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发布了《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以下简称《指引》），为我国教师科学、安全、合规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绘制了首份“路线图”，竖起“警示牌”。这是国家层面首份专门针对教师群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规范，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历经前期探索后，开始系统化地进入教育主阵地。

教师如何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同共处？科技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专家。

重构教育教学方式

记者翻开《指引》发现，其包含从教案设计、作业反馈到班级管理、教学反思等数十个具体应用场景。技术不再是锦上添花的“展示品”，而是试图解决教学实际痛点的“工具包”。

“最直接的变化，是教师从重复性劳动中被解放了出来。”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他以作文批改为例：“如果一名教师教授2个班级共80名学生，对每篇作文都逐字逐句批改，工作量非常大。然而，像字词句修改等内容，恰恰是人工智能的强项，只需短短几分钟，它就能找出问题。”这意味着，教师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学生思维独特性与创造力的发掘与引导之中。

备课环节也在被重构。过去，一名英语老师可能要花费大量时间从报纸或网站上筛选一份适合特定年级学生阅读的英文材料，且找到的文章未必完全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而现在，人工智能能够依据学生的实际水平，迅速生成或改编适配的素材。“它能够为老师提供更多生动鲜活的案例。”余胜泉说。

不仅如此，大规模因材施教的现实可能性也正在被激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钟柏昌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效缓解了课堂教学中‘统一进度’与‘个性差异’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通过分析学生过往的学习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协助教师规划适配学生个体需求的学习路径，定制差异化任务，精准推荐学习资源，并实时提供学习支持与反馈，从而实现因材施教。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教师的角色正从“统一示范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和“审美评价者”。钟柏昌分享了自己在深圳市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实验学校调研时的一个真实案例。在一节音乐课上，教师引导学生借助人工智能音乐创作平台进行自主填词和创作，使每名学生都能围绕同一主题，生成风格各异、情感表达不同的音乐作品。“这种应用不仅帮助学生在实践中更深入地理解音乐结构与创作逻辑，也显著提升了课堂参与度和学习主动性。”钟柏昌表示。

技术应用存在陷阱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带着巨大的潜能进入课堂，与之相伴的疑虑和担忧始终未曾消散。《指引》明确了坚持育人主体地位、加强内容审查把关等六大行为边界，为教师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技术应用的第一个陷阱，就隐藏在看似活跃的课堂里。钟柏昌在调研时发现，部分课堂存在“为了使用而使用”的现象——人工智能技术未能与教学目标深度融合，反而成了一场“技术表演”。“学生可能只记住了操作的新奇感，却忽视了知识的核心。”钟柏昌说，“这警示我们，技术应用的首要原则是‘因需而用’。”在他看来，教师在引入技术之前需要清晰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这项技术是否真正提升了教学效率、学习质量或评价效果？如果技术使用反而削弱了学科逻辑、增加了教学负担，就应及时调整，甚至暂停使用。技术不能成为教学的目的，只能是服务教学目标的手段。

与课堂内的应用“失焦”相比，数据安全不仅是外部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也是众多家长心头挥之不去的担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会接触到大量学生的个人信息。若在使用技术时处理不当，信息就可能面临被泄露与滥用的风险。针对这一情况，余胜泉表示：“这不仅是教师的操作规范问题，更是平台管理与国家数据治理体系需要解决的课题。”他坦言，当前，教育类App注册信息分散、管理混乱，外部电信诈骗手段又层出不穷，使中小学生信息保护面临着严峻形势。他呼吁，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安全的数据治理平台，筑牢学生信息安全的“防火墙”。

然而，无论是浮于表面的“技术秀”，还是涉及安全层面的数据风险，最终都指向一个更为根本、更能触动教师职业神经的挑战——教师的主体性危机。当人工智能能够生成教案、分析学情、批改作业甚至进行初步辅导时，教师的专业角色与核心价值究竟何在？这是技术浪潮之下，每位教育者都必须直面的终极追问。

勾勒人机协同未来

“未来，在单纯的知识传授层面，人工智能的效率与稳定性很可能超越教师。”余胜泉作出了一个前瞻性判断。在他看来，课堂教学包含“知识性”和“育人性”双重维度，而人工智能的真正价值，在于高效承接“知识性”教学任务，从而让教师有更多精力回归到“育人性”教学中。

“人工智能可以替代‘知识性’教学中50%甚至80%的工作。这不是威胁，恰恰是解放教师的契机。”余胜泉指出。问题的核心并非教师是否会被取代，而在于如何重新界定教师工作的价值。他强调，技术替代的不是教师，而是教师工作中那些重复、低阶的内容。教师可以把那些重复劳动交给人工智能，转而利用数据分析更精准地理解学生，开展更有价值的个性化引导与交流。“这不是削弱，反而是对教师专业性的强化与升级。”余胜泉说。

钟柏昌从教学设计的底层逻辑呼应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教学的核心目标始终是促进真实、有效的学习发生，学生的主体性才是教学设计的起点和终点。“只要教师能够坚守‘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原则，就不必惧怕技术‘抢饭碗’。”他说。

“《指引》的价值不在于给出‘标准答案’，而在于划定边界、明确方向、鼓励探索。真正走好这条路，还需要政策制定者、教研人员和一线教师在实践中持续对话、共同完善，让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步从‘可用’走向‘好用’和‘善用’。”钟柏昌强调。

教师素养是转型的关键所在。钟柏昌表示：“教师队伍建设，需同时关注现有教师和未来教师两个群体。就现有教师队伍而言，要通过培训助力他们构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解、应用判断力和伦理意识。对于未来教师队伍，教师培养体系需进行前瞻性调整。”余胜泉建议，应将人工智能教学纳入教师知识结构乃至教师资格认证体系，系统提升教师的人机协同素养与批判性技术审视能力。

“当人工智能可以高效处理常规教学活动时，教师便能更专注于那些技术无法替代的工作，例如设计以人际互动为核心的教学环节，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余胜泉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教育的颠覆者，而是教学工具演化进程中一股强大的助力。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让教师从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学生成长的“雕塑家”。

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走向，并非是人与技术的取舍。正如余胜泉所说：“教育的未来不是机器的胜利，也不是人类的独舞，而是人机协同下更高层次的认知演化与精神建构。”（实习记者 曾 敏 记者夏天一对此稿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