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关系演变经历了从“统筹城乡”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化历程。目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已初步建立，但仍面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要素流动不畅、产业转型受到掣肘、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等现象，亟需新的理论指引和发展动能突破，以克服改革深水区的发展瓶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的科技现代化、产业现代化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是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效路径。

目前，学术界已经认识到新质生产力蕴含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变革逻辑，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在前沿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中的支撑作用，及其在乡村产业转型、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数字治理等方面的赋能作用，进而论证了新质生产力在强化城乡经济联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城乡融合发展是包括多个维度内涵的整体性治理路径，对城乡单一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待向整体关系扩展，在已有讨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用中国实践提炼理论成果，并用理论成果形成在城乡融合视角下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的制度框架和行动方案，推动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从重要性和技术性上升到运行机理的发掘。为此，本文深入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内生要素、驱动结构与内在机制，构建“要素—产业—民生—空间—治理”五维分析框架，从目标、传导、机理3个方面，分析新质生产力联动这些内在要素的运行机制，并据此提出政策框架和行动方案。

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要求与“融合机制”的内生要素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依然是“十五五”时期解决发展不平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在这一战略目标认知下，拆解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核要素是研究的起点。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两极发展互益、协同交融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在城乡统一市场中实现最优联动配置，推动生产方式、生活空间、生态环境向一体化方向发展，进而重塑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实现要素配置合理、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产业融合发展的目标。因此，其内核要素是一个多维度的有机整体，具体包括要素融合、产业融合、民生融合、空间融合、治理融合“五大融合”机制。

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实现“要素融合”

古典经济学和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均认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利润率均等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收敛的关键，而城乡要素能否双向自由流动并高效配置，取决于城乡一体化市场和市场价格机制的完善。要打破现有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性掣肘，需要构建城乡要素流动的内生驱动机制，具体体现在“四大驱动”——城乡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不仅存在价格落差，更存在“权利鸿沟”与“价值洼地”，实现要素自由流动需要缩小城乡利益互惠差距，形成要素流动的“利益互惠驱动”；当前城乡产业存在供需结构性错配现象，农村优质农产品、生态产品的供给与城市多元化消费需求不匹配，需要将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建立“供需结构动态平衡驱动”；要素价值是影响资本流向的核心变量，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值长期处于“低度估值”状态，要提升传统要素自身价值和市场吸引力，形成要素“价值显化驱动”；搭建专业化、规范化的要素交易平台，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与风险，为要素的自由、公平、高效流动提供物理通道和规则保障，形成“自由化流通驱动机制”。

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融合”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不仅是通过城乡要素的深度融合使城乡产业交互渗透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更重塑着产业发展的空间形态与价值逻辑。这需要构建产业价值链、创新链、供应链“多链融合”的协同机制，对现有产业形态和产业链升级再造。其中，价值链是导向，聚焦高技术含量、高知识密集度的产业环节，延伸高附加价值环节，推动城乡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创新链是引擎，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与城乡产业载体深度合作，将产业链各环节的创新点转化为落地的技术成果与产品优势；供应链是基石，依托数字技术搭建高效率、网络化的供应链体系，打通农村产地端与城市消费端、城市生产端与农村需求端的双向流通通道，提升城乡产业协同效率。

城乡生活质量大致等值实现“民生融合”

2024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4倍，城乡生活质量与发展机会的差距仍然较为明显。城乡共享发展既要在初次分配上共享劳动价值，也要通过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实现社会福利共享，实现城乡居民在生活质量、发展权利上的大体等值，这需要重点“补齐四大短板”：① 在供给端补齐农民收入短板，除深化农民合作经营、壮大集体经济分配、获得土地财产收益等，还要依托乡村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拓展农民增收途径；② 在乡村建设端补齐农村民生短板，以“宜居宜业”为目标，既要推进道路、水电等传统基建提质升级，也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③ 在社会资源分配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加大乡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投入力度，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④ 在政策扶持端补齐部门效率短板，在农业生产领域强化金融信贷、财政补贴、税收等政策的协同配合。

流动空间突破地域限制实现“空间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提出的“流动空间”理论认为，在信息时代，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突破传统地理空间的刚性限制，在由网络与流动构成的抽象空间中高速循环与配置，“流动性”重构了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形态，即“流动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人们的活动打破传统空间边界，转向侧重一种动态、开放的“流动的结构关系”。空间社会学认为城市对乡村的空间和资源挤压导致城乡空间处于失衡边缘，需要打破城乡空间的区隔样态和固化边界，以“空间融合”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开放场域。“空间融合”的内生要素体现在“三大空间”形态重塑：整合城乡土地、人口、地理边界等空间单元，通过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体化、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等，重塑城乡物理空间形态，消解物理空间距离对要素自由流动的刚性限制；城乡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质上是城乡社会关系的深度重构，需要打破城乡社会关系界限，完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空间秩序；发挥农村地区作为生态屏障的功能，促进城乡生态环境在空间上良性互动，最终达成城乡生态空间绿色共生。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实现“治理融合”

信息空间理论认为，信息在“编码—抽象—扩散”三维空间中构成动态的信息循环，呈现不同组合状态，进而重塑组织、经济和社会空间。城乡融合需要形成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在政策信息、资源信息、治理信息等方面的互通互用，打破传统治理的信息壁垒，通过调整信息的“编码—抽象—扩散”特征，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纽带，实现治理信息向开放协同转型。“治理融合”的内生要素具体体现在“三个治理创新”： 在个体层面提升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与农村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输入先进治理理念、法治观念等进行“能力创新”，实现“知理”； 在机制层面凝聚社会共识，以“机制创新”探索适合国情的规章制度体系，将治理实践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实现依“制”而治，即“制理”； 在管理层面利用现代化技术畅通社会参与渠道，驱动数智化转型改变农村居民人际互动形态，以“管理创新”打破城乡不同群体间的沟通壁垒，实现“智理”。

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传导机制解析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科技创新释放更高质量发展动能，通过传统生产力的优化升级，成为以高素质的新劳动者、新形态的新劳动对象、高附加值的新劳动资料为基本内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不仅表现为科技力量的“新”，也表现为高质量发展的“质”，代表着“生产力演化过程中的一种整体效能跃升”，其催生的新技术、新业态、新空间、新服务、新平台能够赋能乡村要素增值，优化产业结构，重塑城乡空间新逻辑，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实现“要素—产业—空间—服务—治理”匹配的动态优化。但新质生产力并不直接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而是通过“创造要素驱动”“再造产业链条”“保障基本权利”“重塑空间形态”“推动治理创新”，产生加力功效（图1）。

新技术：激发要素双向流动的“四轮驱动力”

技术性革命正以数字经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核心突破为支撑，赋能生产要素在“四轮并驱”下实现融合。① 城乡利益互惠化。技术性革命通过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智慧农业技术等深度渗透，推动城乡要素跃能升级，让普通农产品升级为高附加值的绿色有机产品，形成城乡利益互惠驱动力。② 供需结构均衡化。通过大数据精准捕捉并预测城乡消费市场的动态需求，引导乡村供给端快速响应，实现城乡供需的动态平衡。③ 要素价值市场化。通过遥感监测、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对乡村资产进行精准识别、权属确认与价值评估，让“沉睡”的资源变成可量化、可交易的市场化资本。④ 流通渠道自由化。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构建城乡统一要素市场的“数字桥梁”，使要素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得到最有效配置。

新业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三链再造”

科技创新以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为纽带，嵌入土地、资本、人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中，构建产业价值链、产业创新链和产业供应链“三链再造”机制，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中，产业价值链是基础，产业创新链是核心，产业供应链是纽带。① 产业价值链延伸。创新研发成果渗透入研发、生产、仓储、深加工、品牌营销等产业链全环节，推动生产经营规模向精细化、规模化纵深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价值链。② 产业创新链升级。贯穿产业化全过程，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与乡村产业载体的合作平台，将前沿的农业科技研发理念转化为可落地的技术成果，再转化为符合市场需求的实际产品。③ 产业供应链转型。以大数据为核心推动产业供应链数字化应用，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分析、计算机算法等技术，对农产品物流实时监控和路径优化；搭建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型平台经济载体，推动城乡产业供应链信息化转型，降低农民对传统生产经营模式的依赖。《2024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5万亿元，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 870.3亿元。

新服务：补齐民生短板的“四端重构”

新质生产力介入城乡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颠覆性技术将高质量的新服务无差别覆盖至城市和乡村地区，补齐农民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部门效率短板，重构城乡居民选择权、生存权、发展权、财产权等，推动实现城乡民生融合。 数智技术的应用催生智慧农业、农村电商、远程设计等产业形态，农民可以从事更高产值和收益的工作，数字平台支持的“居家办公”模式拓宽了其职业选择权。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基础设施升级，不仅推动城乡通信、供电、供水、公路等传统基建领域向农村延伸，也加快了农村5G网络、物联网、数字电网等新型基建全覆盖。 数字技术渗透到共享新服务中，城乡居民可以享受网络教育、远程医疗会诊、智慧养老、数字社保等普惠性公共服务。 通过大数据精准绘制用户画像，设计契合市场需求的普惠金融产品，有效解决融资难题，助力城乡企业扩大规模，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新空间：加速空间形态的“三高效益实现”

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核心特征，嵌入城乡物理、社会、生态空间中，重构新的空间结构和秩序，推动城乡关系向“流动空间”动态转变。 高科技应用促使物理空间由实转虚。遥感、大数据、卫星探测等数字化技术构建起覆盖城乡全域的“空间感知网络”，不仅实时监控城乡土地质量和利用状况、人口流动等数据，也能通过算法模型挖掘数据关联，精准预测城乡空间发展趋势。 高效能转化重塑社会空间网络化逻辑。城乡居民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等从传统的地方性社会交往空间抽离，城乡社交理念、身份认同被打破、交融与重塑，构建立体化、开放式、去身份化的新社交空间。 高质量发展畅通生态空间循环发展。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等新技术向乡村下沉，推动城乡产业向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型、质量型发展。

新平台：引领治理现代化的“三大创新”

新质生产力以数智技术为核心推动个体层面“知理”、机制层面“制理”、管理层面“智理”三轨协同发力，系统性赋能城乡治理融合。 围绕能力创新：信息数据和互联网打破不同群体沟通交流与知识信息接收的技术壁垒，数字图书馆、数智化政务平台等不仅拓宽了信息渠道，更在实践层面提升了城乡居民数字化素养，以“知理”破解城乡治理中的内在难题。 围绕机制创新：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入应用，倒逼治理手段“智能化”、治理模式“协同化”，更推动形成适配数字化治理的制度体系，实现城乡治理在规则、标准、流程上的统一，以“制理”强化城乡治理融合总体效应。 围绕管理创新：新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通过构建一体化政务大数据平台，强化基层数智设施建设，实现不同层级、地域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互通与业务协同打通，以“智理”推动城乡治理精细化融合。

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科技转化有限制约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科技转化能力不足，是制约城乡要素高效配置与自由流动的关键瓶颈。 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根据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业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与美国、日本70%—80%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仍有较大差距。较低的成果转化率直接削弱要素价值显化力度，影响农业生产效率与产品附加值提升。 供需结构动态失衡。城乡统一要素大市场平台建设滞后，缺乏专业化交易平台，农村要素难以通过市场化渠道精准对接城市需求，导致生产经营“盲目跟风”，城市要素也难以精准识别农村优质资源和投资机会。 新技术对农村传统产业渗透不足。在农业产业链中，技术创新主要集中于前端生产环节，而对精深加工、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等后端高附加值环节的支撑不足，制约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高。

“三链”短板掣肘农村产业价值跃升

农村产业在价值链、创新链、供应链上存在的结构性短板，制约了农村产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的转型。 价值链延伸不足。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阶段，但产业结构仍存在明显短板，农村产业仍以初级农产品生产为主，缺乏高附加值加工环节，创新研发成果未能有效嵌入产业价值链各环节，从品种改良、生产技术创新到品牌营销、增值服务的全链条赋能不足，导致农村产业停留在“微笑曲线”底部。 创新链协同不足。高校、科研院所等核心创新主体多集中于城市，农村地区发展长期被动承接科技成果转化，与城市科研机构之间缺乏稳定的合作平台与沟通渠道，导致科技创新与实际发展需求之间脱节。 供应链数字化发展滞后。物联网、大数据等在农村产业领域的渗透仍停留在表面，在物流、销售、运输等环节的应用率较低，且农民数字素养普遍偏低，对智能物流设备、数字化营销工具的操作能力有限，制约数字技术在供应链中的深度应用。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2023年我国网上零售额15.42万亿元，其中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49万亿元，仅占16.15%。

数字壁垒阻碍农民平等共享发展权益

城乡之间存在的数字壁垒，不仅拉大了发展差距，更直接阻碍了农民平等参与数字经济、共享发展成果的合法权益。 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显著，数字鸿沟持续拉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12月底，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相差19.7%。 产生数字鸿沟。数字技术催生的网络教育、线上医疗、智慧养老等新型公共服务，但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和儿童数字素养有限，较难共享数字化公共服务发展的成果。 新业态引发农村内部收入分化，加剧发展不平衡。一批掌握数字技能和技术资源的农民借助新业态快速拓宽增收路径，但职业技能相对薄弱的农民难以快速适应就业结构的分化，只能固守传统产业，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分化。

资源配置短板加剧城乡空间融合失序

城乡资源配置在土地、数据、人才、生态等维度的系统性短板，进一步加剧了城乡空间融合进程中的失衡与失序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延续分散式、碎片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土地、水、劳动力、技术等资源在不同生产主体间分布不均，且农村三块地、农业生产等基础数据采集滞后于新技术应用需求，缺乏统一的数字化采集平台与共享机制，不同部门的数据分散存储、标准不一，形成“数据孤岛”，影响信息资源的整合进度与成效。 数字技术的嵌入与传统农村社会更新的节奏发生错配，《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4）》显示，我国数字人才总体缺口约达2 500万—3 000万人，农村地区的“数字农人”缺口导致传统社会关系难以融入互联网技术驱动的“流通空间”，制约了城乡社会空间关系的重构。 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显著的生态环境负外部性，卫星遥感、传感器等监测设备在部分农村地区未能完全覆盖，不能对生活污水、产业污染、生物多样性变化等生态指标实时监测和溯源分析，难以实现城乡生态空间的协同治理与绿色共生。

技术认知冲突导致城乡治理秩序失范

技术认知差异与治理理念错位所引发的深层次冲突，是扰乱城乡协同治理、导致治理秩序失范的重要诱因。 技术要素的渗透对城乡居民的价值观、思想认知等造成冲击，各类价值观、思想认知在网络空间快速扩散交融，带来技术支配下多元利益诉求和认知失真的风险。 科技创新催生的数字化治理模式迅速发展，很多地方政府尚没有形成适配的科学制度规范，缺乏针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权责划分、考核评价的明确规则，且部分基层政府容易陷入“技术崇拜”，过分强调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形式，而忽视了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本质。 当前很多基层政府停留在传统的治理方式，数字化政务平台建设滞后，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未彻底打破，“数据孤岛”导致“智理”碎片化，且基层工作人员数字化素养不足，决策缺乏科学的数据支持与深度分析。

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设计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破除城乡要素流通的壁垒

以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突破口，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是破除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壁垒、激活城乡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路径。建立科技转化互惠机制，以“技术入股+收益比例”模式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聚焦市场需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并以其核心技术和专利成果作价入股，与农村地区的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成立合资公司或建立产业联盟，明确约定收益分成比例，让科研人员能够持续分享技术落地后的产业增值收益，以城乡互惠共享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搭建城乡统一要素大市场，依托要素数字化平台建立城乡产业供需数据库，让要素在数字化赋能下实现高效流转和价值增值。 构建全产业链数据信息共享平台，由地方政府牵头打通生产、加工、流通数据链，为市场主体、科研机构和农民等主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支撑。

延伸数据链条推动城乡产业“三链”协同

以数据链条为纽带，贯通价值链、创新链、供应链，是推动城乡产业深度协同、实现产业价值整体跃升的核心抓手。 培育县域、乡镇特色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条中的高附加值加工环节，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制定专项政策引导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基地向县域下沉，搭建“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合作社等合作的县域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让农业科技成果充分对接城乡发展实际需求。 强化供应链基建与数字赋能，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统筹推进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技术下沉，搭建本域范围内农产品流通数据平台，整合生产端、加工端、仓储端、运输端、市场端等全链条数据；并通过推广科技特派员等方式，对新农人进行物流、电商等实操教学，打通数字技术落地农村的“最后一公里”。

   共享数字普惠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以数字普惠为导向，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与权益共享，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化、公平化的重要举措。 推进城乡数字权益均等化，补齐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硬件”短板，优化现有的网络架构，增加4G/5G基站建设密度，扩大农村地区互联网覆盖范围，提升信号强度。 拓展数字技术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应用领域，增设网络教育、医疗、就业等手机客户端的“乡村简版”入口，同时实施“服务下乡”等计划，招募退休干部、返乡青年等担任志愿者下乡，推动数字化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通过“培育新业态+精准培训”帮助农民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培育包容性强、门槛适中的乡村新业态，探索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拓展就业空间，推行“订单式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农民就业竞争力，从根本上缩小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

建立技术应用场景驱动城乡空间形态数字化转型

以多元技术应用场景为牵引，推动空间治理数字化升级，是重塑城乡空间形态、实现融合有序发展的重要路径。 构建数据“确权—监测—应用”的数字化管理体系，以大数据、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为技术支撑，对人口流动、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等数据实时动态监测，实现物理空间数字化跟踪。 内外联动培育“数字农人”，聚焦农民日常生活与生产的高频数字场景开展分层培训，同时组建由农业院校专家、数字企业技术骨干、返乡高学历人才构成的科技推广应用团队，为农民提供数字教学与指导，缩小城乡“数据鸿沟”重塑社会空间。 强化绿色创新技术供给，重点攻克清洁能源、污染物治理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强化农村地区生态空间改善成效。

搭建数智平台重塑城乡精细治理范式

以数智平台为核心载体，整合治理资源、优化治理流程、提升治理效能，是破解城乡治理失范难题、重塑城乡精细协同治理范式的关键举措。 发挥网络平台信息收集、整理、沟通渠道优势，构建覆盖全群体、闭环化的民意反映体系，搭建多功能民意平台，除基础的意见征集、诉求反馈模块外，重点优化“政务知情”场景，打破政民沟通壁垒，强化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以数据赋能推动“人治”向“数智”升级并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及时发现并纠正“数智”模式下的偏差，增强政府决策民主性和科学性。 搭建全域统一的数字化政务平台，制定农业农村、民政、社保、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数据共享标准，打通“数据孤岛”，同时加强基层干部数字化素养培训，提高数字治理技能，以“智理”推动治理精细化融合。

（作者：杨璐璐，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共同富裕研究院；王怡，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文法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