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有计划、有组织开展大规模扶贫开发40年，也是中国东西部扶贫协作30年。5月27日，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这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是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实践。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新时代以来，中国直面全球减贫难题，交出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时代答卷。本期邀请多国专家学者畅谈中国减贫实践，展现中国经验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智慧与力量。

林占熺（福建农林大学教授、菌草技术发明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菲利克斯·达科拉（非洲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高级顾问）

埃万德罗·卡瓦略（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

哈桑·达乌德·布特（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区域研究中心主任）

托马斯·海贝勒（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资深教授）

谢莫尼勒（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

理念之新：

从“单向输血”到“系统造血”

哈桑·达乌德·布特：近几十年来，中国创下了人类减贫史上的空前壮举，让超8亿人摆脱贫困。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出了一条迥异于西方传统援助模式的扶贫道路。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是重大经济成就，也是卓越的人权实践，以独特的贫困治理理念丰富完善了人权内涵。中国消除极端贫困，让数亿民众在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实现全面改善，既提升生活水准，也彰显民族尊严，激发民众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主动性，减贫进程就是扎实保障人权、深化全民人权认知的过程。如今，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已形成共识：国家发展与人权保障相辅相成。

谢莫尼勒：中国反贫困理论实现从“单向输血”到“系统造血”的理念创新，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打破了传统减贫模式易陷入的福利依赖困境。贫困群众从发展帮扶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自主发展的主动参与者，“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减贫的核心创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理念，深刻诠释了人的内生动力在扶贫实践中的关键价值。这些为全球减贫提供重要启示：减贫不能单纯依赖外部援助，更需构建激发个体动力、激活地方活力的长效机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跳出“年年扶贫、年年返贫”的困境提供了全新思路。

林占熺：中国减贫的重要经验是充分尊重、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增强其参与发展、共享发展、自主发展的能力，让贫困群众既是减贫受益者，也是发展贡献者。中国将菌草技术应用于国际减贫，同样坚持“激发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发展，通过培育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可持续减贫。截至目前，菌草技术已直接传授给万余名国际学员，被翻译成18种文字在全球传播，成为中国援外“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的典范，给当地带去了技术，也传递了可持续发展理念。

埃万德罗·卡瓦略：中国深刻认识到，贫困是由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市场体系薄弱等多重因素所致。坚持系统思维是中国成功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不把贫困当作孤立问题，而是针对各类关联成因综合施策；始终秉持辩证思维，统筹兼顾帮扶与发展、城市与乡村等关系。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于将减贫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产业发展、区域协同、文明建设等方面一体发力。

托马斯·海贝勒：中国减贫是一个兼具长期性与复杂性的过程，根基是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中国减贫最突出的优势，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能力，具体体现为基建投入、定向帮扶、严格监管等。中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铁网，许多区县通过交通改善带动劳动力流动、农产品流通和旅游业发展；扶贫实践中，易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扶持、贫困家庭小额信贷等举措高效落地。

治理之优：

精准识别贫困家庭、定制帮扶措施

托马斯·海贝勒：中国减贫实践中，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实践证明，这一机制具有极强的行政动员与执行效能，在脱贫攻坚这类规模宏大、有明确时间节点的重大工作中优势尤为突出。

贵州就是典型例证。我曾多次赴当地实地调研，看到各级权责划分清晰，省级领导与基层干部签订责任协议，县乡干部以可量化减贫成效为考核依据，村庄推行结对帮扶。这一机制的核心优势，在于权责纵向贯通、层层压实，将中央决策精准转化为地方举措与基层行动。

哈桑·达乌德·布特：精准扶贫是中国减贫的重大创新与显著特征，以数据为导向，精准识别贫困家庭、定制帮扶措施，聚焦改善贫困人口就业、教育、医疗等状况，辅以强有力的监测机制，确保扶贫资源高效利用、成果可量化。

中国扶贫的另一大创新，是通过大规模基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依托物流网络让农产品走向全国，帮助不少农村形成特色产业，实现自主脱贫；基建与科技赋能让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下沉农村，持续改善民生。此外，中国高度重视职业培训，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践行“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理念，增强贫困人口的尊严与底气。

谢莫尼勒：中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的全链条减贫管理，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立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是中国减贫实践中极具针对性的长效机制，通过常态化排查、精准预警、及时帮扶，将贫困治理的长期性认知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实践行动，有效防范“贫困回流”，稳固发展成果。实地调研中，基层干部的作用最令我触动。他们扎根一线，精准、务实、为民的特质，是中国减贫道路行之有效的核心密码。

菲利克斯·达科拉：我曾深入河北乡村调研，深切感受到中国减贫绝非单纯经济议题，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基层政府联动村民组建农业合作社，整合零散小农户实现农产品统一购销与收益统筹分配，同时培育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业态，既拓宽增收渠道，也筑牢农村经济韧性。大批大学生村干部扎根乡村，以专业知识和现代治理思维赋能基层，带动产业升级。

埃万德罗·卡瓦略：跨区域帮扶是中国治理最具独创性的机制之一，“闽宁协作”是典型示范。对口帮扶不仅是资金转移，更兼顾技术、管理、市场、技能培训等全方位能力建设。此外，中国坚持产业扶贫与帮扶援助相结合，着力培育本地产业链，将地方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当前，中国常态化开展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立足贫困问题的动态特征，中国依托国家与社会力量协同发力，以制度化举措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彰显出精准、务实、长效、为民的特点。

世界之益：

理论与实践持续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

哈桑·达乌德·布特：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70%，已成为世界减贫治理的标杆。中国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为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持续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减贫给巴基斯坦带来两点重要启示：一是保持扶贫政策连续性，突破政治周期局限，引入企业参与，以产业发展稳固减贫成效；二是借鉴中国东西部协作模式，将偏远地区纳入国家发展布局，统筹均衡配置扶贫资源。

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的成立，在全球减贫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已逐渐形成全球合力。未来，联盟将搭建起高效合作平台，促进减贫经验、实用技术与人才培训的常态化交流，全球减贫合作有望越来越紧密。中国减贫经验也将借此进一步走向世界。该联盟的成立充分说明，消除贫困、改善民众生活水平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突破发展瓶颈、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必由之路。

林占熺：1995年，中国首个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在福建农林大学开班，正式拉开菌草技术援外序幕。2017年，菌草技术纳入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重点项目，目前已推广至全球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在菌草技术国际合作中，我们推动技术本土化、简便化、标准化，让当地困难群众便捷参与发展。相关合作紧扣减贫就业等发展目标，切实增进当地民生福祉，广受发展中国家认可。菌草减贫经验走向世界，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架起联通各国的绿色之桥、发展之桥、合作之桥、友谊之桥。

菲利克斯·达科拉：中国持续以多种方式同非洲分享减贫经验，深化务实合作。以菌草技术为例，该技术已在莱索托、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多国落地，既可栽培食用菌，又能生产养殖饲料与生态修复材料，助力农民增收、生态改善。中国在非洲建成20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300多项农业技术，开展良种普及、农机应用与技术培训。非中还创新打造减贫示范村，整村统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2024年启动的中津农业合作示范村，通过太阳能灌溉、良种推广、种养结合，帮助贫困村稳产增收。

2024年，非中联合成立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聚焦高产作物、节水灌溉等技术的联合研发与示范推广，有力支撑非洲农业转型。中国不仅走出了行之有效的减贫道路，更将减贫经验转化为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全球贫困治理和人类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谢莫尼勒：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彰显发展中国家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应对贫困挑战的坚定决心。当前不少国家仍存在城乡差距扩大等发展难题，单靠个别国家难以有效解决，联盟为各方开展政策交流、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搭建起新的多边平台。联盟着力推进“小而美”合作项目，涵盖农业技术、基础设施、职业教育等领域，贴合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既能快速惠及基层群众，也能持续增强当地自主发展能力。

柬中合作是“授人以渔”的典范：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柬埔寨数万青年提供高标准职业技能培训与稳定收入，柬中友好扶贫示范村项目通过深度协作切实改善了柬埔寨农村民生……中国通过农业技术转让、职业培训等支持，有效提升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增强其参与全球市场的能力，增强各国自主发展的信心。中国提出并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将助力实现全球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本报记者韩硕、赵益普、白元琪、钟自炜、时元皓、徐馨、戴楷然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