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纠错 编辑诉苦 行业讨论

提升图书质量须多方协作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近些年，图书质量问题频频见诸网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书籍作为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其重要性毋庸赘言。图书差错频出背后有哪些复杂因素？如何有效提升图书质量？近日，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由图书差错个案到出版业生存发展大讨论

12月2日，一位博主发布视频，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学典藏”系列《西厢记》一书中存在300多处错误，引发广泛关注。

“通知经销商全面下架该书。”12月7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发布情况通报，确认该书存在质量问题，向广大读者道歉，同时召开专题会议，就《西厢记》一书暴露出的内部管理问题和质量把关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并研究整改措施。

12月5日，该博主再次发布视频，指出中华书局出版的《世说新语（中学生版）》存在30多处错误。12月6日，中华书局发布通知，决定对该书进行下架处理。

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都是古籍类图书权威出版机构，读者选购古典图书往往首选它们。此次纠错视频传播广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老牌名社辜负了读者对“金字招牌”的信任。有网友跟帖评论表示，这么信赖的出版社出这么多错，实在难以接受。

随着事件的发酵，自媒体上又陆续出现一些网友对其他图书进行纠错，例如有网友指出某套图书存在十几处差错。也有网友在评论区互动留言，认为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内，当属“合格”（注：根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不过，随即又出现留言反驳，称读者们对名社经典的期待不是“合格”，而是“优秀”。

由此，本次纠错事件已从对一两本图书质量的小议论，延伸扩展至对整个出版行业生存发展的大讨论。有评论就指出：“不应只关注一两家出版社、一两本书的错误，而应思考如何推动读编良性互动，促进出版质量提升，让中华文化更好传承。”

从“板凳要坐十年冷”到“做书”不断加速

“纠错事件”登上热搜后，不少出版从业人员开始在自媒体发声，探讨行业生存现状。检索网络，“瑟瑟发抖”“兔死狐悲”这样的词语频频出现。当网络纠错与批评纷起，压力与灰心的情绪不断在行业内弥漫。

网友“诗意出版魏无忌”发文感叹：“这事儿真戳中了行业病根——为了赶进度、扩品种，编校流程成了摆设。责任编辑、复审、终审层层失守，哪还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心思？”

“编辑是个良心活儿。”某地方出版社编辑室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平均每个编辑一年要做10本以上的书，编辑还要一专多能，承担筹划研讨会、办书展活动、直播荐书、开发文创等多项工作。相对于通俗读物，古典类图书编校难度大，有同事甚至边吃治疗眼疾的药边核对引文。

南开大学教授刘运峰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有出版机构工作经历。他说，出版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行业，打造精品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但如今，这样的“慢”却有可能会完不成规定工作量，甚至无法通过年终绩效考核这一关。近些年，由于出版市场下行，竞争加剧，面对多重压力，出版社只能靠不断推出新品种——“造货”，来参与竞争，提高市场占有率，但出版社又不可能增加太多人力物力，于是压力便转嫁到编辑身上。过去一个编辑一年也就是做几本书，工作量大致是60万字，现在一年可能是600万字甚至更多。生存压力加大，很难全力以赴打造精品。此外，决定图书初稿质量的是作者，许多作者的学术水准、文字水平与过去的学者相比大打折扣。因此，把图书质量问题的责任都推到出版社和编辑身上有失公允。尽管如此，图书编校质量必须坚守，不能把编校不合格的图书推向市场，否则就会后患无穷。

从20世纪初的张元济、邹韬奋、茅盾等，到20世纪末的聂绀弩、舒芜等，出版业诞生过许多名编辑，他们不仅是行业翘楚，更是一代文化名家，不断吸引着后来者加入这个行业。北京一位资深出版人心痛地说，现在跟以前相比，编辑学者化的情况已经差太多了。

图书出版质量下降跟出版流程各环节都有关系，需要各方共同解决。纵使许多出版人已经意识到差错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做书”这件事，仍在马不停蹄地“加速”。近几天，网络上流传出某出版机构的“效率提升目标”文件，上面写道，“2026年：1个月完成从选题到开印全流程……2028年争取实现24小时完成，核心要求是要摒弃过去的工作模式，效率需提升300%以上”“全员必须每日使用AI强化工作能力”……

一时之间，读者批评、编辑诉苦，各有各的立场。不少人认为，当下亟须建立理性对话空间。微信公众号“图书编校启示录”发文提出观点：在舆论场对图书差错的聚焦与热议中，出版社往往成了众矢之的，却少有人看见其背后的专业坚守与行业困境……大众对图书差错的关注，本质是对知识严谨性的追求，这与出版社的初心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对出版质量进行监督，但也应看到出版机构的专业付出与现实难处，给行业多一分理解与包容。

在坚守中持续创新，积极迎接网络时代的挑战

在这次讨论中，不少读者困惑，为什么以前的书很少见到如此多的错误？

刘运峰回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确实很少出现这种情况，那时候的书拿出来基本挑不出编校错误。首先，那时作者出书的态度是很严肃的，编辑人员素质也比较高。其次，出书周期很慢，一本书打磨几年才出版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时出版社没有太多竞争压力，编辑没有太多指标考核压力，可以潜下心来按部就班地去“打磨”经典，做常销书。通过“三审三校一读”的图书在交付印刷厂付印前，出版社要通过新华书店进行征订，如果征订数低于5000册，是不能开印的。比如，中华书局的《张集馨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整理质量也很高，但因张集馨这位清代官员名气不大，订数迟迟达不到开机印数。编辑无奈之下，把这本书改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才成功增加印数推出。

此次“纠错事件”，也是自媒体时代的新案例、新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赵玉山分析道，近年来随着媒介深度融合与社交媒体日益发达，图书出版工作不再仅仅是内容的创作与传播，也成为公共空间聚光灯下的知识生产活动。一张不合时宜的插图、几句不严谨的表达、考虑不周全的营销文案，都可能通过社交媒体的放大与聚合，演变为席卷行业的舆情，更别说硬伤频现的不合格出版物。“从每一起事件的表象看，是读者高质量阅读期待与出版质量滑坡的现实冲突与博弈，但深层次却反映出知识生产过度工业化背景下传统出版行业面临的困境。”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众声喧哗中，亦有大批出版人和关心出版业发展的专家开始寻求解决之道。

一位古籍领域资深出版人对记者说：“真读书的人，才能挑出错。深读书的人，才能看出许多潜藏的问题。这些读者，是文化的守护者，也是我们出版社的衣食父母。纠错时，‘怒目金刚’‘低眉菩萨’均有助于文化的传承发展、转化创新。”

“理性解决图书质量问题需多方协作。如果矫枉过正，可能效果适得其反，加速出版人才流失，导致图书质量进一步下降。”赵玉山认为，要将此次舆情当作正视行业结构性问题的契机，主动迎接挑战，认识到问题的长期性。在技术冲击、读者流失、市场萎缩的多重压力下，传统出版行业面临着稿源质量普遍下降、专业人才流失、出版流程精简等现实挑战，高品质内容生产和市场效益短期考核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将长期存在。未来，出版社需要久久为功，多角度健全强化图书质量，也需要开门纳谏、坦诚整改；读者监督应就事论事，避免道德批判、以局部否定全部；管理部门应优化机制，引导出版效率与质量的平衡，理性看待热点事件；整个社会都应当逐步培育起健康的媒介素养，了解行业现状与局限，涵养理性宽容的社会风气。

湖北文化行业从业者付嘉豪发帖分析说，自己理解一些编辑之所以希望读者以打电话、寄信件的方式纠错，是因为网上的“围观”“热搜”会带来很大压力。“建议图书编辑们主动适应网络时代变局，积极寻找新的应对方式，比如设立微信小程序纠错通道、在书中设置二维码引导读者扫码反馈、线上提供实时更新的版本印次勘误表等。”采访结束时，他说：“真的希望这个行业越来越好。”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7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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