生产成本差异逐步消失，传统的比较优势日渐式微，也就是国际分工的底层逻辑发生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全球化退潮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化高潮时期，全球分工不断深化，一个产品往往被拆分为多个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生产，形成高度一体化的全球分工体系。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退潮，全球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拆分为围绕主要制造中心的区域化配置，区域化、近岸化、多元化特征更趋明显。预计未来，全球产业链将继续向北美、欧洲、东亚等重点区域的生产和消费中心集中。21世纪初，东亚生产体系仍以日本为主导，而近年来，中国不仅成为东亚的生产中心，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制造业占全球比重30%左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为了降低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西方以“去风险化”为名推动“去中国化”。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联合西方盟友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构建“印太经济框架”，实行“友岸外包”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实施“对等关税”，客观上导致中国对美出口明显收缩，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下降。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具有强大韧性。2025年中国外贸出口按人民币计价增长6.1%，其中集成电路、汽车、船舶、液晶平板、医疗器械等出口增长最快，显现出中国产业分工地位和价值链的提升。
从供应链视角看，中国制造业在横向维度上具有生产集中度高的优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1年8月发布的报告，在180种全球主要贸易品中，70%的生产集中在中国。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30％，连续16年居世界首位。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成本优势。但在纵向维度上仍存在对外依赖度高的风险，中国制造业主要在下游加工制造环节，面临处在上游的关键核心技术供给和关键矿产生产的经济体“卡脖子”风险，必须在关键核心技术和能源、重要矿产资源供应上增强韧性和安全水平。有人认为，为了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我们应该全部依靠自己，但这会牺牲国际竞争力，这就是产业链“二元悖论”：各国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对国外的进口中间品贸易就越是依赖，其脆弱性也越强。随着某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该行业对外依赖度也将呈现上升趋势。因此，需要在安全性与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点。“十四五”时期，中国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人工智能等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加速应用推广，累计建成3.5万余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中国“灯塔工厂”数量居全球第1位，占比超40%；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等重点产业链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源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换。过去一个时期，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近年来，随着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培育新的优势更为紧迫。随着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数字经济和新能源优势等逐步形成，并转化为新的综合竞争优势，加快推动中国经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传统低成本优势是可以被替代的，但综合竞争优势很难被替代。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不仅是体量，更体现为超大规模经济效应。中国有超过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经营主体超过1.8亿户，是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第一大网上零售市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0万亿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将释放巨大的需求潜能。最重要的是超大规模市场可以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投资、物流、营销、采购等成本，由此形成的综合成本优势可以转化为最终产品竞争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中国已经建成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产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已经形成200多个成熟的产业集群，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在这一体系内，几乎所有配套件都能找到，原料能够被最大化利用。完备的产业体系不仅体现为范围经济优势，还能形成丰富应用场景，促进创新成果市场化和迭代升级，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有2.5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11.3年。每年理工科毕业生超过发达国家理工科毕业生总和。人力资本条件不断改善正在成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具主动性的因素。数字经济和新能源优势。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新增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一半以上，5G通信基站数量全球第一，目前正推进“5G+”应用并着手6G通信布局。新能源领域，持续打破光伏晶硅电池效率的世界纪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60%左右，新能源发电量增量占全国新增发电量近50%。
走向未来，产业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科技创新，没有科技支撑，产业发展空间将受到制约。“十五五”时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重点是“一硬一软”。“硬”的方面，要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软”的方面，要建设市场化的科技服务和技术交易体系，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加强技术经理人等科技成果转化人员队伍建设，形成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生态环境，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从根本上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华为在上海青浦建设“华为青浦研发中心”，就是企业向基础研究领域拓展的典型案例。华为“创新2.0”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打破传统的理论和技术的瓶颈，实现基础理论和新技术的创新，实现“从0到1”的突破。
展望未来，中国产业发展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行业分布广，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0%左右，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要以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为战略方向，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推进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网络、经营管理等全链条多元化应用，进而推动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理创新。智能化方面。一方面，要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扩大工业感知网络覆盖，打造海量物联接入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与5G通信、确定性网络、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加快实现工业数据的汇聚、分析和应用，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建设和标准规范制定，加快典型应用场景推广，提升工业互联网的行业赋能能力；另一方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工程化产业化落地，将技术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融合化方面。要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我国制造业以生产型制造为主，产业链条短，产品差异化不足，增值能力不强。发达国家制造环节增值占比不到40%，生产性服务环节增值约占60%，而我国制造环节占比仍然居高不下。“十五五”时期，要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发展科技研发、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绿色化方面。要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打造更多绿色车间、绿色工厂，建设低碳、零碳园区。加强环境、社会、治理（ESG）标准体系建设，构建绿色产品认证体系，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
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引领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可以预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应用阶段，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推进应用场景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未来产业是决定全球未来产业版图和各国产业竞争力消长的关键变量。《建议》明确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产业的战略重要性、先发锁定性和长期探索性，决定了要将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前沿探索作为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的优先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应用场景为牵引，鼓励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探索、同台竞争，赢得未来产业的先发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科技创新活动对人力资本、科研设施、大学和科研机构等要求较高，创新密集型产业在空间上具有更高的集中性，也就是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各地方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由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科技含量高、技术迭代快、资金投入大，在这些领域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会更大。
推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科技、产业、金融是3个既独立运行又相互联系的领域，虽然有各自的运行范式、评价体系和发展规律，但同时又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形成互为牵引、双向作用的循环模式，并内嵌于所处的经济体系和发展范式之中。
科技创新是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源头，发挥关键引领作用。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是产业发展和产业创新的动力源泉。产业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规模化应用的载体，产业创新难以脱离科技创新而自主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都离不开现代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支持。科技创新活动具有资金需求大、风险高、信息不对称、主体分散的特征，而金融市场有动员资金、风险管理、激励约束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可以在加大创新投入、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科技、产业、金融互动关系是动态演进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现代商业银行兴起，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持。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现代投资银行崛起，满足大规模工业化的融资需求。第三次科技革命，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成为重要推动力量，满足对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早期投资需求。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改变产业和金融发展生态，迫切要求加快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
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化需要多个“惊险一跃”。科技创新往往始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为困难。从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到大规模产业化阶段，整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不同阶段之间的转化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失败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创新主体往往难以独自承担创新活动中的全部风险，需要通过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实现风险在各参与主体间的合理分担。金融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分散和配置风险，通过多元化投资、拉长投资周期等进行风险管理，利用跨期资源配置工具、优化资产组合等方式降低和转移风险，实现各创新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散和共担机制，加速创新进程和提升创新效率。
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需要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科技创新企业成长过程可分为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金融服务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差异性。种子期、初创期需要的资金规模相对有限，但要求资金有比较高的风险容忍度，以匹配科学研究天然存在的巨大不确定性。随着进入成长期、成熟期，科技创新不断走向现实生产力，对应的融资需求规模不断增加，同时投资回报的确定性也在增加，而对资金风险容忍度的要求则趋于下降。科技创新到产业化的周期长，风险和不确定性高，而金融恰恰可以发挥跨越时空聚集资本、配置资源、发现价值和管理风险的功能，并且在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过程中获得长期回报（图1）。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这种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对工业化、城镇化高速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现有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逐步显现，主要是金融服务供给与科创企业融资需求不匹配，主要表现为：风险不匹配，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存在不确定性，而商业银行追求收益确定性；周期不匹配，科技创新到产业化长周期需要用“长钱”，而商业银行倾向于给“短钱”；资金规模不匹配，科技型企业早期需要用“小钱”，而商业银行习惯于给“大钱”；商业模式不匹配，科技企业以知识产权、技术、数据等无形资产为核心，而商业银行以固定资产为抵押物确定贷款额度。由此可见，为更好发挥现代金融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支持作用，金融体系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与银行贷款相比，以股权、债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模式更有利于科技与资本的结合，也是国际上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主流模式。适应我国经济由“房地产—土地财政—金融”循环的债务驱动发展模式，转向“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需要推动以债务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逐步转向以股权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为此，近期可以从7个方面着手。
拓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开展信用贷款、知识产权和股权质押贷款等业务。例如，中国工商银行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惠享贷”、中国农业银行的“专精特新小巨人贷”、中国银行“中银科创算力贷”、中国建设银行“产业园区贷款”、华夏银行“科技金融贷”、平安银行“科创贷”等。推动商业银行在科技资源集聚的地区设立科技分（支）行，依托科技支行探索开展认股权贷款等股债混合型融资模式。
优化投贷联动模式。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与外部投资机构深化合作，探索“贷款+外部直投”等业务新模式，推动金融服务在科技企业生命周期中前移，探讨投资收益抵补信贷风险的可行路径，改善科技金融的风险收益结构，实现风险与收益的跨期平衡。
债券市场设立“科技板”。加大对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等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的支持力度，为科技创新募集长周期、低利率、易使用的债券资金，提升债券市场对科技创新的适配性。同时创设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通过担保增信、直接投资等方式，支持股权投资机构发行低成本、长期限的科技创新债券。
鼓励发展创业投资。2025年，科学技术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加快建立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提出，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这就要求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支持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养老金等按照商业化原则投资创投基金，解决“募、投、管、退”中“募”的问题。同时，还需要畅通创投基金退出渠道。深入推进全面注册制改革，促进首次公开募股（IPO）和再融资常态化，给创投基金退出以稳定预期。大力发展并购市场，鼓励设立市场化并购母基金。近期，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已正式启动，通过发挥中央资金引领带动作用，吸引地方政府、中央企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等多方参与，形成万亿元资金规模，通过投基金、投企业、投项目，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置20年存续期，其中10年投资期、10年退出期。通过更长久的投资期限，为企业提供长周期的资金供给；又通过更宽松的退出时限，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用耐心资本陪伴企业“长跑”，培育千行百业的“小巨人”和“独角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构建“基金公司—区域基金—子基金”3层架构。区域基金通过“子基金+直投项目”方式投资，子基金占比不低于80%，子基金平均规模不超过10亿元，70%资金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京津冀区域基金由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理，长三角区域基金由国投创合（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基金由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每只区域基金总规模均超过500亿元。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导向，重点投资估值5亿元以下的小型企业，单笔投资不超过5000万元，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和未来能源等硬科技领域。首批3只区域基金已与49只子基金和27个直投项目签订投资意向。未来将推动在3个区域设立超600支子基金，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增强股权市场支持科技创新功能。优化科技创新企业甄别筛选机制，进一步提升科创板、创业板、北京证券交易所等服务创新型企业的水平。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支持创新的积极作用，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融资服务。深化退市制度改革，简化退市程序，完善退市标准，推动形成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
完善融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通过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构建动态信用画像，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健全科技型企业融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完善科技型企业融资担保业务模式。完善再保险服务体系功能，为科技保险有效分散风险。探索地方政府对科创企业增信和风险补偿机制。
加强科技对金融服务的赋能。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智能风控模型，动态评估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金融机构的决策成本和风险。通过智能投顾，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投融资方案，优化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技术，实现跨境支付和供应链结算的高效化，降低交易成本。
（作者：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