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骑射形金饰片。

图②：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马。

图③：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唐舞马衔杯纹银壶。

在十二生肖中，“马”显得尤为特别。作为人类的亲密伙伴，没有哪种动物像马一样，寄寓了昂扬不屈、勇往直前、自由独立、吉祥卓越等诸多精神文化和情感内涵，并曾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丙午马年，本版邀请考古、文博、古文字、非遗等领域的专家，从不同视角分享马的“前世今生”，并为大家送上马年的美好祝福。

——编 者

马的“逆袭”史诗

吕 鹏

陕西眉县出土的青铜盠驹尊。

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出土北燕鎏金木芯双马镫。

以上图片均为吕鹏提供

农历丙午马年翩然而至，“龙马精神”“马到成功”等美好祝愿广为传颂。马，早已超越了动物范畴，化作一个凝聚着勇气、进取与祥瑞的文化符号。然而，你可曾想过，这份尊崇并非与生俱来？在漫长的岁月里，马的角色经历了从“盘中餐”到“座上宾”再到“国之重器”的逆转。今天，让我们跟随考古发现，翻开这部写在马骨标本和马形文物上的“逆袭”史诗。

故事的开端，马并非人类的朋友。距今5600万—5000万年前，马的始祖“始祖马”在北美森林中漫步，体形仅如狐狸。随着气候剧变，草原扩张，它们开始了伟大的“自我改造”：腿变长、脚趾融合成坚硬的单蹄、脊椎进化得如弓般富有弹性，最终成为草原上的速度王者。然而，这身“史前黑科技”并未使其免于成为人类的猎物。在距今4.5万年前的山西峙峪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带有砍砸痕迹的普氏野马骨骼，它们是“马肉自助餐”的明证。欧洲拉斯科洞窟的壁画上，野马更是原始猎人围攻的焦点。彼时，人与马的关系简单而残酷——纯粹的食物链上下级。

历史的转折点，大约发生在距今5500年前的哈萨克斯坦北部波泰（Botai）遗址。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最早的驯化马匹的证据——大量的马骨、马骨制成的鱼叉、带有马奶残留物的陶片、带有刻纹的马骨。这意味着，人类不再只是追逐和猎杀野马，而是开始掌控并驯化马。

这次驯化，很可能最初只是为了获取稳定的肉、奶资源。但人类很快发现了马的更大潜能：它们力量强大，能负重致远；它们天性服从等级，易于管理。马，开始从“移动粮仓”向“多功能工具”转变。随着驯化技术的传播，家马在距今4000年前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或沿着黄河流域自西向东，或自欧亚大草原自北向南，最终，于距今3300年前进入中原文明的视野。

当马拉着车驶入中原，它的命运便与王权、礼制紧紧绑在了一起。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古发现了中国最早、最成熟的马车实物：两马一车，18根轮辐，工艺精湛。在今天的殷墟博物馆中，不同形制的车马坑以一个展厅的形式集中展示。甲骨卜辞中，商王武丁的田猎与车马事故被郑重记录，马与车成为王权仪式、狩猎与祭祀的核心。

到了周代，马的地位被礼制系统推至高峰。河南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实证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这一周代车马等级制度的核心规定；马牲与狗牲的组合，正是成语“犬马之劳”的历史源头。马匹数量成为国力的标尺，“千乘之国”“万乘之尊”成为衡量霸业的词语。西周“执驹礼”（为两岁幼马举行的成年仪式）被铭刻在国宝青铜盠驹尊上，显示国家已对马匹资源进行制度化管理和珍视。

然而，依赖战车的“贵族战争”在机动灵活的游牧骑兵面前，逐渐显露出笨拙。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拉开了中原军事全面革新的序幕，骑兵开始取代战车成为战场新锐。新疆哈密地区的石人子沟遗址和西沟遗址中，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马骨脊椎上的病变痕迹，同样留下了被人骑乘的历史印迹。

真正让骑兵蜕变为战场主宰的，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马镫。南京丁奉（卒于公元271年）家族墓中出土的一件釉陶骑马俑上，考古学家惊喜地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单边马镫）形象。随后，南京东晋王氏墓出土了最早的双镫陶马，辽宁北燕冯素弗墓则出土了精美的鎏金木芯双马镫实物。

这条完整的考古证据链表明，中国在魏晋时期完成了从单镫（辅助上马）到双镫（稳定骑行）的革命性创造。双脚有了支撑，骑士得以解放双手，稳定地操控弓箭、长矛，人马真正合为一体。重装骑兵（甲骑具装）由此兴起，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坦克”。李约瑟称马镫为“中国靴子”，它带来的军事优势，随着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的战争形态。

唐代，马政达至巅峰，国家牧场养马曾达70万匹。昭陵六骏、三彩马、舞马衔杯纹银壶，无不映射着那个开放自信、马影奔腾的时代。马不仅是战备，更是丝路来的“进口奢侈品”和社会时尚的宠儿。明清虽初重马政，但农耕扩张、财政压力最终导致官营牧场萎缩；直至1860年八里桥之战，清军骑兵在近代火炮前悲壮冲锋，标志着马在军事上的主宰时代黯然落幕。

当马退出战争与运输的主舞台，它在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却愈发璀璨。考古发现的每一具马骨、每一件马俑、每一套鞍镫，都是这部“逆袭”史诗的一个章节。它们告诉我们，马的传奇，是一部从被动驯化到主动赋能、从服务物质到升华精神的文明协作史。在又一个马年到来之际，当我们互祝“马到成功”时，我们不仅在祈愿顺利，更是在致敬这位用蹄印陪伴并深刻塑造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古老伙伴。它的“逆袭”，映照着人类文明演进波澜壮阔的历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昭陵六骏盼团聚

霍宏伟

昭陵六骏石刻之“飒露紫”。

霍宏伟供图

2012年2月，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中国厅时，看到大唐昭陵六骏之两骏石刻飒露紫与拳毛騧，立刻被两骏的体量与神韵深深震撼。历经1300余年的岁月沧桑，它们依然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仿佛能够感受到它们对回归故土的渴望。我的脑海中自然浮现出了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名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的九嵕山上。六骏是李世民统一天下、转战沙场时所骑的六匹战马，分别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亦作特勤骠）”“青骓”“飒露紫”。李世民为彰显他在创建唐王朝中的战功和追念在战争中出力的良骥，于贞观十年（636年）诏令雕刻六骏石像，他亲自撰写赞文，初唐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蓝本，阎立德主持依形复刻于石上，书法家欧阳询书丹，殷仲容刻石，堪称“五绝”。昭陵六骏代表了唐代陵墓石刻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六骏立于昭陵陵园最北端的玄武门东、西庑廊，对称排列，总体呈阶梯状，由北向南渐次升高。在六骏形象的雕刻方面，充分运用了立体的造型语言，马身较为平整光滑，形成块面突起。石马身上雕刻的鞍、镫，仅具有示意性作用，更侧重于突出马的自然状态。六骏石刻是半立体的高浮雕，需要依靠光影来呈现作品的明暗效果，尽可能突出外轮廓线，从而显得形象厚重。如拳毛騧腹部下面的边缘线阴影较重，感觉略黑，其他部位为灰色，马毛、颜色似乎都能感觉到。

昭陵六骏石刻反映出极高的艺术水准。六骏石刻应该是由一个创作团队集体完成。六骏姿态不同，飒露紫为立马，拳毛騧、特勒骠呈行走状，白蹄乌、青骓及什伐赤为奔跑状。从保存情况来看，拳毛騧雕刻得较为精细，造型圆转、细腻，而飒露紫石刻中战马的造型更加朴拙一些。唐人制作六骏石刻之时，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圆熟美；岁月侵蚀的痕迹，让石刻局部残损，或隐或现，粗犷美、残缺美跃然而出。

昭陵六骏石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苏轼在看到昭陵六骏拓片之后，写有一首诗，最后四句为：“功成锵八鸾，玉辂行天街。荒凉昭陵阙，古石埋苍苔。”金代赵霖《昭陵六骏图》依据石刻而绘，既忠于原作，又继承唐宋画马技法，通过遒劲笔法和精微设色，将六骏刻画得更加生动自然。明代孤本方志《崇祯醴泉县志》收录有昭陵六骏线图及赞文。鲁迅《看镜有感》一文曾谈起昭陵六骏，认为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其创作手法简直前无古人。

遗憾的是，民国之初，昭陵六骏从大唐皇帝陵墓建筑上的石刻纪念碑沦落为不法分子的赃物，其中两骏“飒露紫”“拳毛騧”1914年被盗运出国，成为古玩商手中牟取暴利的商品，最终收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所幸其余四骏在外送途中被追回，先存于陕西省图书馆库房，1949年移至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至今。

飒露紫原为西面第一骏，以浮雕形式表现丘行恭为其拔箭的场景，是六骏中唯一带有人物的，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作品。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邙山的一次交战中，战马“飒露紫”中箭受伤，随从的将军丘行恭把自己的坐骑让与李世民，自己一手牵着受伤的“飒露紫”，一手持刀突阵而出。回到营地，丘行恭为“飒露紫”拔出胸前的箭之后，“飒露紫”就倒下去了。李世民为了表彰丘行恭拼死护驾的战功，特命将拔箭的情形刻于石屏上。中箭后的“飒露紫”垂首偎人，眼神低沉，臀部稍微后坐，四肢略显无力，剧烈的疼痛使其全身颤栗。这种救护之情，真乃人马难分，情感深挚。

1925年7月14日，梁启超奋笔疾书，给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儿子梁思成写回信。从儿子的来信中得知，昭陵六骏中的两骏已流落美国，让他十分震惊：“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那几只马是有名的美术品，唐诗里‘可要昭陵石马来，昭陵风雨埋冠剑，石马无声蔓草寒’，向来诗人讴歌不知多少。那些马都有名字，是唐太宗赐的名，画家雕刻家都有名字可考据的。我所知道的，现在还存四只（我们家里藏有拓片，但太大，无从裱，无从挂，所以你们没有看见。）……若在别国，新闻纸不知若何鼓噪，在我们国里，连我恁么一个人，若非接你信，还连影子都不晓得呢。可叹，可叹！”

期待昭陵两骏早日回归中国。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从汉画像看驭马经

王仁湘

河南新野出土的汉画像砖上，驭者手举鞭子作指挥状，似乎在训练马驹跟车行进。

王仁湘供图

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内容包罗万象，是记录汉代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马与马车对于汉代之重要，从许多地方出土的汉画像石和画像砖上可以观察出来，“宝马香车”“风马云车”这些词都是生动的描述。

汉代因交通和战事的进展，对于马匹有急切的需求。汉时骑马乘车，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汉书·董仲舒传》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但即便是坐车，也可以通过车型和牲畜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的等级与身份。汉初只有宰相能坐牛车，皇帝可以乘四匹马驾的高车，但起初要找到四匹同色的马都很困难。随着社会生产力提升发展，马匹存量骤增，至汉武帝时仅在长安就养有40多万匹，处处都能见到走马行车的景致，贵族阶层中养马、爱马的风气尤盛。汉代贵族用车按乘坐者的姿势分为驷马高车和驷马安车，前者是立乘，后者是坐乘。驷马高车上竖有遮阳避雨的伞盖，属上等车乘。

汉画上见得最多的车马出行图属于社会生活类。这些马体态肥硕健壮，小头细腿大蹄，颈胸臀饱满，或奋力疾驰，或昂首嘶鸣。画像砖上的马造型相似，因为便于表现浮雕效果显得更加细腻生动。汉明帝刘庄的马皇后有一句话“车如流水，马如游龙”，说的就是她见到的都城中的车马盛况。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获得敦煌渥洼水神马。太初四年（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获大宛汗血马，称曰“天马”。汉武帝兴头一来，作《天马歌》云：“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在汉武帝眼里，这天马成了国运昌盛的象征。

马的性格比较刚烈，骑乘与车驾都需进行专门的调教训练。西汉戴圣编录的《礼记·学记》云：“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这里阐述的是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冶铸工匠之子必先学习皮裘缝制之法，制弓工匠之子必先学习簸箕编织，说明技能要从初级环节逐步积累。而“车在马前”是说，刚开始学习驾车的幼马，须在车后跟着行走，与驾车时大马在车前正好相反。该成语比喻小马通过他人指导更容易掌握技能，强调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

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汉画像砖上，似乎发现了一个“车在马前”的写实画面。河南新野出土的一方画像砖，画面上有一辆大车，车厢左右分立两位驭者，车后是四匹活泼的小马驹，马驹欢快地左顾右盼，蹦蹦跳跳。两驭者手举鞭子正作指挥状，似乎在训练马驹跟车行进。文与图并见，图伴文共存，图文同释。这样看来，车在马前，这道理本是汉代驭马人或是更早时代的经验之谈。

象形字“马”的变迁

李守奎

汉字中的象形字并不多，因为有形可像才能“象形”，日月山川、草木鱼虫、牛马犬豕等等加起来也就二三百个，但它们是汉字的根。“马”作为常用字，自古及今都在高频应用，作为字符构字能力也非常强——骐骥骏骄，《说文》马部字多达115个，其中的“马”都表意；当然，妈吗码骂，古今以“马”表音的字也很多。从一个“马”字的演变历程，就可以窥见汉字发展的面貌。

“马”最初是个地道的“象形字”，但从商代就开始越来越不象形了。

戈铭的“马”亦图亦文，就是现实中马的如实描绘，立耳圆目，厚唇宽颌，颈有长鬣，曲脊鼓腹，蹄足着地，长尾下垂，只要见过马的人，一眼就能识别。到了𠂤组甲骨文，不仅变成线条勾勒，而且正常的立马成了头上尾下，足不着地的悬空形象，蹄足变成了圆圈，但“象形”的意思还在。到了何组的“马”字，头部特征全部消失，合并简化成一个“目”，足与腿简化为斜出的两笔，颈、脊、腹、尾简化为下垂的一笔，长鬣有的延伸到了背部，有的与身体分离，如果没有专门的训练，已经很难让人认出是“马”了。但作为文字，那几笔鬣毛就可以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3000多年前甲骨文“马”字的这些变化，实际上已经把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涵盖了。

马戈上的“马”太象形了，这是团块与线条构成的图画，无法分解出笔画，也没有上下文的语境，说它是文字，证据不足。它和文字有联系，是象形字的来源，称之为“前文字”更符合事实。

图画经过线条化，就逐渐变成了文字。文字由笔画构成，笔画是文字与图画相区别的形式标志。从落笔到提笔形成的痕迹就是一笔，或称一画，𠂤组甲骨文的“马”字大约有20画，何组的“马”经过简化笔画减半，剩下十来画，简化的结果就是把象形字变得不象形了，汉字的记号化过程从甲骨文就开始了。

图画追求艺术的逼真，越精细越好；文字追求书写的简便，越简单越好。文字的主要功能是记录语言，只要形体彼此能够区别，一切细节都可以忽略，在书写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开始简化。每个书写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简化方式，一旦没有国家语文政策的规范，就会一字多样，异体泛滥，战国时期的“马”字列国各不相同，造成识别与交流的障碍，秦始皇统一中国，六国古文异体被废除，“马”字就呈现出下面的发展谱系。

到了现今的通用汉字“马”，它还是“象形字”吗？从历史溯源的角度说，当然来源于象形字，也可以说来源于图画；从文字的发展来说，今天的“马”是一个纯粹的记号字，这个形体与其所记录的音义是约定关系，我们从这个字形既看不到读音，也看不到马的形状。

汉字为什么舍弃了象形变成了记号？因为文字的本质就是符号。“马”以及从“马”的字3000多年来在变与不变中保持着传承与平衡，适应着社会需求，该简化的简化，该淘汰的淘汰，形不像了，精魂还在！

（作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

马的新年画

何 为

民国时期的武强年画“骑马关公”。

何 为供图

传统木版年画中，马是最常见的动物形象之一。杨柳青的生肖马，寄托开年顺遂的祈愿；桃花坞的“状元打马游街”图盼得家有学子状元及第；陕西凤翔年画常将马与猴组合，寓意“马上封侯”。更多时候，马是门神的坐骑，如河北武强年画中常见的“鞭锏门神”“骑马关公”等题材，门神跨马执兵，镇宅纳福，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

如今，春节的体验方式和传播方式在悄然改变，“新年画”一词也随之进入公众视野。视觉设计团队与研究者走进乡村和古寨，采集散落民间的年画与民俗资料。在此基础上，创作者们对传统年画元素进行拼贴、重组，形成具有当代审美的新作品。生成式人工智能让年画创作门槛进一步降低，输入“年画风格”等关键词，系统即可生成数字门神形象。与马相关的众多珍贵文物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生动视觉符号，也成为跨越时空的祥瑞元素，赋予新年画丰富的创意。

新年画像一匹“启程的骏马”，借助技术迭代的力量，行稳致远。数字传播越普及，实体年画与手工技艺的价值也愈显珍贵：材料的触感、套色的层次，手作痕迹所沉淀出的时间记忆，仍是屏幕难以复制的质朴年味。年复一年，当我们还愿意为一张新年画腾出一面墙、转发一次祝福时，这项非遗就仍在生长，“年味”便有了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