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国家科技追赶是指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后发国家，瞄准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实施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的战略与政策，缩小与先发国家科技差距，并最终实现科技水平跃升的过程。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均通过科技追赶实现了科技水平跃升，进而推动了国家经济崛起和竞争力提升。然而，纵观全球主要国家科技追赶历史，并非所有后发国家都能成功实现科技追赶，不少国家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循环，难以突破科技追赶陷阱。为何有的国家能成功实现科技追赶并长期维持科技领先地位，而另一些国家科技发展却陷入停滞？如何才能持续推动国家科技水平提升？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当前处于国际科技竞争愈加激烈，科技围堵与脱钩愈加严峻环境下的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为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我国科技战略及政策实施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有必要借鉴成功国家的科技追赶经验。本文梳理了美国、日本和韩国3个典型国家的科技追赶历程，总结其成功实现科技追赶的主要特征与一般规律，并结合我国当前科技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提出优化我国科技战略的思路和重要任务，为我国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支撑。

国家科技追赶的基本理论

国家科技追赶是在深化经济追赶研究的过程中逐渐被关注到的。“追赶假说”指出后发国家引进外来相对先进的技术，是缩短与先发国家之间技术差距、实现经济快速追赶的重要途径。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追赶更加依赖于后发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原理性突破，而这也越来越依赖于创新的制度建设与生态体系升级（即国家创新体系的效能）。在此背景下，后发国家无论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是提升科技竞争力，都可以把实现国家科技追赶作为重要抓手和关键目标。

科技追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为动态分析这一过程并充分揭示国家科技追赶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规律，本文在现有动态视角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按照后发国家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大小，将科技追赶过程分为“追赶前期”“追赶中期”“追赶后期”3个阶段，构建国家科技追赶“三阶段”分析框架（图1）。

追赶前期：是后发国家对领先国家进行科技追赶的起步阶段，也是夯实追赶基础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后发国家科技基础相对薄弱，全社会可投入的科技发展资源与世界领先国家相比严重不足，其科技水平显著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此，这一阶段后发国家通常聚焦于培育支撑科技追赶的人才、建设组织机构和科研平台，并完善相关制度，初步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追赶中期：是后发国家科技水平提升的快速增长阶段，经过追赶前期的科技发展，后发国家科技要素不断完善，可投入的科技发展资源逐渐丰富，科技水平获得大幅提升。在这一阶段，后发国家通常持续加大对人才培育、组织机构、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投入，运用灵活的制度不断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以培育和强化科技追赶的相对优势。

追赶后期：是后发国家实现科技赶超与跨越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后发国家可投入的科技发展资源大幅提升，科技水平也接近领先国家，在部分领域甚至领先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一阶段，后发国家通常重点构建自主可控的人才、组织机构、科研平台等科技发展要素，持续优化制度建设，并聚焦优势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巩固相对领先地位。

国家科技追赶战略发展的历史回顾

美国、日本和韩国是世界广泛认可的成功实现科技追赶的国家。美国在19世纪前，无论从科技成果产出还是科研人员教育水平上均落后于欧洲，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明显的科技优势。日本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之列，以及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获得高速发展，均离不开其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中所开展的科技追赶战略。然而，美国、日本、韩国三国在科技追赶起步阶段所具备的科技发展资源基础不一样，所面临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也不同。因此，这3个国家在“追赶前期—追赶中期—追赶后期”中实施的科技战略、重点举措，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表1—3）。这些实践层面的差异对于探讨国家层面的科技追赶过程和一般性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科技追赶战略演进与发展

在追赶前期，美国通过建设一批大学、研究所和学会，不断强化科技发展基础。为提升本土科学研究能力，美国提供竞争性经费，支持创办研究型大学；同时也积极从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引进技术和人才，学习欧洲国家的教育科技人才制度，效仿德国研究型大学教学模式，初步形成了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雏形。

在追赶中期，美国继续加强对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的接纳和转移。这段时期成立了美国国家标准局（NBS），支持企业自建研发实验室。例如，美国通用电气、杜邦公司引进了德国工业研究实验室模式，建立了产业核心技术研发中心。这些企业工业实验室不仅促进了已有产品技术的改进和优化，同时瞄准商业应用不断探索新产品新技术，极大提升了美国科研成果转化效率。1880年之后的10年里，美国全球专利年平均授权量是德国和英国两国总量的1.6倍以上，技术专利的不断积累为科技进步奠定坚实基础，使美国在大规模工业生产方面逐渐成为世界领导者。

在追赶后期，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并且持续加强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这一时期，流向美国的科研人员占全球科研人员流动总量的21.9%，居全球第1位。1932年起，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持续增加，在20年间先后超越法国、英国和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一，这与美国追赶后期特别注重对高端人才的引进密不可分。美国还通过多种途径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启动“曼哈顿计划”等大科学工程，将政府、高校和企业研发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官产学研高度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加强科技政策制定，强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持续引领世界科技发展。

日本科技追赶战略演进与发展

在追赶前期，日本全面学习西方科技体制，大力倡导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并参照欧美教育制度建立了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通过设立科技研究机构、筹建东京大学等一系列措施为日本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采取“殖产兴业，教育立国”的发展思路，将振兴科学技术作为重要国策，恢复设立研究机构，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提高科学技术人员质量和数量的法案，推动日本科技教育快速发展。

在追赶中期，日本制定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几乎引进了全球过去半个世纪出现的科技成果和成熟技术，促使日本迅速恢复到战前工业化水平。与此同时，日本很多企业设立“中央研究所”，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模仿改良，同时深刻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发展机遇，大力开展新技术攻关，并出台一系列产业政策以持续改善产业环境。1956—1975年间，日本全球专利年平均授权量为2.5万件（为同一时期美国全球专利授权量的41.8%），是1936—1955年平均授权量的5倍左右（为同一时期美国全球专利授权量的15.1%）。

在追赶后期，日本先后确立了“技术立国”及“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由过去技术引进战略逐渐转向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日本政府开始直接介入科技事务，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大力开展技术预见，支撑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组织大科学项目强化官产学研合作，建成了多方创新主体参与、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

韩国科技追赶战略演进与发展

在追赶前期，韩国成立了一批国立科研机构，加快培养本国科学技术人才；同时，颁布一系列法案，支持企业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通过成立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识别和引进满足本国发展需求的国外先进技术，帮助推广科技成果，这一系列措施有效提升了韩国对外来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能力。

在追赶中期，韩国科技战略由原先引进消化吸收为主，转向技术引进和科技自主创新并立。韩国政府部署“国家研发项目”，选择重点领域进行自主研发，以缩小韩国与世界领先国家的科技差距。同时，韩国政府从财政和税收方面为企业研发提供大幅补贴和技术指导，还通过支持建立工业技术研究机构去推动企业研发活动。为了通过科技创新来抢占市场份额，政府资助的研究覆盖了从基础研究到工艺流程改进及生产的全部环节。

在追赶过程中，韩国采取一系列举措深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包括颁布整体性政策法案，促进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互动，推动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此外，韩国加强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尤其注重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持续优化各类科技人才成长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大幅增加：1991年，韩国R&D投入仅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71%，而2012年，韩国R&D投入占GDP的比值已跃升至世界第2位，超过了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仅比以色列低0.2%，此后韩国长期保持世界第2位。同时，韩国SCI论文发表数量也从90年代的年均7 630篇，增长至近年均91 969篇（2020—2024年平均值），其中前1%高被引论文占比稳定在1.3%以上，接近德国高被引论文数量。

国家科技追赶的主要特征与规律总结

从科技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是国家科技追赶的主路径

后发国家在科技追赶初期通常面临科教基础相对差、科技发展底子相对薄的困境，此时对先发国家科技的引进和模仿是开展科技追赶的重要路径。美国对欧洲的科技追赶也是始于对英国、德国先进技术及科技人才的大量引进，直到后期才不断壮大本国科技力量并实现赶超欧洲。日本在20世纪下半叶科技追赶前期主要是引进美国成熟技术；在追赶中期，围绕本国发展的重点需求，加强政产学研合作，鼓励企业自主开展技术研发，推动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在追赶后期，通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引进在韩国科技追赶前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追赶后期，韩国科技战略重心也逐步转向自主创新。总体上，美国、日本和韩国均从技术引进模仿起步，最终凭借自身科技能力不断提升实现了自主创新。

国家科技追赶主路径不同阶段的战略重点不相同

后发国家的科技追赶分为“前期”“中期”“后期”3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追赶战略不同。追赶前期是后发国家科技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开展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其战略重点在于完善本国科教发展基础，强化本国科技发展要素，健全科技发展各项制度，并着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追赶中期是后发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差距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战略重点是鼓励本国创新主体对引进科技进行改良，对先进科技进行再创新，并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追赶后期是后发国家强化本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赶超的关键性阶段，这一阶段战略重点是提升本国原始创新能力，通过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实施大科学工程、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以及不断优化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来驱动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国家科技追赶模式不唯一但科技追赶手段具有相似性

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国家的科技追赶路径可能会有不同轨迹和模式，实施科技追赶所采取的战略和举措会有所差异。例如，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并且利用本土远离世界大战战场的地缘优势，吸引了大批科技人才和先进科技。日本和韩国则抓住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机会窗口”，通过建立紧密的官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来推动国家科技快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实施科技追赶中采用的手段上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加强科教机构建设、强化人才引进和培养、推进技术消化吸收，以及推动制度变革等都是在追赶过程中共同使用过的手段。

国家科技追赶速度与外部科技要素利用能力密切相关

对先发国家科技要素（如先进科技、高水平人才）的引进和消化吸收能力是影响后发国家科技追赶速度的关键因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为国外科学家提供庇护和军事援助等手段，不仅获取了大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为美国汇聚了大量尖端人才，有效推动了美国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美国大力扶持日本，使得日本科技和经济水平在短短10年间恢复到战前水平，并在1968年经济总量上超越德国。因此，加快科技追赶要注重对先进科技要素的引进，同时不断提高本国对先进科技的吸收和转化能力。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国家科技追赶的重要机会窗口

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为国家科技追赶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期。例如，美国抓住了电力工业革命机遇，日本抓住汽车和半导体产业发展机遇，韩国抓住了半导体和通信技术产业发展机遇。在成熟的技术发展路线之下，后发国家往往很难通过科技“引进”的方式同先发国家开展竞争；然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了新旧技术范式的更替，并开辟了全新的产业发展赛道，这一时期科技发展路径的不确定性使各国处于相近的起跑线，这为后发国家创造了实现科技追赶的宝贵机遇。

科技战略规划是引领国家科技追赶的有效手段和方式

通过科技战略规划引领国家科技追赶，是各国实施科技追赶的重要手段。美国、日本和韩国在科技追赶过程中不同阶段均实施了切实有效的科技战略规划。例如，美国在追赶后期实施了“曼哈顿计划”等大科学工程，通过有组织的科研，将政府、高校和企业研发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科技领域短期内超越德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确立了“加工贸易立国”“技术立国”“技术创造立国”“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等一系列战略，优化并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去支撑科技追赶。韩国在追赶过程中通过颁布“高级先进国家研究与开发计划”、“技术开发战略计划”和“科学技术创新法”，推动了关键领域人才、组织机构和科研平台的建设。

优化我国科技战略的思路与重要任务

美国、日本和韩国在科技追赶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系统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国需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进一步强化战略引导，推动体制机制建设，发挥内需市场优势，强化自主研发体系建设，同时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以满足科技发展需求。

加强战略预见引领，提高科技战略预判部署能力

美国、日本和韩国在科技追赶中均注重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战略预判，通过战略预见和技术预见引领去把握未来发展的机会窗口。当前，恰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我国要加强对前沿科技与颠覆性技术的预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有效发挥预见对科技追赶的战略支撑作用。加强对世界科技前沿的扫描与分析，系统研判世界主要国家科技战略动向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为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制定、科研任务部署等提供决策支撑；强化国家层面技术监测与技术预见活动，持续开展周期性的关键技术识别，遴选未来科技发展的重大创新领域和关键科技方向；针对重点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综合分析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前瞻部署战略任务，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着力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美国、日本和韩国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迭代升级过程中都注重优化制度安排。我国的科技追赶要始终坚持面向国家紧迫需求和长远发展目标，围绕科技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具体表现在：充分发挥中央科技委员会在我国科技事业中的协调统筹作用，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点领域，建立统筹项目、人才、资金、平台等资源调配制度，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围绕供给、需求、税收、奖励等方面，系统优化政策设计，为加快推动关键核心科技攻关提供支撑。

发挥内需市场优势，持续推动产品自主可控迭代

美国、日本和韩国的科技追赶依托市场推动实现科技持续更新迭代。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巨大的内需潜力，可通过国内大循环实现科技更新迭代，为此我国需要加快完善市场生态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各类企业开展场景创新，深入挖掘内需潜力，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迭代创造条件，推动新产业快速增长；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市场应用引导，支持扩大内需市场，消除区域和部门壁垒，推进企业创新产品应用和迭代；围绕新产品新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化部署，加快培育产业链主导企业和关键环节控制企业，不断提高我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自主可控能力。

强化自主研发体系，不断提升科技追赶支撑能力

美国、日本和韩国在科技追赶过程中均注重加强自主研发体系建设。我国科技发展需要不断提升创新主体的自主研发能力。加强人才自主培养力度，面向产业创新的需求优化科技教育人才培养政策，培养满足科技追赶需要的高水平研发人员；加强高端通用科学仪器设计研发，支持工具软件和操作系统开发，研发科学智能仪器设备，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家科学文献平台，强化国家科研数据中心建设，提升科研数据资源的自主可控能力，并根据国家战略需要继续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构建有主有次、协调互补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支撑科技攻关高效开展。

深化国际科技合作，营造全球开放合作创新生态

美国、日本和韩国在科技追赶过程中均注重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有效引进和吸收先发国家先进科技要素。我国在科技追赶中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建设高水平的开放合作创新生态。优化科技交流合作的战略布局，根据国家发展需求和国际形势变化，找准多边双边科技合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制定具有针对性、差异性和前瞻性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政策，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深入推动与创新大国的国际合作，聚焦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扩大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合作，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联合实验室等作为合作平台，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科技开放合作格局。

（作者：陈凯华，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温馨，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杨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张艺，广东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