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此举是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核心举措，对筑牢中国生态环境安全屏障，护航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2025年全球临界点报告》指出地球系统已突破第1个气候临界点。报告称，随着全球变暖突破临界阈值，温水珊瑚礁大规模死亡，标志着地球气候系统中的多个临界元素的稳定性面临威胁，意味着人类可能将要面对全新的气候现实。显然，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需要直面这一新的现实背景，亟须厘清气候临界点的关键特征与其引致的主要风险挑战，并据此开展治理工作。

气候临界点的基本概念与关键特征

气候临界点的基本概念

临界点是指，一个系统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发生转变的门槛。在地球科学领域：人类活动有可能将地球气候子系统推向特定阈值，超过阈值后子系统的状态会发生改变，进而对气候系统和人类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地球气候子系统被称为临界元素，临界元素对应的阈值被称为气候临界点。

临界点和临界元素是相互关联的一组概念，因此对这2个概念的辨析始终是绑定在一起进行的。不同学者对临界点和临界元素的定义存在差异，争论主要体现在： 子系统状态的改变在怎样的时间尺度下发生时，才可被称为临界元素； 临界元素的临界点是否存在精确的阈值； 突破临界点后，临界元素的状态改变是否不可逆。Armstrong指出可以基于时空和影响的标准，对以上争议进行限定。一方面，地球系统在亿万年的时间尺度上不断演变，不同子系统反复经历各种状态，因此对于地球本身而言并不需要界定气候临界点。而临界元素的状态改变会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影响，才得以被概念化。因此，所有研究都应以人类的主体性为基准。另一方面，临界元素和临界点的研究意在指导人类，科学干预不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气候状态改变，因此时间尺度的确定应当以人类政策规划时间尺度为标准。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临界点迫近下的风险治理，在该议题下，做出如下界定： 本文认为，当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应该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尺度上展开研究。因此，不论子系统状态改变的时间尺度有多长，只要是能够因人为强迫的微小变化而发生非线性状态改变的地球气候子系统都可以被称为临界元素。 只有临界点存在精确的阈值时，人类才能有目标地调控生产活动，以避免越过临界点。因此，本文讨论以临界点存在精确阈值为前提。 如果某一子系统的状态需要百年及以上的时间才能发生显著变化，那么人类活动是难以干预该子系统变化的。相应地，这种状态的改变便构成不可逆。因此，本文讨论的前提是部分临界元素的状态改变是不可逆的。

临界元素与气候临界点的识别

现有文献对地球各气候子系统进行了分析，识别了一系列临界元素及对应的临界点。由于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仍在不断深化，现阶段识别出的临界元素和临界点在未来可能会发生改变。正因为认知的有限性，不同学者依据差异化的标准识别出了各异的临界元素和临界点。2008年，Lenton首次提出地球气候系统存在9个确定的临界元素。2022年，Armstrong在既往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16个临界元素。2023年，Wang综述了既往文献提及的临界元素，将其划分为7类全球性临界元素和3类区域性临界元素。不同研究对各临界元素的临界点也持有各自的观点。

本文列举了8种具有代表性的临界元素（表1）。除去表中的临界元素之外，山地冰川退化、东南极冰下盆地塌陷、东南极冰盖消融、永冻土融化等一系列地球气候子系统也被认为是潜在的临界元素。此后仍然有更新的研究不断提出潜在的气候临界元素。例如，青藏高原也被指出可能是一种潜在的临界元素，此处不再一一列出。此外，对不同临界元素的重要性的判断也存在差异。例如，由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牵头、全球23个国家87家机构的160名研究人员共同撰写的《2025年全球临界点报告》将珊瑚礁、西南极冰盖、海洋副极地环流、大西洋热盐环流、山地冰川、亚马孙雨林作为最有可能被触发的气候临界点进行讨论。而Deutloff则认为有9个临界元素已然处于或者接近临界点状态。

气候临界点的关键特征

临界阈值与不可逆的剧烈跃迁。气候临界点本身是一种非线性临界阈值，临界点被突破后系统会发生非线性改变，即系统状态的剧烈跃迁。并且，相对于人类活动尺度而言，这种改变是不可逆的。一方面，不同临界元素状态的剧烈跃迁可以由对古气候的研究佐证。例如，古气候证据表明，变暖的地球时期可能在数十年或数百年的时间尺度下，发生了极地冰盖、海平面、水文气候和海洋环流的剧烈变化，并进一步影响生态系统。另一方面，现阶段对临界元素的观测已然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已经导致了部分临界元素发生潜在的状态改变。例如，Xi等人发现北方针叶林的树种多样性在过去20年中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在极端变暖区域该趋势被逆转。综合来看，古气候研究表明临界元素的临界点及非线性改变真实存在，而对当下的研究则表明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正在推动临界元素跨越临界点，并引致临界元素的状态改变。

正反馈机制与自我延续性变化。正反馈机制是一个系统自我强化的过程。在正反馈机制下，每次输出都会使下一次的输入增大，导致系统输出值不断增大，最终趋于无限大。这种过程往往使系统趋于崩溃或失控。当全球变暖使临界元素逼近临界点，气候系统内部的正反馈机制会成为助推器，即便人为因素对系统的影响停滞，状态的改变仍然会继续推进，甚至呈现自我加速态势，即自我延续性变化。例如，永久冻土解冻后，冻结的有机物迅速分解并排放温室气体，加剧全球变暖，并进一步促使永久冻土解冻；极地冰盖减少会降低地表反射阳光的能力，更多太阳能被地球吸收后进一步升温，又导致更多冰雪融化；海冰大幅退缩，深色海水暴露后吸收更多太阳辐射，海温上升反过来加快融冰速度。以上循环意味着冻土、冰盖和海冰到一定程度后，可能进入失控的快速融化，直至达到新平衡。

复杂关联与对气候的系统性影响。各个气候临界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地球气候系统中的临界元素通过大气环流、海洋环流和水循环等物理过程紧密地耦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复杂网络。在该网络中，任意一个节点的状态变化，不仅取决于人为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与其关联的其他节点状态的影响。一个节点的状态跃迁，会通过网络连接改变对其他节点的输入，可能将它们推向自己的临界点。例如，格陵兰冰盖的融化会向北大西洋注入大量淡水，从而可能减缓大西洋热盐环流；而环流的减弱又会改变区域降水模式，给亚马孙雨林带来干旱压力。这种由1个节点的崩溃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现象，便是级联效应。可见，气候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开启，便会对地球系统整体造成显著影响。

气候临界点迫近带来的风险挑战

由于气候临界点的特性，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也自然会表现出不可逆、自我延续和复杂关联的特性。其中，复杂关联的特性不仅体现在气候系统内部，还会表现在气候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国家安全体系的紧密关联。因此，气候临界点迫近带来的风险挑战会体现在3个方面。

气候物理风险

单一临界点导致的直接风险。单一临界点被突破会通过气候遥相关直接对中国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气候遥相关是指，虽然在地理距离上2个系统并不紧密相邻，但是2个气候系统表现出相互影响和关联的特征。当一个气候系统发生扰动，远离扰动源的另一个系统的气候状态与扰动源同时或滞后发生相关联的显著气候响应。被认定为临界元素的气候子系统不一定与中国临近，但是他们与中国的特定气候子系统存在气候遥相关。因此，当这些临界元素突破临界点后，中国相应的气候子系统将直接受到不可逆的显著影响，导致中国生态环境改变。例如，青藏高原与全球其他区域的各临界元素之间存在显著的遥相关，与此同时，青藏高原对中国全域的气候都有重要影响。现有研究表明，北极、南极和亚马孙森林等众多临界元素的气候改变可以通过大气传播到青藏高原，并显著影响青藏高原的气候。

最显而易见的是，亚马孙雨林的临界点被突破会造成中国的生态风险。雨林退化会影响地球系统水循环的平衡：森林会向大气释放水蒸气，风则将这些水分输送，由此将不同地区的水资源关联在一起。亚马孙雨林如同一个水泵，如果森林被砍伐或者退化，树木的蒸腾作用将减弱，并借由大气环流影响远处地区的水资源循环。其中，受到亚马孙雨林影响的地区之一便是中国的青藏高原。现有研究指出，这一影响路径或自南美洲开始： 南美洲东海岸的反气旋环流将亚马孙雨林的水汽带到非洲南部； 热带辐合带控制着非洲季风，将风裹挟水汽从非洲南部吹向中东； 北半球中纬度西风将水汽从中东传导至青藏高原。而气象数据也支持了该路径，两者之间的各项气温指标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各项降水量指标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综合而言，现有研究表明亚马孙雨林和青藏高原虽然远隔千里，但是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物理联系，亚马孙雨林的临界点被超越有较大概率会影响中国青藏高原的区域气候。

级联效应导致的整体性风险。级联效应是一个系统里互相关联的元素中，一者的改变会引起整个系统的连锁波动。即便只有个别气候临界元素的临界点被突破，全球各临界元素都会随之波动，并带来全球气候系统的整体性变化。最为直接的整体性变化包括2个方面：

临界点突破通过级联效应加剧全球极端气候风险。例如，厄尔尼诺变化会通过增加极端气候，导致野火肆虐、作物歉收。在工业发展之前，极端气候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是自然气候系统的内在节律。然而，随着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加剧，极端气候发生的规律正在被改变。极端气候将呈现非线性持续增多趋势，极端气候发生的周期将缩短，灾害频率加快，且更难预测。中国的极端气候事件也逐渐增多。《中国气候公报2024》显示，2024年全国平均气温达到了1951年以来历史最高，全国极端高温和极端连续高温事件数量排1961年以来的第2位（2022年第1位），平均降水量排1951年以来第4位，暴雨次数为1961年以来最多，极端日降水量事件数量排1961年以来第2位（2016年第1位）。

临界点突破通过级联效应加剧海平面上升风险。海平面变化与大气、海洋、冰冻圈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各临界元素被突破都可能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此间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2类：第1类是通过影响气温上升加速海洋的热膨胀；第2类是通过级联效应影响南北极冰盖、冻土的消融，增加海洋的水分。由此直接或间接导致海平面上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临界元素存在遥相关，单一临界元素被跨越也可能会通过级联效应使得全球各临界元素关联在一起加速变化，加剧海平面上升的整体性风险。自1900年以来，全球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1.5毫米。而中国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海平面，中国沿海地区存在严重的地面沉降问题，上海市的部分区域在20世纪累计下沉超过2米，这进一步使海平面上升的风险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重要气候物理风险。与此同时，各种气候物理风险会相互叠加。例如，极端气候会改变降雨模式，而海平面上升会削弱城市排水系统的有效性，两者叠加使得中国沿海城市的洪涝风险加剧。

经济社会风险

生产力风险。临界点被突破导致的气候物理风险会影响劳动者，造成劳动供给减少和劳动生产率降低，进而改变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力，形成生产力风险。一方面，临界点被突破导致的气候物理风险会通过提高死亡率、促进劳动人口迁徙、增加工人因病缺勤、减少劳动者工作时间，进而降低社会生产中总的劳动供给。另一方面，临界点跨越导致的气候物理风险会通过降低劳动者认知能力、体力劳动能力，进而降低劳动者的生产率。《2024年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中国报告》显示，2023年因高温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损失达到2834亿美元。在中国，劳动力供给和劳动质量的降低还会与人口老龄化问题叠加。现有文献以高温为例，研究了在高温与人口老龄化叠加的背景下，“二孩政策”是否能够缓解生产力风险。模拟结果显示，到21世纪末，“二孩政策”可以将中国全部劳动力的总体工作时长增加12%—19%，但是高温可能会导致劳动力产出降低19%—29%。该结果仅考虑高温便足以表明，即便贯彻实施二孩政策，临界点跨越导致的气候物理风险仍然会导致中国面临严峻的生产力风险。

贸易风险。 临界点被突破后可能会改变当前全球的贸易格局。全球的贸易格局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区的气候现状塑造的。例如，不同的气候条件决定了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劳动力供给和制造业选址，也会影响各区域的商品价格，同时大气和海洋环流还会影响不同航线的航运成本等。而气候临界点被突破后，季风、环流、海平面都会受到影响，区域气候可能会变得不再适宜耕种原有的农作物、制造业基地可能会被海水淹没、原本劳动力低廉的区域可能因极端气候而不再有充沛的劳动力供给，进而导致原有的农业、制造业的经济贸易格局都发生较大变化。 临界点被突破后，极端气候可能会频繁导致供应链中断，造成供应链稳定性不足。虽然不同临界点被突破对各个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也即气候物理风险在全球各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但是全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在特定供应链上的一个国家出现极端气候，由此导致的生产风险都有可能会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各国。同时，不同产业的供应链存在差异，因此气候临界点被突破后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对不同产业结构的国家影响也不相同。制造业由于其供应链长、供应商众多且分散，会受到最大的影响。而中国是制造业重镇，相关研究预计，仅极端高温便会通过供应链中断导致中国经济损失2.7%左右。

民生风险。 临界点被突破后导致的气候变化会影响公民健康水平。这种影响不仅仅包括极端气候给人体当下带来的健康负担，还会造成长久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人类在生命初期生活的气候条件会通过影响生长发育，进而改变人类一生的长期健康和福祉。例如，若母亲怀孕期间长时间暴露于高温环境，那么胎儿的发育会被影响，并导致新生儿体重降低。 临界点被突破导致居民收入和福利降低。除去气候变化导致就业市场改变、工作生活环境恶化以外，生命早期的健康损害还会对公民一生的工作能力和生活质量造成影响。 临界点被突破会增加公民死亡率。临界点被突破导致的气候变化不仅会对健康造成伤害，有时还是致命的。例如，高温和寒冷都有可能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发病造成影响，湿度则是流感传播的重要驱动因素；传播疟疾和登革热等疾病的媒介蚊子和寄生虫的繁殖同样受到气候因素调节。④ 临界点被突破导致的气候变化会催生社会治安问题。已有研究表明，高温和降雨等气候变化会使社会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增加。可见，极端气候会加剧社会不稳定，而且低收入人群更有可能面临以上风险，进而造成气候不平等。

国家安全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气候临界点被突破将改变地缘政治格局，表现为冲突加剧与秩序重构2个方面。 气候临界点被突破将进一步激化地缘政治中的现有矛盾并制造新的冲突。现有研究表明，缓慢的气候变化确实会对地区冲突产生激化作用，但是这种激化作用远小于政治经济因素。不过，当气候波动超过历史波动范围时，地区冲突风险将以非线性趋势急剧上升。这表明气候临界点被突破与缓慢的全球变暖的整体趋势不同，一旦临界点被突破，气候以非线性趋势变化将关联导致冲突风险显著激化。同时，原本处于稳定状态的议题，也可能由于临界点被突破，成为地区之间冲突的导火索。例如，气候变化可能会使得部分地区不再适宜居住，再次引发移民问题。 气候临界点被突破后全球治理的秩序格局可能面临重构。临界点被突破导致的气候变化将改变各个国家原有的地理禀赋，进而影响全球治理格局。例如，北极海冰消融对全球航运和资源开发利用格局的重塑，将使北极圈周边国家的话语权增加，并削弱各国对原有重要航运港口的依赖。此外，临界点迫近的危机感将加剧各国的民族主义，进一步推动原有的国际格局改变。

粮食安全风险。 气候临界点被突破将直接系统性地破坏现有的农业生产。直接破坏是因为农作物生长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敏感且快速。系统破坏是因为单一临界元素的临界点被突破将导致级联效应对全球各区域的气候系统产生影响，因此全球各地区的农业生产都将受到影响。例如，亚马孙雨林被破坏将通过季风影响青藏高原的气候，并由青藏高原的变化进一步改变中国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格局。此外，海水变暖还会导致全球珊瑚礁危机将威胁海洋生物的整体生态系统稳定性，进而影响全球渔业生产。 气候临界点被突破将减少全球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环境面积。研究表明，即便实现1.5℃的气候目标，全球的耕地面积也将减少12.8%。这种减损表现出2个特征，一是普遍减损，即全球各个地区都会减损；二是减损程度在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受耕地缩减影响的国家有81%位于地球南方。这2个特征是相互关联的，在地球南方普遍减产的同时，地球北方的主要粮食出口国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国家的出口量将减少12.6%。综合这2个特征可知，临界点被突破后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粮食安全问题。与此同时，粮食短缺还会通过地缘政治、社会稳定、国家博弈等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

资源能源风险。 水资源风险。最显而易见的是，青藏高原的冰川和冻土消融将长期影响亚洲人口的淡水供应。青藏高原的湖泊和冰川占中国总量的52%和80%，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等主要的亚洲大河都发源于此。而青藏高原是一个潜在的临界元素，并且与其他临界元素相互关联。由于临界元素的特性，青藏高原变暖速度超过全球平均速度，并且海拔越高，升温越快。冰川消融和冻土的退化，将导致下游水资源先多后少，极大程度地影响水资源安全。 战略矿产风险。气候变化将推动全球向绿色经济转型，这一过程将引致新装备制造、基础设施更新等，均需要稀土、锂、钴等关键矿物提供支撑。战略矿产的开采和加工本身高度耗水且受气候影响，并且战略矿产在全球分布不均，临界点突破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和供应链中断都将进一步加剧战略矿产风险。新能源的开发风险。大力发展风、光、水电等新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但新能源的生产高度依赖特定的、稳定的自然气候条件。气候临界点的突破会系统且不可逆地破坏这些条件。

基础设施风险。基础设施风险体现在物理摧毁与功能瘫痪2个方面。 物理摧毁表现为基础设施实体和功能的双重损害。临界点被突破后对基础设施物理摧毁的路径包括2点。不可逆的慢性损毁。例如，海平面上升将造成不可逆的领土淹没，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经济中心的世界级工厂、港口、机场交通枢纽等重大基础设施将被淹没。剧烈的急性损毁。例如，临界点被突破后造成的极端气候频发将导致台风、洪水、热浪与野火更加频繁且危害性更大，将在短时间内毁坏重大基础设施。 现代的重大基础设施往往是由不同地区的多个基础设施共同构成的高度互联的复杂网络，临界点被突破后不仅会加剧单一基础设施的物理损坏，还会由关键节点失效引致复杂网络的功能崩溃。例如，电力网络、数据存储、轨道运输等重大基础设施中，部分节点因物理摧毁而失效，而后这种损害将通过电网、光缆、铁轨传播，导致整个区域基础设施的功能瘫痪。最显而易见的是，一个主要变电站的损毁可能导致一片区域停电，进而使依赖电力的各个社会系统停摆。

综合来看，气候临界点的突破不仅会在气候系统内部产生级联效应，而且极有可能会在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方面产生连锁负面效应。更为关键的是，各类风险会相互交织、叠加放大，形成复合型系统危机。

应对气候临界点迫近的治理建议

为了应对气候临界点迫近带来的风险挑战，本文提出“预防突变—保持韧性—主动适应”的“三位一体”治理架构。其中，“预防突变”意在筑防线，通过关口前置尽力延缓或阻止临界点被触发；“保持韧性”意在守底线，通过系列举措使经济社会系统能够在面对临界点触发的冲击时不崩溃；“主动适应”则是谋长远，通过主动调整治理格局，使人类社会适应临界点迫近下的气候条件。三者并行不悖，预防为韧性争取时间，韧性为适应提供基础，而适应的需求反过来又指导预防的重点和韧性建设的方向，共同构成应对非线性气候风险的完整闭环。

转变气候治理思路：从“应对变化”转为“预防突变”

以往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往往是针对线性变化的气候改变，如全球温度上升。而临界点揭示了非线性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气候治理应当转向预防突变。预防突变的核心在于将治理的关口前置，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干预，其逻辑起点是阻断或延缓临界点的触发进程。

严格执行气候减缓政策。减缓政策是指通过能源转型、提升能效等手段从源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项措施，但其执行面临严峻的全球集体行动困境：国家间对减排责任相互推诿，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在减排政策上摇摆不定，导致当前全球减排力度与科学要求仍有差距。鉴于气候临界点被突破后导致的气候变化具有不可逆性，一旦突破将引发不可挽回的地球气候系统突变。国际社会需要摒弃短期利益博弈，将碳减排的相关减缓政策贯彻执行，努力使碳排放限制在现有研究确定的安全阈值之内。

升级气候系统监测网络。基于级联效应的系统性监测可以帮助实现风险源的早期识别。临界点并非孤立存在，此间的遥相关使得风险传播如同多米诺骨牌。因此，对单一要素的孤立监测难以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准确评估。有必要构建覆盖所有已识别和潜在临界要素的全球一体化监测网络，综合利用卫星遥感、地面观测等手段，高频次、高精度地追踪如冰盖退化、雨林砍伐、大洋环流减弱等关键指标。以此达到： 为识别系统是否正在逼近临界点提供早期预警信号； 为理解和量化不同临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级联路径提供数据基础，从而将风险管理从单一节点提升到复杂系统的层面。

加强气候变化预测。利用先进计算与大数据，提升对突破临界点的预测能力。通过发展新一代地球系统大模型，融合多源监测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挖掘海量气候数据中的深层规律，以此更准确地模拟临界元素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从而识别出可能导致系统崩溃的关键阈值与传播路径。同时，应建立基于大模型的临界点动态预警平台。通过该平台实时追踪关键指标变化趋势，智能识别系统失稳的早期信号，实现对高风险临界元素临界点突破可能性的动态评估与预警。为主动防范不可逆的突变提供更可靠、更及时的科学决策支持。

储备气候干预技术。为极端情景作预案，提前研究干预技术。面对部分临界点可能已被触发或迫在眉睫的严峻现实，必须以前瞻性和高度审慎的态度，开展可用于应对极端气候、海平面上升等气候风险的技术的研发工作。需要明确的是，这绝非替代减排的选项，而是作为在气候紧急状态下，为应对不可逆的气候变化而准备的预案。例如，以珊瑚育种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珊瑚礁退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珊瑚礁临界点突破导致的级联效应。

提高经济社会韧性：从“效率优先”转向“保持韧性”

当预防措施可能失效时，社会经济的韧性成为抵御冲击、维持基本功能的关键。这要求经济社会系统从追求极致效率以获取最大化收益，转向战略性构建能够抵御非线性冲击的系统韧性。

培育适应气候变化的新质生产力。这是应对气候临界点对劳动力供给和生产率双重冲击的重要途径。在劳动力供给方面，通过推动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改造，利用自动化技术和机器系统替代恶劣环境下的体力劳动，能够有效降低气候物理风险通过减少劳动供给对生产力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生产率方面，通过将人力资源重新配置到创新、研发、管理等认知密集型领域，并构建人机协作的工作范式。这种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模式，不仅受气候影响小，而且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产业链韧性。瞄准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布局战略性冗余。临界点触发的气候物理风险可通过全球供应链造成贸易风险。为此，必须主动调整过度追求效率和低成本的供应链体系，在关键领域建立战略储备和备份产能，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这种有意为之的战略性冗余，虽会在短期内增加成本，但能有效增强经济系统在面对突发气候冲击时的稳定性和快速恢复能力，避免因临界元素失衡导致经济系统停摆。

缓解气候变化中的社会不平等。由于不同人群对气候物理风险的暴露程度不一样，因此关注最易暴露在气候物理风险中的人群，缓解气候不平等是化解民生风险的关键。在健康层面，需针对重点人群建立健康监护体系，对低收入人群、孕产妇、婴幼儿等群体实施健康保障和干预计划，以应对极端气温对其健康的长期负面影响。在生计保障层面，应构建面向气候突变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高温补贴、灾害保险等转移支付机制，同时加强职业培训以缓解弱势群体在气候扰动下的就业困境。在社区治理层面，强化公共服务并通过社区支持网络降低气候风险下的社会冲突风险。

构建全球共治格局：从“被动减缓”转向“主动适应”

原有的全球气候治理主要聚焦于1.5℃的气候升温目标，各国被动地接受着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与此同时，对适应气候升温的相关政策关注相对较少。为了应对临界点非线性变化和不可逆变化的特性带来的风险挑战，应当将适应政策与减缓政策协同推进。并且，由于临界元素的复杂关联性，决定了单边行动难以充分应对，需要多边协同。中国应积极作为，主动引领全球构建共同适应气候变化的气候治理秩序。

推动气候适应政策。适应政策的核心是通过调整人类社会系统以减轻气候变化的实际影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对效率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系统的脆弱性。面对部分临界点触发后的各类可能的物理风险，需将适应提升至与减缓并重的战略高度，系统性将适应气候风险的议题纳入农业生产、资源能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培育经济韧性、保障社会民生奠定基础。

引领气候多边主义。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临界点治理设为全球优先议程。临界点引发的级联效应意味着各个国家都会不同程度地面对气候风险，这为强化多边合作提供了最根本的共同利益基石。中国应积极利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主动设置议题，推动将临界点风险治理确立为全球安全议题。倡导建立更有效的国际规则与机制，为亚马孙雨林等全球关键临界元素的保护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将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融入全球环境治理规则，塑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范式。

稳定关键资源供应。应对地缘变局，通过合作保障发展权利。临界点触发可能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并加剧资源与能源风险，对粮食、水、战略矿产等的稳定供应构成威胁。应通过双边及多边协议与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资源供应的稳定和韧性。特别是在粮食安全、关键矿物等领域，应加强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对话与协调，建立危机时期的沟通与互助机制，以合作的确定性应对临界点可能带来的全球资源供应格局的不确定性。中国需化被动应对为主动布局，通过主动塑造资源供应链治理体系来保障安全。

加强南南气候合作。发展中国家更容易暴露于气候风险，并且这种风险同样会在全球传播。中国应积极拓展面向气候临界点的南南合作，包括向发展中国家分享在气候监测预警、防灾减灾、经济社会韧性建设等领域的技术与经验。此举不仅是履行国际责任、体现公平正义，更是通过增强全球最薄弱环节的韧性，来降低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概率，是维护全人类集体安全的理性战略选择。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气候临界点的关键特征与风险传导机制，揭示了全球气候系统面临的多重挑战。总体来看，气候临界点的不可逆性、自我延续性和复杂关联性特征，使得单一风险可能通过复杂路径演化为系统性危机，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适用性降低。

气候临界点迫近的特定情境。在气候物理层面，单一临界点突破会通过气候遥相关直接影响我国生态环境，而级联效应则可能引发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海平面上升等系统性风险。在经济社会层面，气候变化通过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等途径冲击生产力基础，并通过供应链中断、贸易格局重构威胁经济稳定，同时加剧健康损害、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等民生问题。在国家安全层面，风险表现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粮食安全受威胁、战略资源供应风险上升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面临威胁。这些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形成复杂的复合型系统危机，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

本文建议将临界点治理纳入气候治理体系。 在气候治理思路上，从应对气候升温变化转向到预防临界点被突破导致的气候突变，通过加强监测预警、严格执行减缓政策、推进技术研发来阻断临界点触发进程。 在经济社会层面，推动从效率优先到韧性建设的转型，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供应链韧性和缓解气候不平等来提升系统抗冲击能力。 在全球治理层面，构建从单一减缓政策到适应政策与减缓政策协同推进的新格局，通过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各国共同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中国的局部临界元素。例如，青藏高原，聚焦于识别青藏高原气候不可逆变化的阈值区间，揭示其气候变化对亚洲水资源安全及中国其他地区气候变化的传导机制等。以此形成气候临界点迫近下的系统性气候治理方案。

（作者：黄骋东，中南大学商学院、湘江实验室；陈晓红，中南大学商学院、湘江实验室、湖南工商大学前沿交叉学院；周志方，中南大学商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