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圈的跨境保护——以西双版纳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为例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跨境保护是指边境邻国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对跨境分布的物种和生态系统进行协同管理,以实现对生物多样性及自然资源的整体保护和维护。尽管跨境保护的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学者的认可,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见。中国和老挝在跨境保护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可为国际社会践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目标,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有益参考。
跨境保护的意义
维持生态连通性,为濒危物种提供关键避难所
跨境区域往往与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高度重合。研究表明,陆地上54%的脊椎动物是跨境分布的,其中21%是濒危物种。很多物种会通过跨境移动和扩散,转换分布范围等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或人类干扰,因此跨境保护对维持生态连通性、保障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减缓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跨境保护对“昆蒙框架”的支撑
“昆蒙框架”中若干关键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跨境保护行动的支持。例如,广为人知的“30×30”目标,要求到2030年实现全球至少30%的陆地、内陆水域、沿海和海洋区域的保护,这30%的区域还要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和连通性。优先在跨境区域建立或扩展保护地网络,维持生态的连通性和完整性,不仅符合跨境保护的内在需求,也为实现“30×30”目标提供了天然支撑。此外,跨境保护强调双边或多边合作,鼓励开展联合科考、联合执法和社区建设,同时还能节省保护成本,这可为“昆蒙框架”多个目标的达成提供示范和参考。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区域实践
跨境保护体现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国家协作的必要性,以及生态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是践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老挝、越南等国家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有效保护了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黄羊(Procapra gutturosa)、亚洲象(Elephas maximus)、东黑冠长臂猿(Nomascus nasutus)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持,惠及全球80多个国家,生动诠释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
跨境保护对人与生物圈关系的统筹作用
生物圈保护区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AB)的实践平台,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系统。人与生物圈的关系既有冲突历史,也蕴含共生潜力。通过科学引导、制度创新和全球协作,跨境保护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共同致力于实现4个核心价值:提升保护体系的科学性;推动国际合作与资源共享;优化综合治理效能;维持区域生态韧性。这些价值维度同步构建了系统性实施路径:科学评估—机制构建—联合规划—协同实施—动态优化,形成人和生物圈协调发展的闭环保障体系。
西双版纳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跨境保护实践
西双版纳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简介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西双版纳保护区”)始建于1958年,199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该保护区位于中国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总面积24.25万公顷,由地理上互不相连的勐养、勐仑、勐腊、尚勇、曼稿5个子保护区组成,其中勐腊和尚勇子保护区紧邻中-老边境线分布。西双版纳保护区以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是我国亚洲象种群数量最多和较为集中的区域。
中-老跨境保护联合行动历程
2006年,西双版纳保护区以亚洲象保护为切入点,率先提出“生物多样性跨境联合保护”的构想,并开始和老挝南塔、丰沙里和乌多姆塞3省的农林厅,以及南木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合作,共同探索在跨境区域开展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的新模式。2009年,中老两国签署《中老边境联合保护区域项目合作协议》,正式划定了面积为5.4万公顷的“中国西双版纳尚勇—老挝南塔南木哈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随着双方合作的持续推进,2012年又将老挝丰沙里、乌多姆塞、南塔3省与中国边境接壤部分纳入该联合保护区域,并与这3省的自然资源与环境厅分别签署了3份合作备忘录,由此形成了中-老边境上长约220公里,面积约20万公顷的“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生物走廊带—边境绿色生态屏障”。
除已建成的跨境联合保护区域外,中老两国还围绕以亚洲象为代表的珍稀濒危动植物和边境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等问题,构建了多层次、常态化的联合保护管理机制,包括联合巡护、双边交流年会、边民交流会等;联合高校和科研单位开展亚洲象种群和栖息地现状调查和监测;开展跨境警务合作,共同打击盗猎盗伐行为和非法贸易。2019年,在中-老跨境保护区老挝一侧的村寨实施生态示范村试点项目,同步实施民生设施改善与保护区能力建设培训,得到老挝政府和当地村民的认可和欢迎。
中-老跨境保护的成效
生态层面:中-老绿色长廊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
中-老边境上建成的绿色生态长廊提升了跨境区域的连通性,促进了区域物种的扩散和交流,增加了物种长期存活的可能性,对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亚洲象保护为例,中-老跨境保护区域内亚洲象生境面积占比高达90%,且最适宜生境面积呈增长趋势。得益于跨境保护,亚洲象西双版纳种群与老挝种群保持了基因交流。在全球野生亚洲象种群整体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中国的野生亚洲象种群从1976年的150头左右增长到2018年的300头左右。对亚洲象和跨境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使更多同域分布的珍稀濒危物种受益,如野牛(Bos gaurus)、威氏鼷鹿(Tragulus williamsoni)、北豚尾猴(Macaca leonina)、大灵猫(Viverra zibetha)、云豹(Neofelis nebulosa)、豺(Cuon alpinus)等;提高了区域生物多样性整体保护成效,并为中-老边境生态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经济层面:改善民生,提高保护意识,促进协调发展
中-老跨境保护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通过整合社会组织的力量,将生态示范村建设的经验引入到老挝边境村寨,解决当地用水、用电难的实际问题,同时鼓励社区群众参与亚洲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从而在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提高了村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能力和积极性。通过举办双边交流年会和边民交流会就联合保护和民生改善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和讨论,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增进了两国村民间的感情,为下一步深化跨境保护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管理层面:协同管理、科学管理和应急管理能力得以提升
中老两国陆续签署了边境防火协议、联合保护区域协议和警务合作会谈纪要等。通过技能培训、联合巡护、联合保护交流年会、年度互访等机制建设,提升了协同管理能力,在边境上构筑了森林防火屏障,有效震慑了盗猎盗伐行为和非法贸易,维护了边境地区林区治安稳定。2017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分别与老挝北部3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这标志着中老两国的跨境保护从自然保护区层面上升为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
为缓解人象冲突,西双版纳保护区联合科研人员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了有益尝试。2005—2018年,在尚勇子保护区和勐养子保护区开展食源基地建设,种植亚洲象喜食的植物,吸引亚洲象回到保护区,减少对周边村寨的干扰。在西双版纳建立了亚洲象监测预警系统,实现区域内亚洲象监测信息的实时传输和远程接收。各乡镇通过手机应用程序(App)实时发布亚洲象预警信息,同时强化设卡警戒工作,为减少人象冲突事件提供了技术保障。
2020年3月,15头居留在西双版纳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内的亚洲象突然迁移北上,一路行进至昆明市晋宁区。为应对这一突发事件,国家、省和保护地三级联动,及时调度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保障人和象的安全,科学有序引导象群南返回归。沿途受损的财产也由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及时赔付。这一事件真实、全面展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举措和成效。
跨境保护面临的挑战
跨境区域阻碍物种迁移的因素仍然存在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在云南和广西边境上修建了大量铁丝网,初衷是防止非法入境、阻止疫情蔓延。疫情管控结束后,这些铁丝网并未及时拆除,对跨境迁移的大中型兽类构成潜在威胁。
跨境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研究较为薄弱,跨境保护方案尚待优化
跨境区域通常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调查最为薄弱的区域。据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多年来的野外科考记录,大量的新物种和新分布记录在跨境区域被发现,这意味着人们对该区域的认识仍有较大空白。过去数十年间,橡胶林和茶园的扩张导致天然林面积锐减,进一步加剧了西双版纳保护区5个子保护区的隔离程度。尽管亚洲象移动能力很强,尚勇子保护区和勐养子保护区内的亚洲象种群也鲜有发现存在基因交流。此外,保护区的孤岛化使人象接触率上升,进一步加剧了人象冲突,因此需要优化跨境保护方案。
专业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不足
跨境保护实践过程中发现,由于中老两国都缺乏精通对方语言(中文—老挝语互译)且具备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造成部分工作进展缓慢甚至无法开展。
资金方面,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由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资金来源相对单一。国家层面目前也没有设立针对跨境保护的专项资金,许多交流合作主要靠保护区自主争取各类项目资金或自筹经费进行。因缺乏长期稳定投入,跨境保护的长期维持成为难点。
跨境保护协同治理有待加强,合作领域有待拓展
目前,跨境保护的发起和合作项目推动主要靠保护区,缺乏顶层设计和规划,带来的问题是缺少清晰的主线遵循。在保护合作、信息共享、资源利用和人员流动等方面缺少法律规范或双边法律规范不一致,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中老铁路开通大幅提升了跨境生物、生态安全风险防控压力,入侵物种扩散、野生动植物疫病传播及非法野生生物贸易链渗透等新型风险亟待协同治理。生态保护与边境民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尚未健全,对当地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和探索明显滞后,合作研究和管理的范围有待拓展。
对策建议
拆除边境线上铁丝网,开展生态修复
边境铁丝网阻碍大中型兽类的跨境迁移,与跨境保护的初衷相悖。当务之急是拆除中-老跨境保护区域和其他物种迁移通道上的铁丝网。考虑到修建铁丝网的目的是阻止非法入境,在拆除位置可考虑安装具有双向对讲功能的高清摄像头和声光雷达报警系统用于警示和防范,同时加强警力布控。科学评估中-老跨境保护区域退化的生态系统,尽早推进该区域被破坏植被的修复,提升生态连通性,防止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受损。
加强跨境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以国家公园建设为契机,优化跨境保护方案
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曾在老挝和缅甸开展过多次跨境联合科考,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调查经验。建议联合该中心进一步开展跨境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把握中国创建国家公园的机遇,将中-老跨境保护区域中方一侧的范围纳入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的“盘子”;同时,建立并优化亚洲象生态廊道,促进亚洲象种群的交流。
顶层规划,部门协调,鼓励广泛参与,建立长效跨境保护机制
从国家层面制定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的战略规划,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跨境保护行动,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建立转移支付及利益分享的政策机制。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力度,尤其是对精通邻国小语种人员的专业培养和培训。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对自然保护地跨境合作的功能、目的和行为进行法律界定。协调公安、外事、海关、商务等部门,为中老双方人员的互访和项目的实施提供便利。鼓励企业和社团的广泛参与,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跨境保护机制。
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和动植物疫情的联合管控
统筹开展对外来入侵物种和重点疫源物种的调查和监测,建立物种编目和分布数据库,构建风险预警和防控框架。同时,加大信息共享力度,完善检测方法,严把进出口口岸的检验检疫关。
展望
中-老跨境保护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跨境保护的核心科学命题仍待突破——跨境景观功能连通性如何受多尺度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耦合影响?如何通过机制创新与政策协同实现生态-经济双优调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需要与该科学命题深度耦合,通过建立生态阈值监控体系与动态平衡机制,筑牢社区生计改善与绿色经济发展的根基。未来亟待构建跨境“自然-社会”系统跨学科研究框架,最终实现生态保护从被动响应到主动规划的范式升级。
老挝目前尚无保护区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中。鉴于中-老跨境保护的目的与生物圈保护区的核心理念一脉相承,且已具备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老双方应在协商基础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保持常态化沟通,优先促成中-老跨境生物圈保护区建设。除老挝外,中国西南地区还与缅甸和越南接壤,而中-缅、中-老-越跨境区域同样也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长远来看,在这些区域建立跨境保护区有利于改善双边关系,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最终促成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致谢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SEABRI)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XTBG)发起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倡议——《推进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30×30”目标项目》的支持。
(作者:王林、权锐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综合保护中心;王利繁、杨云,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易晓燕,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