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原油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大宗商品和战略物资，对各国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国家战略具有关键意义，其价格波动更是直接影响能源供需格局、产业链运行及宏观经济稳定等。然而，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原油市场风险事件频发，系统性特征不断凸显。例如，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国际原油价格一度突破130美元/桶，全球能源通胀压力骤增。2025年，受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OPEC+）持续增产、美国关税战、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在50—80美元/桶区间持续震荡。同时，现有研究认为，原油作为典型的战略性大宗商品，其复杂风险已远超短期价格波动的范畴，可能由单一或多个风险源触发并交织放大，随后通过贸易链条、跨国资本流动等向全球经济和特定国家传导，引发一系列连锁冲击和全局性危机，呈现出多源并发、相互交织、加速演化的系统性特征。

对我国而言，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油对外依存度长期保持在70%以上。2024年，我国原油进口量超6亿吨，继续位居全球首位，占全球原油贸易总量的26%（图1），凸显出我国在全球原油贸易的核心地位。然而，此格局在保障供给的同时，导致国际原油市场风险更容易通过贸易链、产业链和金融链等向国内传导，进而对我国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而言，原油市场系统性风险往往具有明显的传染性、放大性和外溢性等特征。一方面，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通过汇率、利率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等快速扩散，传导至国内金融市场；另一方面，能源密集型产业与石油供应链紧密嵌套，推动原油市场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迅速传导，进而对实体经济和能源市场造成叠加影响，形成由能源市场向宏观经济、金融体系蔓延的系统性风险链条。

总之，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与大国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国际原油市场呈现多渠道、高速度、广范围的风险传播模式，有效识别并防范国际原油市场系统性风险，不仅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现实要求，更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大局的战略基石，对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系统性风险视角，围绕供应侧、需求侧、金融、技术、地缘政治等维度，充分识别国际原油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与演化规律。进一步地，本文揭示该风险对我国能源、金融市场及经济发展的多层次传染效应，并针对性地提出兼顾短期应对与长期发展的战略对策，以期塑造我国低碳驱动、多元融合、高效安全的新型油气产业生态，增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进程，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战略主动权。

国际原油市场系统性风险识别

原油供应与需求矛盾加剧，短期失衡风险凸显

主要产油国持续增产，加剧原油供应过剩压力。自2025年4月起，OPEC+成员国连续增产数次，并将在12月再次增加13.7万桶/日产量，全面退出此前220万桶/日的额外自愿减产措施，战略意图从限产保价转向市场份额争夺，推动原油供应持续扩张。同时，俄罗斯2025年11月原油产量稳步增长，增幅略高于10月，预计2026年初前达到OPEC+原油产量配额水平。此外，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估计，受油井生产效率提升推动，美国原油产量也将大幅提升，在2025年12月达到接近1360万桶/日的历史新高，进一步加剧全球供应侧压力。

宏观经济疲软与关税政策叠加，削弱原油需求增长动能。① 全球宏观经济疲弱持续抑制石油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4年的3.3%放缓至2025年的3.2%，以及2026年的3.1%，全球经济增长持续疲软。此外，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全球石油炼制产品需求将于2027年见顶，达到8630万桶/日，较2024年仅增长71万桶/日，意味着全球原油消费正逼近峰值平台期，其对市场的边际贡献显著减弱。② 美国关税政策压制全球贸易，导致石油需求增长放缓。2025年8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预测更新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4月的2.5%下调至1.8%，反映出全球贸易动能走弱，进一步抑制交通运输行业原油需求。可见，主要产油国持续增产与全球低需求叠加，正加剧原油供应过剩格局，放大国际原油市场的短期供需失衡风险。

能源博弈与地区冲突叠加，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大国博弈与单边制裁滥用，原油贸易流向与结算体系深度调整。随着“特朗普2.0时代”到来，美国政府强调“美国优先”外交理念，将地缘政治工具化并应用于能源博弈。其中，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主流战略趋向“零和博弈”，频繁制造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等，对中国能源进口与相关企业形成多维制约。2025年8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因继续进口俄罗斯原油的印度征收额外的25%关税，并进一步于2025年10月对俄罗斯石油巨头卢克石油公司（Lukoil）和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实施制裁，迫使部分买家调整结算货币与进口来源。此外，2025年5月6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在2027年底前全面终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并逐步淘汰俄罗斯核能，结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可见，当前大国博弈已超出传统地域范畴，向规则制定权、货币结算体系和能源技术标准等深层维度扩展，各国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能源市场，加速推动全球原油贸易新格局的形成与平衡。

地区冲突与供应安全风险交织，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显著增加。① 在中东局势方面，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于2025年10月10日生效，但以色列多次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叠加美国对伊朗制裁升级，一定程度上支撑国际原油价格。② 对俄乌冲突而言，2025年11月美国敦促乌克兰接受一项旨在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乌克兰总统同意就该计划进行磋商，俄乌和谈前景降低风险溢价。此外，2026年1月3日，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陆军三角洲部队抓获，为原油供应端增加新变数。总之，地区冲突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愈发呈现阵营化与竞争工具精准化趋势，原油市场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大，持续加剧国际油价不确定性。

投资收缩与美元走弱共振，金融风险敞口放大

绿色转型引发资本重构，国际原油投资韧性削弱。国际能源署《2025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指出，2025年流向能源领域的资本预计上升至3.3万亿美元，比2024年实际增长2%，而其中仅约1/3资金流向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领域。如图2和3所示，近些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额呈逐年递增态势，从2015年的1.21万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2.15万亿美元，增幅接近80%，而传统能源行业由“扩张期”进入“收缩期”趋势明显，尤其原油投资额显著下降，由2015年的8180亿美元大幅下降至2025年的5350亿美元，降幅超过1/3，反映出全球资本正在加速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移。总之，在长期需求下滑预期下，原油投资信心偏弱，市场情绪逐渐趋于悲观，价格承压明显。

宏观政策扰动市场预期，多重因素加剧油价波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移民管控等措施或将推高2025年下半年通胀水平，推动美国经济活动数据持续疲弱。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8月初发布的报告预计，受关税政策影响，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于今明两年分别下降0.5个百分点，整体物价水平在短期内上升1.8%。美联储在高通胀与经济下行压力之间反复摇摆，市场对其降息预期多次修正，使得国际原油价格估值体系波动加剧。同时，美元流动性收紧、主要非美货币疲软、全球避险情绪升温等因素叠加，推动11月美元指数反弹走强，而美元作为全球原油计价的主导货币，其升值将对油价形成直接抑制，推动国际油价下跌。

能源转型与技术变革加速，长期替代性风险累积

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各国政策驱动原油长期需求下降。近年来，人类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各国加速推动能源结构转型，能源体系和发展模式正在进入非化石能源主导的崭新阶段，全球可再生能源需求持续增长。《2025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2024年全球能源需求增加2%，风能和太阳能增幅接近能源需求总量增幅的9倍，且全球原油需求量将在2030年进入平台期并逐渐下降。总之，随着全球能源贸易规则重构和低碳政策推进，原油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边缘化趋势将愈发明显，支撑油价上涨的关键动力不足，长期原油价格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原油“可替代性”增强，技术革命重塑工业能源格局。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对传统能源形成“降维打击”，电动车、氢能、氨燃料等技术突破正在重塑能源需求格局。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展望》报告显示，2024年电动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在全球汽车市场占比超过20%，压缩了石油在交通和工业领域的消费空间。2025年7月，全球首次绿色船用氨（以下简称“绿氨”）燃料加注作业在大连顺利完成，首次验证绿氨燃料“端到端”的可行性，开创了绿氨替代化石能源的先河。此外，氢能在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的示范应用逐步推进，如氢冶金绿钢、绿色炼化等，传统依赖石油和煤炭的工艺路径正受到冲击。这些新兴技术的加速落地不仅削弱了原油在交通运输和工业领域的核心地位，也推动全球能源消费格局向低碳化、多元化转型，原油的“不可替代性”正在被逐步瓦解。

国际原油市场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的传导机制与影响评估

金融链迅速传导风险，放大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

油价变化会间接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性，并在汇率、能源股票、大宗商品和债券等板块形成放大效应。2025年4月，美国关税政策引发美股普遍下跌4%—6%，与此同时，布伦特（Brent）油价单日下跌近6.5%，油价下行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资金加速流向美元和黄金等避险资产，形成跨市场风险共振效应。此外，已有研究表明上海原油期货（SC）定价机制已与国际接轨，中国原油期货与现货之间具有较强的价格联动关系。《2025上海原油期货和期权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SC与Brent、西德克萨斯中间基（WTI）原油期货相关系数分别为0.94和0.92，表明我国金融市场已深度嵌入国际油价波动的风险传导链条，防范境外输入性风险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防控的重要环节。

国际原油市场风险伴随美元指数波动，加大我国金融体系的外部风险。在“石油美元”体系下，油价与美元指数长期呈现反向变动关系，油价下跌时，避险情绪推动美元走强，从而对人民币等石油进口国货币形成贬值压力；而在地缘政治冲突等特殊时期，油价上涨也可能伴随美元走强，同步加剧我国进口成本与汇率压力，导致输入性通胀、外汇套保成本增加及资本流动波动等，放大我国在全球能源金融体系中的尾部暴露风险。此外，“石油美元”体系持续巩固美元国际地位，美国得以频繁实施金融制裁，尽管当前已实现中俄95%以上的贸易结算以本币进行，但石油金融主导权受制于美元体系的局面仍难以改变，持续制约我国能源安全与金融市场稳定。

产业链成本压力加剧，抬升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油价波动会加剧石油进口成本风险，并通过不同的传导链条影响石油产业链上下游稳定性。① 油价剧烈波动及油价长期下行风险，直接影响上游行业的盈利能力与投资意愿，导致相关企业成本压力与投资风险加剧。国际能源署预计，基于油价下行压力，2025年上游石油投资将收缩6%，其中40%的投资用于减缓现有油田产量下降。《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2025》指出，2024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下降1.8%。② 中下游行业成本传导与供应链风险同步加剧，油价剧烈起伏可能迅速传导至炼化企业成本和终端成品油价格，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运行和就业结构。以新冠疫情期间油价大幅下跌为例，2020年一季度国内成品油销量同比下降25%—30%，同时成品油价格触底“地板价”，在需求萎缩与价格下行的双重压力下，炼油企业营业收入锐减并出现成本倒挂。

油价波动引发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直接影响我国通胀水平和经济增长预期。现有研究认为，油价波动（尤其是油价上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直接影响是引起通货膨胀，间接影响则体现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7月受国际油价变动等影响，我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1.6%，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约0.12个百分点。同时，通胀水平上升进一步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影响企业投融资及居民消费储蓄决策，进而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形成下行压力。研究指出，不同油价上涨情景下我国GDP放缓0.04%—4.17%，CPI上涨0.14%—6.92%。

贸易链稳定性面临冲击，威胁我国能源市场安全

贸易摩擦增加能源合作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影响我国石油供应安全。我国石油进口高度依赖海上运输通道，常年约90%的进口石油经由海上通道输入，使我国石油供给易受海上能源通道、海上油气开发的军事威胁。高盛分析师预测，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Brent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110美元/桶，抬升我国能源进口成本与通胀压力。研究也表明，若马六甲海峡发生阻塞并持续6个月（无人为干预情景下），将造成中国原油进口量减少约2亿吨，影响国内GDP超3%。同时，地缘政治风险不仅表现为价格冲击，还可能通过供需格局与贸易通道的再平衡影响我国能源市场。例如，在中美能源博弈背景下，我国原油进口面临新的外部约束，中俄之间的能源纽带不断强化，2025年4月中俄签署《2025年能源合作路线图》，将中俄原油贸易量提升至3000万吨，我国能源贸易格局与供应链体系正被深度重构。

油价波动扰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长期下行风险或将阻碍能源绿色转型进程。高油价与供应不确定性使我国传统化石能源在成本端承压，倒逼终端能源消费加快向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转移。据国家能源局统计，2024年，中国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球新增的5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47万亿千瓦时，约占全部发电量的35%，电力侧清洁化替代进程被加速。然而，大规模新能源并网也对电网调峰能力、储能布局和电力市场机制提出更高要求，若配套不完善，可能在高油价与极端天气叠加时削弱能源系统的稳定性。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国际原油市场面临的长期油价下行风险，或将削弱可再生能源投资吸引力，延缓我国清洁能源替代进程。

国际原油市场系统性风险应对策略

增强金融市场韧性，防范国际原油风险跨市场传染

健全石油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精准防范风险跨市场传染。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相关部门深化现有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高精度的国际油价监测预警系统，定期发布系统性风险评估报告，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运用区块链、云计算及人工智能（AI）大模型等技术优化风控模型，建立健全对油价波动引发的跨境资本流动、股市异动、汇率波动等的宏观审慎监测与管理框架，防止风险跨市场、跨领域传染。

建强“上海原油期货”主阵地，提升金融市场定价与风险管理能力。建议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丰富原油期货品种及扩展交割仓库库容，如适时推出更多挂钩不同国际基准的期货合约、以人民币计价的能源衍生品等，丰富油价风险对冲工具，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参与INE期货市场，提升市场风险分散和价格发现能力；鼓励油气企业综合运用期货、期权等多种金融工具，建立科学的套期保值策略，平抑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对企业经营的冲击。

推动石油人民币使用，突破石油美元体系依赖

扩大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降低石油美元体系的输入性风险。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等在现有双边本币互换和贸易协定的基础上，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等，推动构建多边人民币结算框架，扩大人民币在原油及其他大宗商品结算中的比重；建议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着力提升上海原油期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强人民币在石油交易中的计价与结算功能，加速构建畅通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并建立配套人民币国际化风险对冲工具，以有效的期现对接机制提升人民币石油定价权。

加快跨境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安全高效的支付清算网络。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持续提升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覆盖范围与交易效率，降低中小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的接入成本；建议中国人民银行重点推进数字人民币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平台的应用，并通过完善配套政策支持，推动更多国际金融机构接入mBridge系统，逐步构建以数字人民币为核心的跨境支付网络；建议中国人民银行、科研院所等加快数字人民币相关技术研发和创新，探索开发基于区块链和数字人民币的跨境石油交易平台，并完善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实现交易、融资、清算等流程自动化、透明化和智能化。

加强石油需求侧管理，统筹经济稳定与能源绿色转型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与产业链结构升级，降低重点领域原油依赖。建议交通运输部等加速推进交通领域能源替代，持续加强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航空燃料等的政策和技术支持，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并保障配套行业良性发展；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强化工业领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电能替代，推动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的创新和规模化应用，逐步提高能效和淘汰落后产能，减弱油价波动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冲击。

深化成品油价格与税收机制改革，强化能源企业风险应对弹性。建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持续评估并优化成品油定价机制，深化价格市场化改革，优化其与国际油价联动的窗口期和幅度，以提升油气企业运营效率和战略调整速度；建议各级政府加快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完善消费税立法并解决跨区域协同问题，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健全绿色消费激励与民生保障体系，提升居民应对油价波动韧性。建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等积极探索和培育市场化机制，健全用能权、绿电、绿证交易体系，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激发全社会绿色消费的内生动力；建议各级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鼓励居民节约用能，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全社会层面降低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建立健全对冲油价上涨影响的社会保障和补贴机制，保障民生基本需求。

保障石油供应侧安全，提升能源自主可控能力

加大上游勘探与开发力度，逐步提升油气自给率。建议油气上游企业加大深层、深水、非常规油气、海洋油气的勘探开发力度，加快突破万米级深地、千米级深水等关键技术难题，激发上游企业勘探开发及投资者积极性，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增储上产；建议油气上游企业发挥在关键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技术优势，综合勘探开发卤水锂、钾、铀等油气共伴生资源，同步保障石油与关键矿产资源安全。

加快完善石油储备体系，增强应急调控与抗风险能力。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石油储备体系建设，推动储备管理智能化和动态化，及时有效开展价格异常波动应急调控，通过战略石油储备调节平抑价格波动；建议各级政府与企业充分协调，逐步形成国家和企业多级储备，以及战略和应急储备相结合的多元化储备体系，并完善原油储备的配套体系建设，增强极端情况下石油供应保障能力。

深化进口来源多元化战略，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建议国家能源局、外交部等巩固中东、俄罗斯、非洲等传统油气出口国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拉美、中亚等新兴能源伙伴关系，分散原油供应风险；建议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战略通道的安全，推动与友好国家建立联合护航机制，增强远洋运输安全保障能力。

加强顶层设计和技术创新，抵御石油长期替代性风险

强化政策引导与金融支持，推动构建多能互补新格局。建议各级政府加强完善顶层设计，优化油气、风电、光伏、水电等生产与储能设施的协同布局和资源共享，提升能源系统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的供给稳定性；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依托多边金融组织，推动清洁能源项目及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助力构建智慧能源管理新模式。

推动新能源技术研发，打造油气低碳转型新范式。建议油气企业聚焦多能互补与综合能源利用，支持油气田区域风光资源开发、地热利用、氢能制备与储运等技术的集成创新，逐步降低外部电力依赖，推动综合能源业务快速发展；建议油气企业、科研院所等加大对清洁能源替代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突破制约融合发展、降本增效的技术瓶颈，加快核心技术的专利布局与标准制定，培育更多“油气+新能源”智能化应用场景。

推动数智技术深度赋能，培育能源产业新质生产力。建议各级政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引导以“云、大、物、移、智、链”等为主的数智赋能技术与能源行业融合，建设智慧能源管控平台，构建跨部门、跨业务的全产业链人工智能数据平台；鼓励油气企业深度挖掘人工智能在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控、智能调度、能效优化等特定复杂场景的应用，持续聚焦专精领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如利用数智化手段推动石化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高端化工产品方向转型。

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加紧构建能源战略联盟

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沟通，构建紧密的能源利益共同体。建议外交部、国家能源局等积极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强化共识并制定务实合作规划，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更长远紧密的合作关系；建议能源央企和油气企业积极拓展与非洲、拉美等新兴资源国的油气合作布局，深化海外勘探开发与关键技术合作，积极分享中国经验与技术标准，共同探索先进的产品标准、产品技术、产品研发和智能制造理念。

积极参与并适度引领全球能源治理，不断提升中国话语权。建议国家能源局、外交部等深度参与国际能源署、OPEC+等多边机制，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规则制定、信息共享、应急协调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增强我国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建议外交部从经济层面反对打压“逆全球化”无理制裁，淡化能源政治化、武器化，积极推动国际能源市场平衡，尽快形成保护大多数国家利益的、互惠共赢的国际能源市场。

（作者：张晗、张跃军，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大学资源与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