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在全球生态危机与发展困境交织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与实践诉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将生态系统的修复、生计方式的转型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视为相互嵌套的整体议题。然而，如何应对全球共识在地化的挑战，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落地为具体制度与实践，已成为亟待回应的核心问题。

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话语的重要推动者，不仅在政策层面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也在基层实践中不断探索文化嵌入式的生态转型路径。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AB）成员单位的贵州茂兰生物圈保护区，长期围绕MAB将保护区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场所”的核心理念，坚持在保护自然区域及其蕴藏的遗传种质资源的同时，深入探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底层逻辑，形成了一套具有地方文化根基与制度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为生态美学、地方知识与社会制度的融合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平台，也可能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具有实践启发意义的中国方案。

茂兰奇迹：“生生不息”的生命本体论

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特点是土层浅薄、植被稀疏、结构脆弱，因此对环境干扰高度敏感，生态恢复能力有限。这使得全球喀斯特地区普遍面临生态退化与恢复困难并存的双重挑战，成为生态治理中的重点与难点区域。但在世界喀斯特面临极度石漠化的今天，贵州茂兰生物圈保护区却保存有世界上最大的原生性强、分布集中、生态稳定的喀斯特森林，其森林覆盖率高达89%，被誉为“北纬25°的绿色奇迹”。据不完全统计，保护区内现有3 384种高等植物、424种大型真菌、588种脊椎动物、1 962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97种，占贵州省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的39%，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茂兰喀斯特秘境森林奇迹般的存续，并不完全归功于自然演化的恩赐，亦非因为这片区域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荒野”。千百年来，布依族、水族、汉族、壮族、瑶族、苗族等22个世居民族与喀斯特脆弱的生态系统相伴相居，繁衍生息。他们不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了对土地、水源与生物多样性高度敏感的认知体系，还发展出一套强调资源共享与空间互利的“生生不息”的多物种、多民族协同共生模式。

共生：从“物我一致”到“物我同情”

茂兰喀斯特秘境是多民族共居的生态空间，各世居族群将生态伦理融入宇宙观、世界观与审美观中，进而形成根植于文化传统的地方生态意识。在“共生”文化无处不在的地方性本体论中，自然与文化之间并无界限，精神与物质也不再是对立的范畴，而是共同参与生成的过程网络。生物多样性（包括种子、遗传基因等）是自然和文化缠绕的行动点，所有“存在”都是关系性的，所有行动者都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持续地被生成与再定义。

世居于峰丛洼地之间的茂兰各族人民，在与复杂地形和多样生态环境的长期共处中，逐渐形成了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生态宇宙观，普遍承认自然万物皆拥有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强调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生态观念认为，人与自然并非彼此隔绝的存在，而是在持续互动中实现共生与同构的存在体。它不仅体现为一种实践理性，更是一种融合身体、情感、感官与环境的审美方式，并深深嵌入各族群世代相传的创世神话之中。例如，苗族古歌中，妹榜妹留从枫木中诞生，产下12个蛋，经神鸟孵化出雷公、龙、姜央（人类始祖）等生灵，生命多样性皆源于自然母体；水族传说牙仙与风神结合，诞生12个仙蛋，化为人类与动物；布依族亦有“龙生水、水养田、田养人”的生态循环神话，其中神树、雷神、地母并非统御自然的神祇，而是自然生命的化身，昭示出人、神、物三者共存的秩序理念。

茂兰地区流传的创世神话从不塑造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神圣权威，却总是在反复讲述中确认：人类并非生存于一个与自身截然对立的物质世界中，生命总是叠加嵌合于万物之中、与其他生命共同栖居。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神话叙事中所蕴含的“物我一致”的生命哲理，以及随感而应、心物融通的“物我同情”的审美直觉与情感体验，共同构建起了茂兰地方生态实践的伦理原型。

互惠：“文化—生计—生态”的耦合机制

由于神话作用于前理性与情感层次，它所承载的意义与功能效力并非来自个体主观意愿的“想象”或“创造”，而是必须通过仪式所激活的集体记忆才能得以维持与传递。在茂兰地区，这类仪式性实践不仅维系了神话的生命力，也使“人与自然同源共感”的生命本体论得以持续生成，并具体化为地方社会的感知方式与价值秩序。通过与生计系统的交织，仪式进一步渗入日常生活，构筑出文化、生态与经济高度耦合的地方性生态秩序。

茂兰地区的地方性生态秩序，通过多民族文化体系中的实践差异，呈现出多样化的族群表达。在仪式风俗层面，布依族傩戏中的“祭神树”“祭泉井”仪式，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精灵的敬畏依赖；水族“水书”以节气、物候与禁忌，构建出一套地方生态知识体系；瑶族“种树婚”、苗族“药植祭”则将植物神圣性嵌入婚姻伦理与社会秩序中，强化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系。在多民族共居的喀斯特生态空间中，地方仪式不仅承载文化象征意义，更作为一种柔性制度嵌入日常生活，通过集体行为规范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协同治理。在生计实践层面，不同族群依据资源差异，发展出错峰协作、资源互补的生态经济体系：布依族精于稻作，水族长于渔养，苗族擅于药植。不同生态专长的空间协同，体现出对自然承载能力的高度适应性。同时，沿山带河的族群聚落格局，不仅顺应了喀斯特地区地貌结构，也有效分散了对生态系统的集中干扰，提升了系统弹性与恢复力。这种多元生计结构与空间布局模式，体现了茂兰地区对环境承载力的高度适应与生态智慧，构成文化持续性与生态稳定性的双重支点。

文化嵌入生态、生态支撑生计、生计反哺文化的三元耦合结构，构成茂兰地区人地互动的基本逻辑，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机制。这一机制根植于“生生不息”的生命观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赋予自然以平等的生命地位，也为地方生态治理提供了情感认同与行为规范的文化基础，展现出人类与自然共感共生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种基于生命本体论的地方实践中，茂兰呈现出文化与生态协同生成的独特“奇迹”。

茂兰模式：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场所”

茂兰保护区自1986年设立以来，历经多重身份跃升——从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生物圈保护区与世界遗产地，逐步纳入国家与全球生态治理网络。然而，在自然保护区治理初期，由于“围栏式”“堡垒式”管理逻辑占主导，生态保护多以物理隔离为手段，致使地方社会特有的文化基因与生态智慧被边缘化，保护区也陷入了“发展失语”与“文化空心化”的困境。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理念引导下，茂兰保护区的治理实践开始呈现出范式转型的趋势：由早期封闭的生态隔离模式，转向更具包容性的系统嵌入路径。范式演变的重要转折体现为2007年《荔波共识》和2011年《荔波宣言》的相继发布，它们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治理理念，并将其确立为生态协同治理的核心原则，推动保护策略由单一管控转向多元参与。在该理念的持续嵌入下，茂兰保护区逐步探索出一种以内生知识为基础、社区参与为核心、协商共治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这一地方经验不仅拓展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逻辑，也重构了“地方知识—文化实践—生态过程”之间的互动机制，为建设具有地方性特征的生态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基础。

制度转型：从“生态隔离”到“协同共生”

茂兰生物圈保护区覆盖4个乡镇、14个行政村和88个自然寨，居住着逾万人的世居族群。根据功能区划分，核心区无常住人口，缓冲区包括2个行政村、4个自然寨，实验区则涵盖了3个行政村、35个自然寨，涉及1 177户、4 509人。族群聚落嵌入保护地空间的高度交织结构，决定了生态治理无法脱离社区的深度参与，其治理成效也与居民行为高度相关。

如前所述，在世居族群社会中广义的“保护”理念，通常都被概括为“尊重自然”“照顾事物”或者“做正确的事情”。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是融为一体的，“保护”也是谋生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保护区的早期治理，以“生态隔离”为核心，采用外源性“技术控制”逻辑，视社区为潜在威胁，全面限制其传统资源使用行为；社区住民为了守护政府扶助发展的种养殖业，避免作物和家禽等受到野生动物的破坏，还存在不少用自制的猎枪、铁（竹）铗、绳索、毒药、网具等工具捕杀野生动物的现象，进一步激化了人地矛盾。以“管制—服从”为特征的垂直治理模式，削弱了社区的主体性参与，导致政策实施面临结构性阻滞。直至1996年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后，茂兰引入“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推动治理范式向协同路径转型，通过实施“牌子共护、资源共管、基础共建、利益共享”的参与式改革，原本作为治理客体的世居住民逐步转变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力量。机制改革首先要将地方性知识制度化，纳入生态管理流程，实现从行政命令向协商共识的治理转变；其次是通过鼓励社区参与林地巡护、生态旅游与文化节事，将保护行动嵌入日常生活逻辑，同时在建设项目中重视保障社区收益，从而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居民的归属感。

这一制度转型不仅重新确立了文化的治理地位，更将其视为制度构建的核心前提。茂兰实践表明，真正可持续的发展路径需从地方社会的知识体系、文化逻辑与生活实践中生成。“文化不是发展的对象，而是发展的主体”。地方文化由此不再是治理的附属维度，而成为驱动生态制度转型的内在力量，是茂兰从“生态隔离”迈向“协同共生”的关键支点。

系统跃升：“保护-支撑-发展”的协同路径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理念的持续引导下，茂兰保护区的生态治理逐步摆脱以物理隔离与技术控制为主的单一逻辑，转向结构嵌套、多元协同的综合路径。通过确立“保护-支撑-发展”三位一体的协同策略，实践行动不断突破“保护-开发”的二元对立，实现生态系统原真性维系、社区能力的制度性支撑与绿色生计的结构性跃迁，呈现出系统重塑、机制更新与价值转化同步推进的复合治理格局。

保护：夯实生态本底，构筑共生根基。作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与自然遗产地，茂兰始终履行国际承诺，坚持生态优先，持续开展生态系统、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推进多样化珍稀物种保护，有效稳定了区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同时，依托美国史密斯热带森林科学中心（CTFS）标准建设的大样地监测系统，建立起涵盖森林、植被、水文、气候等多维科研数据库。茂兰保护区逐步由“生态孤岛”，转型为全球喀斯特生态系统保护的典型示范区和“中国样本”。

支撑：搭建知识平台，转化治理机制。茂兰以科研监测、知识转译与公众传播为支点，构建生态治理的支撑系统，推动制度改进与多元主体参与。在知识传播层面，保护区通过生态科普活动强化公众认知，同时引入“生态美育”理念，将生态景观转化为可感知的学习场景，推动价值观内化与行为模式重塑，构建起以文化驱动、教育为通道、生态为核心的绿色消费体系。保护区组织“森林探秘”“非遗体验”等低干扰生态旅游项目，在传播生态理念的同时缓解环境压力；通过“保护区+企业+学校+社区”多元协作机制，深化生态文明传播，激活地方经济。2017—2024年，茂兰自然教育参与人数从180人增长至5 300人，相关收入扩大逾40倍（图1），显著带动周边村寨旅游和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

发展：激活绿色生计，实现系统跃迁。生态治理的关键在于构建生态友好型生计体系，回应世居住民现实需求。在传统农业、采集与狩猎活动日渐受限的背景下，茂兰引导社区发展生态兼容产业。推动“林间养蜂+林上石斛+林下南板蓝根”等复合种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拓展多元增收渠道（表1）。推进生态旅游与地方产业融合发展，制定科学规划、明确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重点项目，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生态价值的喀斯特观光、珍稀动植物观赏等旅游产品，强化地方价值识别与外部市场联结。目前，旅游业已成为必左、拉桥、尧古等村寨的重要支柱，社区由“砍树烧炭”转为“护林看山”，实现了生态价值的公平共享与可持续转化。为保障世居住民获得实质性收益，保护区同步建立了“保护区+企业+社区”共赢机制，并通过明确收益分配条款，确保社区收入占总收益的50%以上（图2）。推动“生态+文化+旅游”的融合路径，将非遗技艺转化为生态文创资源，构建“生态体验—文化传承—产业转型”的闭环链条。随着生态资源逐步从直接开发向间接转化升级，社区角色也由生态压力源转变为生态守护者与共益方，走出一条融合环境伦理、文化记忆与经济动力的系统跃迁之路。

茂兰的生态治理实践突破了以技术控制为核心的工具理性范式，构建起“保护—支撑—发展”一体化协同路径。通过“生态美育—文化体验—知识转译—制度共建”机制链条，生态保护不仅融入社区日常，也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此结构中，“保护”夯实生态根基，“支撑”强化制度韧性，“发展”推动绿色转型，三者相互嵌套、协同演化，形成文化嵌入、制度支持与价值转化并进的治理结构，展现出兼具文化根性、地方适应性与系统跃升潜能的生态治理模式。

茂兰启示：从“生生之美”走向中国式可持续发展路径

茂兰经验并非可直接复制的治理范式，而是对生态文明建构方式的重新理解与本土激发，展现出富有中国智慧的治理思路。它不依赖自上而下的强制机制，却在“地方知识—文化实践—制度设计”的协同过程中，逐步形成兼具文化根性与制度适应性的生态转型路径。面对全球生态危机与治理困境，茂兰展现了以文化认同和生态伦理为内在驱动的可持续变革动能，为“如何在地化推进生态文明”这一关键命题提供了深刻回应。

俯身向下：地方经验的治理动能

茂兰模式的独特价值不只体现在生态修复成效，更在于提供了反思主流发展路径的认识框架。在生态危机持续加剧的当下，民族生态学强调从地方出发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生态转型的有效实现，需依赖地方社会的知识系统，以生态审美经验为媒介，整合文化认同、制度设计与生计逻辑，构建协同治理框架。

在茂兰，文化嵌入的治理逻辑得以充分体现。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智慧，凝结着对自然节律与环境感知的长期积累，是制度变革的重要文化基因。“俯身向下”的知识立场，通过深入乡野的感知与实践，重申“知行合一”与“格物致知”的中国传统认知路径。这种“美”“用”相融的整体思维，为生态治理的价值建构与制度生成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美美与共：从地方走向未来

生态文明不是静态终点，而是动态生成的文化过程。茂兰实践表明，地方知识不仅构成治理伦理的基础，也激发了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生生不息”的生态观念，通过仪式、禁忌与文化活动，构建起一种嵌入日常生活的生态哲学，实现对资源与环境的柔性规制。“美美与共”并非价值同质，而是在文化差异中寻求制度共识。这一过程充分回应了后发展理论关于“多元世界”（pluriverse）与“在地现代性”（place-based modernity）的思想，主张发展应立足本土文化逻辑，生成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

从茂兰出发，我们看到：生态治理的未来路径，必须从地方出发，并在地方生成制度与实践的生命力。以文化为根基、制度为桥梁、伦理为牵引，推动可持续发展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经验走向范式。

（作者：张颖，四川美术学院生态艺术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冉景丞，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余登利，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