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能源是经济发展和民生安定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商品。近年来，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国际重大突发事件频发，造成能源供需严重错配，能源价格剧烈波动，扰乱国际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特别是俄乌冲突及随之造成的欧洲能源危机，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凸显了能源的重要战略地位。2021年，欧盟约41%的天然气、22.5%的石油和44%的煤炭依赖俄罗斯进口，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使欧盟天然气供应量骤降，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飙升至超300欧元/兆瓦时，引发工业停产、居民用电危机与通胀高企。这些负面冲击一度持续长达2年左右，揭示了传统能源安全框架的脆弱性——以往以价格可负担和可连续获取为核心的能源安全要求已难以应对复杂风险。

在此背景下，“能源韧性”（energy resilience）迅速取代单一“能源安全”成为国际政策与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国际能源署（IEA）将能源韧性定义为能源系统及其组件应对危险事件或趋势的能力，以维持其基本功能、特征和结构的能力，以及适应、学习和转换的能力。亚太经合组织认为能源韧性是使能源系统能够抵御极端自然和人为灾害，及时有效地恢复正常状态并更好地重建，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能源供应，减少能源供应中断对人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的能力和质量。可以看出，尽管表述各异，但对能源韧性的共识通常强调3类能力。① 抵御能力，指能源系统能够承受冲击事件破坏并减轻其影响，维持关键系统功能和服务可用性的能力。② 适应能力，指能源系统在没有恢复活动的介入下通过系统运行方式的调整或资源配置对冲击事件进行适应的能力。③ 恢复能力，指系统在遭受破坏后快速恢复到正常或更高水平状态的能力。综上，能源韧性在传统能源安全框架侧重“持续、稳定的能源供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能源系统的适应性和恢复力，关注在危险事件和长期压力下，能源系统在外部冲击影响下动态抵御冲击、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快速恢复原有功能的能力。

能源韧性提升的常规策略

在政策实践层面，多元化（diversific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是最常涉及的2类韧性提升策略。

能源多元化策略，包括能源供应来源多样化、运输路线多元化和能源品种多元化。这一策略既能通过供给分散稀释中断风险，提升能源系统的抵御能力，又能够保障在单一国家供应中断后迅速切换供给渠道获取替代商品，提升能源系统的适应和恢复能力。能源多元化策略更适合位于多边贸易体系枢纽地位、国土面积有限且能源资源不足、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地区。其中，欧洲的多数国家都是此类策略的典型代表。例如，在欧洲能源危机后，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廉价、安全、可持续能源联合行动》，明确要通过天然气进口多元化稳定能源价格和保障天然气供应，并提供额外投资用于能源转型，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与本土能源供应能力，加快工业、运输部门的电气化进程。

能源本土化策略，则关注本地能源资源替代、产业培育和提高能源效率，进而实现降低对外部能源的依赖，主要包括能源供给本土化和能源技术本土化2个维度。这一策略既通过构筑国内供给能力提升能源系统的抵御能力，也确保了在面临重大外部风险时具备弹性的、可随时恢复或扩张的国内供应潜力，实现能源系统的适应和恢复能力建设。能源本土化策略更适合具备能源资源开发潜力、具有强大工业基础和技术研发能力、面临重大外部风险的国家/地区。其中，美国是能源本土化战略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内加强“能源独立”、对外谋求“能源主导”，美国意图强化对石油美元体制下国际能源市场的操控，以及能源气候议题中的国际合作主导，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本土化、近岸化与“友岸化”供应链体系。

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生产基地，中国的能源韧性建设不仅关乎国内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更对全球生产网络和经贸格局的平稳运行具有深远影响。在多元化和本土化的能源韧性提升策略的选择上，中国作为全球多边贸易和外交体系的关键枢纽，具有实施多元化策略的良好外部环境。同时，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也为能源本土化策略的部署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中国在短期与中长期内如何选择政策组合以更低的政策成本提高能源韧性？不同阶段的能源韧性政策如何转变？针对这一研究问题，本文先就多元化和本土化策略对能源韧性的影响机制、政策实例与现实局限进行剖析，再结合我国的能源系统发展现状，为中国的能源韧性构筑路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多元化与本土化提升能源韧性的机制

能源多元化的韧性提升机制

在增强能源系统的抵御能力方面，能源多元化策略通过构建能源种类、地理空间和运输渠道的差异化布局，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能源进口与供应网络，以降低对单一国家或单一能源品类的过度依赖。通过网络的构建分散供应风险，吸收单一供应来源中断对能源供给的冲击，从而有效抵御地缘政治等因素引起的能源中断对经济造成的冲击，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能源品种上，可再生电力、火电、石油、天然气等多种能源的并存，使单一燃料对能源系统影响降低，因而当某种能源因外部冲击而中断或价格飙升时，整体能源供应仍可维持基本稳定。

在增强能源系统的适应能力方面，能源供应来源与运输路线多元化的策略通过构建多国家、多企业的能源供应网络，增强能源来源替代性与能源供给的谈判空间，从而在面临突发性供给中断时，能够灵活调整、迅速适应。能源种类的多元化通过提高跨品种替代与调峰能力，使能源系统在供需失衡时以电气化、燃料切换、储能与需求响应等方式实现能源供应的结构调整，使能源系统的用能结构具有更大的弹性。

在增强能源系统的恢复能力方面，能源多元化策略通过构建多来源、多路径的能源供应网络，能够形成可替代的能源输送通道。当系统遭受外部冲击时，该网络能够支持能源供给在不同来源与路径之间快速切换，降低寻找替代能源，以及协调物流所需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损失，从而加速能源供给秩序的恢复。多元化的能源结构能够为应急响应和灾后重建提供更多的工具和选择，能够有效缩短系统瘫痪的时间。

能源本土化的韧性提升机制

在增强能源韧性的抵御能力方面，本土化策略通过强化本地化石能源的勘探，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和高效利用，提升能源的可得性与价格的稳定性，减少因外部政治博弈和贸易条件变化导致的供应不确定性。能源技术本土化则在关键设备生产链条上实现自主可控，能源技术和设备制造能力使能源设施不受制于全球供应链。一旦外部供给受阻，国内产能能够迅速填补缺口，保证能源系统各环节基础设施供给、质量稳定，从而降低基础设施故障概率，整体上提高系统抗冲击能力。

在增强能源韧性的适应能力方面，能源本土化策略着力于促进本土能源转型、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在应对冲击事件中，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能够极大提高能源系统的柔性化、数字化，实现对冲击的快速响应。通过培育本土化技术研发与制造能力，推动产业链整合，强化本土能源产业的工业基础，构建多种能源协同互补的供应格局。能源本土化策略使能源系统面对需求变化、外部冲击或政策转型时具备灵活调节和结构调整能力，确保能源系统的核心功能在变局中维持稳定运行。

在增强能源韧性的恢复能力方面，本土能源供给能力的建设通过提高可调度的本土能源产能，在应对冲击的短期内形成应急能源供应，降低停供持续时间。能源技术本土化策略形成的国内生产与技术体系则能够使能源系统在冲击后依托本地能源技术设施的生产能力与技术标准体系建设，迅速替换备用能源设施，缩短能源中断持续时间，实现能源系统功能的迅速恢复。

能源韧性提升的多元化、本土化政策实践

当前，全球能源系统面临多风险源同时作用、跨区域跨部门传导及突发性增强的复杂影响，并呈现显著的风险叠加效应。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放大了油气供给端与运输通道的脆弱性，局部冲突、制裁，以及海上咽喉要道的安全风险更易触发供应中断与价格剧烈波动。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事件从供需两端同步施压，既削弱化石能源与电力基础设施的运行稳定性，又通过改变终端用能结构、推升峰值负荷等方式加大系统调峰压力。此外，能源转型进程加速，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并网导致间歇性上升与调峰需求扩张。关键矿产与装备制造供应链的高度集中，进一步使能源安全问题扩展为“资源—技术—产业链”多维安全议题。在此复杂背景下，各经济体也基于其国情差异，在其能源韧性建设中实践了不同的多元化或本土化策略。

能源多元化的政策实践

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策略的政策难度较低，是当前多数国家建设能源韧性的战略选择。例如，日本《新国际资源战略》要求促进进口来源多元化，保障油气稳定供给的方针，在加强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外交的同时积极与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外交，并支持日本企业参与美国页岩油气开发、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以及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油气田项目。在俄乌冲突发生后，欧盟多国重启或加速LNG终端和跨国天然气管道的建设。截至2022年底，欧盟共有15个大型LNG进口终端的拟建或在建项目。

在能源品种多元化方面，德国长期坚持能源转型战略，其制定的《可再生能源法》（Renewable Energy Law）通过了固定上网电价补贴机制（FIT）、直接营销和拍卖机制等，形成长期、稳定的刺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框架，为德国能源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丹麦则在石油危机后开始注重开发可再生能源——在长期发展后，风能和太阳能现已成为丹麦能源供应的支柱，灵活的热电联产和储能设施也提高了电力系统调节能力。

能源本土化的政策实践

本土化策略推行对本地能源资源禀赋或产业链基础具有较高要求，因此主要被若干代表性大国所采用。

在能源供给本土化方面，美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能源短缺和油价攀升压力下启动“非常规天然气研究计划”（Unconventional Gas Research Program），推进页岩气革命。页岩气革命的成功助力美国实现由能源进口国向能源出口国的转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然气净出口国之一，实现了能源独立。印度政府制定实施“国家太阳能计划”（Jawaharlal Nehru National Solar Mission），配合各类具体的激励政策极大促进光伏的大规模利用。截至2024年3月31日，印度光伏项目累计装机达81.81吉瓦，其中并网装机78.86吉瓦、离网装机2.95吉瓦，装机量位居世界第5位。此外，为实现煤炭自给自足，印度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5年生产目标，计划将煤炭总产量从2024—2025财年的10.8亿吨增加到2029—2030财年的15亿吨。

在能源技术本土化方面，中国在新能源技术上的持续创新和技术突破则是典型案例。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中国光伏政策体系经历了由立法奠基、价格机制完善到结构性优化的渐进式演进。200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促进开发利用、保障能源安全与保护环境的基本目标，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2011年印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建立了光伏上网标杆电价框架，显著提升投资预期并推动装机规模快速增长。2013年印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进一步细化价格与项目管理机制，引导产业由无序扩张转向规范有序。2015年底印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按资源区分级并设置随规模与成本动态退坡的标杆电价机制。自2017年起，光伏、风电电价补贴标准持续下调并在部分项目中取消，倒逼企业降本增效、促进技术迭代，同时加速行业向“平价上网”过渡。与之相配套，政策重点由单纯扩容转向提高发电效率与消纳水平、完善产品与技术标准、强化并网与调度能力；2017年印发的《国家能源局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明确了2017—2020年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目标，优化了增长路径。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的多层级政策支持持续完善，既覆盖“卡脖子”技术攻关，也强化产业规范和场景落地。例如，《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关于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电力装备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等，为光伏由规模化装机向多元化应用延伸提供了稳定制度环境与持续市场动能。这一系列技术本土化政策推动我国从21世纪初依赖进口多晶硅与设备，到2023年实现硅料、电池片、组件全链条国产化，占全球80%以上产能。同时，消费侧减排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的协同也有效促进能源结构清洁化和电气化转型，不断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这不仅使中国在受到欧美产业制裁时仍能维持产能稳定，更通过技术领先实现技术输出，成为全球光伏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能源韧性提升政策的现实困境

以上政策虽已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效果，但各国能源韧性的整体提升仍受到多方位因素的约束。

一方面，短期内可行的多元化举措主要集中于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与运输通道的多元化。但在全球治理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进口来源国的地缘政治摩擦与运输通道的高度集中等因素叠加，反而会提高能源供给的波动性，能源供给的风险点难以回避。2023年，约有70%的海运石油贸易量和50%以上的LNG运输量经由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界定的全球7个关键海上运输咽喉要道进行运输，若因军事冲突或其他原因导致其短期或长期关闭，将对能源进口国造成严重冲击。以红海危机为例，受胡塞武装袭击影响，多家主要航运企业宣布避开曼德海峡（该海峡在2023年上半年承担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贸易和8%的LNG贸易运输）。大量商船绕行非洲好望角，导致2023年12月流经曼德海峡的原油量比1—11月的平均水平减少约18%，运费上涨约20%。

另一方面，受能源种类及终端用能结构相对固化、技术水平不足等因素制约，短期多数国家的主要能源产品仍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为主。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规模化替代仍受到储能、调峰与远距离输电等关键技术的限制，其间歇性与季节性也决定了如果无法完成源网荷储多端的系统性改革，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将无法有效转化为可靠的能源供给，在能源系统的韧性构建中埋下隐患。这导致能源品种多元化和能源供应、技术本土化政策在短期内往往不具备较大的政策操作空间，主要集中在中长期规划。

中国能源系统发展现状与韧性提升潜力

中国能源系统发展现状

从能源整体需求来看，我国能源总体自给率较高，但石油对外依赖度高，能源安全总体可控。供给侧方面，“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格局对我国能源本土化造成了较大的制约。消费侧方面，我国能源强度水平较高，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较大。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4年主要发达国家的能源强度大多在3—4兆焦/千美元之间，而我国约为6兆焦/千美元。能源自给方面，中国能源自给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80%左右），且2016—2024年能源自给率总体稳步提高，2024年达到约86.2%（图1）。然而，细分能源品种来看，过去20年间，中国原油产量增速明显低于消费量增速，原油供需缺口逐年扩大，需要大规模进口原油以满足国内需求。2014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2017年原油进口依赖度突破70%。

我国拥有丰富的煤炭、水能、陆上与海上风能，以及太阳能资源，地热能、生物质能等也有广泛分布，这为发展多元化的能源结构提供了天然的物理基础。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自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呈现显著的多元化发展特征，逐步打破以煤炭为主导的单一化格局。至2024年，煤炭消费占总能源消费量比例从1996年的72.7%持续下降至53%左右，而同期由非化石能源与天然气构成的新型能源体系有较快发展：天然气占总能源消费量比例从2%提升至8.75%，成为工业与民用领域的重要过渡能源；非化石能源中，水电发电量增长约5.5倍，占比从5.6%增长至7.1%，风电、光伏发电装机从近乎空白发展至装机量达到1.41太瓦，在新增发电装机中占比稳定提高，叠加水电、核能稳步扩张，非化石能源整体占比接近20%（图2）。但从整体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仍是我国最主要能源来源，且石油需求呈现一定刚性，占总能源消费量比例长期稳定在20%左右。

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储能设施、氢能基础设施、油气管道等）与现代化大型油气港口，为各类能源的接入、输送、消纳和储存提供了坚实支撑。从石油及天然气进口来看，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已初步构建了海陆并进、多源互补的进口体系，但总体进口来源较为集中，对咽喉要道的依赖较强，仍存在供应国地缘风险及航运通道安全等潜在挑战。石油方面，2024年俄罗斯是我国最大进口来源地，占比约19.6%。此外，沙特阿拉伯占比14.2%，马来西亚占比12.7%，伊拉克占比11.5%。前5位进口来源占总石油进口的65.4%，前10位占88.4%（图3a）。天然气方面，管道天然气和LNG进口占比分别为41.8%和58.2%。其中，管道天然气主要来自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分别占管道天然气进口的46%和40%。LNG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和卡塔尔，分别占LNG进口的34.2%和23.9%（图3b）。进口路径方面，南向海上通道是我国进口油气海上通道的核心，约80%的石油和60%的天然气经南向海上通道运输至我国，占我国海上油气运输总量的94%—98%。但是，该区域受大国博弈、海盗及潜在冲突威胁。在大国博弈之下，可能引发技术封锁、金融制裁或关键海域通行干扰，而其安全和我国油气市场的安全息息相关。

中国能源韧性提升潜力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中等消费群体增加，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不断提升，但风、光等新能源技术尚未进入大规模开发利用阶段，可再生能源增量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对化石能源的大比例替代。总体上，中国能源系统在应对多重外部冲击方面总体韧性较低，但提升潜力明显。

在能源品种的多元化方面，我国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仍有巨大提升空间。各类风、光、生物质能技术的进步将持续降低能源结构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成本，扩大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侧占比。化石能源中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基础雄厚，技术进步有望提升其经济可采性，成为保障油气供应底线的坚实基础。

在供应来源的多元化方面，从能源外交角度来看，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日趋完善的政策环境所构成的稳定的、规模化的能源进口需求，将帮助中国与资源国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为我国在全球能源贸易格局中赢得重要的议价能力和多元化选择空间。

在能源技术本土化方面，我国已形成从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具备极强的成本控制能力和快速迭代能力，这是支撑能源技术本土化战略的核心竞争力。

此外，在中国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能源韧性提升呈现制度、技术与产业协同的叠加优势：① 数字化的发展拓展了韧性治理的边界，外部冲击下对供给侧运行状态的持续监测、对需求侧场景的高精度预测，并通过在线优化生成恢复路径，构建“预警—应急—恢复—适应”的闭环决策流程，显著提升对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与决策质量。② 市场与政策工具为数据要素赋能，辅助能源传输、需求响应与虚拟电厂在统一价格信号下参与供需调节，分布式储能与车网互动作为柔性容量，强化峰谷转移、事故缓释与跨时段资源配置能力，从而提升系统的可恢复性与稳定裕度。③ 数据要素与能源生产、存储、运输、消费全链条深度耦合驱动能源产业在技术架构、商业模式上实现结构性变革，形成以数据驱动的系统性转型，持续增强能源系统的可观测性、可预测性与自适应能力，提高系统韧性。

中国能源韧性提升的策略建议

综上，我国本土煤炭供给安全可控，油气对外依赖度高，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全球领先，基础设施网络完善，政策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系统呈现出“基础稳固、结构性风险突出、韧性提升潜力明显”的特征。从策略选择的现实基础来看，我国同时具备能源多元化策略所需的外部环境基础和能源本土化策略所需的内部资源、技术禀赋。因此，在提升国家能源韧性的战略选择中，应考虑多元化与本土化政策的齐头并进，强化政策的互补性和协同性。

短期内策略建议

短期内，应以油气资源的进口来源多元化为核心，积极扩展国际能源多边合作关系，以能源供给本土化为保障，增强国际突发事件下能源韧性。

通过地缘经济合作构建稳固的外部屏障，提升能源系统的抵御能力。一方面，深化“一带一路”能源供应链网络建设。推进重大能源通道项目（如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等）的落地与运营，形成绕开传统战略瓶颈的陆上和海上能源输送替代路线；构建“能源+”合作新模式，推动能源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产能、金融投资“捆绑式”发展，将能源贸易关系升级为全方位的能源经济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并塑造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在多边框架（如IEA、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等）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践行“能源外交”，积极斡旋主要资源国间的地区冲突，以发展项目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化解地缘政治矛盾，从政治源头降低供应中断风险。

通过强化内部系统弹性和外部合作机制，提升能源系统的适应能力。一方面，巩固并优化国内传统能源“压舱石”作用。实施油气产能保障工程，通过财税优惠和技术支持，鼓励加大对老油田的稳产技术改造和非常规油气（页岩油、致密气）的经济有效开发，确保国内油气产量维持在安全底线之上；通过市场化手段鼓励商业能源储备，扩大原油和天然气的战略储备规模，优化储备布局和轮换机制，确保在紧急状态下具备足够的缓冲能力。另一方面，在国际多边框架下建立能源安全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共享航运安全等信息，倡导多边协调与互助。

加速能源消费侧的电气化与智能化转型，利用新能源优势提升能源系统的恢复能力。全面推动终端用能电气化，制定分行业电气化路线图。例如，在交通领域，加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在建筑领域，推广高效电驱动热泵供暖；在工业领域，鼓励电窑炉、电锅炉替代燃煤燃油设备等。构建柔性负荷资源池。通过电价信号（如分时电价）和智能控制技术，整合电动汽车、智能家居、用户侧储能等分布式资源，形成规模化、可调控的“虚拟电厂”，平抑电网峰谷差，提升电力系统对波动性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和整体韧性。通过这些方式，引导能源消费结构向我国具备资源和技术优势的新能源领域转型，更大程度提升能源系统的恢复能力。

在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的短期阶段，电气化转型推进与能源高效利用能够降低油气资源需求，增加电力消费，减少我国能源对外依赖程度。但受电力结构限制，短期煤炭消费将出现增长，导致煤炭消费峰值提高。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在经济方面，这一短期策略会提高国内煤炭需求，降低石油需求，使主要能源产品中煤炭价格上涨0.09%—1.22%、原油价格降低0.07%—1.24%，并最终带动消费者价格指数提高了0.06%—0.68%，促进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0.07%—0.53%。环境方面，短期策略在带来韧性提升的同时，煤炭消费的潜在增长对国家减排行动带来一定阻碍，但电气化程度的提高对碳排放的上升起到抑制作用，最终使短期碳排放峰值变动–0.60%—2.94%。

中长期政策建议

从中长期来看，应以能源品种多元化为核心，以培育产业链创新、自主能力为保障，最终实现我国能源系统的常态化韧性建设。

通过多样化资源开发夯实能源供给基底，提升能源系统的抵御能力。一方面，大力推进非常规油气资源战略开发，打破供给“天花板”。启动页岩油气科技攻坚与标准先行计划，设立国家级页岩油气研发中心，联合企业与科研院所，重点攻关深层、超深层页岩油气勘探开发核心技术。同步建立涵盖地质评价、钻井、压裂、环保全流程的行业技术标准体系，引导产业规范化、高效化发展。另一方面，加速推动可再生能源建设，重塑供给结构。实施“新能源基地+特高压通道”的协同建设模式，在西部、北部地区建设大型风光储一体化基地，并同步规划建设配套的特高压外送通道，实现新能源电力的大范围、高效率优化配置，从源头上增加清洁电力供应。

基于数字技术构建智慧能源供需生态，增强能源系统的适应能力。在供给端，加快建设智能电网，提升电网智能化与灵活调节能力。大力发展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并推动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建设足以平抑新能源波动性的多层次调节资源。在需求端，激活响应资源，通过深化电价改革，建立分时电价、实时电价等市场信号机制，培育虚拟电厂聚合商，整合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电动汽车、智能楼宇等分布式资源，使负荷侧成为系统动态平衡的积极参与者。

培育面向未来的能源科技产业体系，保障能源系统的恢复能力。一方面，实施能源关键技术装备“强链”工程。围绕页岩油气装备（如旋转导向钻井系统）、大型风电机组、高效光伏电池、氢能电解槽及燃料电池等关键环节，实施国产化攻关与“首台套”推广应用政策，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布局下一代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新型储能、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SMR）、绿氢制备与储运、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建立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到工程示范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为能源系统的迭代升级和快速恢复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至2045年左右的中长期阶段，能源结构转型的逐步完成使电力成为主要能源，形成清洁、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消费方式，降低能源总体消费需求。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使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出一系列高技术新兴企业，以增强中国在国际能源产业链中话语权，推动国际能源产业链重构，使我国能源韧性水平得到大幅提高。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这一中长期策略会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化使中国能源消费总量降低16.83%—20.08%，其中煤炭消费占比降低22.38%—25.62%，石油消费占比降低3.92%—6.16%，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28.10%—34.08%，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目标的同时油气进口降低35.80%—48.08%，从而对中国能源韧性起到极大增益。经济方面，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部门明显衰退，但清洁能源产业的扩张吸收大量劳动力，并基于产业结构带动服务业、仪器仪表行业就业，使中国总体就业提高2.16%—2.80%，带动GDP提高1.16%—1.41%。

（作者：宋中炜，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管理学院；赵宇、高翔，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数学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潘教峰，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