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协调生态保护目标与当地社区利益是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生态保护政策往往限制当地社区自然资源利用，在缺乏可持续替代生计和有效社区治理背景下，自然保护地与当地社区矛盾突出。当前，全球层面自然保护地治理结构不健全，以及当地社区的参与不足、决策权缺失和利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广泛存在，影响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具有数量众多、人口规模庞大的当地社区，建立人地关系和谐的社区已成必然要求。尽管中国已采取建立社区共管制度、实施生态补偿、设置社区生态管护员等一系列措施探索自然保护地人地和谐社区建设之道，但长期以来在“堡垒式”保护理念影响下，国家公园和各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重心多放在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社区工作相对薄弱，相关促进社区参与和发展的制度多处于探索阶段，仅有少数自然保护地建立了社区共管制度；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难以弥补因保护限制带来的生计损失；缺乏文化多样性保护机制，未能充分回应当地社区和原住居民的社会心理与认同需求等。上述问题交织叠加，造成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发展总体滞后，部分自然保护地人地矛盾突出、社区生计困难，保护工作也因此面临较大阻力。

推进人地关系和谐社区建设是自然保护地现代化治理的基本方向。全球经验显示，社区赋权、协同治理、社会资本积累是提升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成效的关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所推动的生物圈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实践，提供了生态-社会协同治理的理念和范式，成为自然保护地人地关系和谐社区建设的典范，在社区共管、赋权和利益分享机制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本文系统总结MAB人地和谐社区建设的理念、全球实践经验及中国本土探索和贡献，以期为新时期中国人地和谐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MAB为人地和谐社区建设提供理念引领

全球自然保护地建设理念的演变

全球自然保护地建设理念已由早期的“画地为牢”转向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社区参与和多方协作实现保护目标。

20世纪90年代前，全球自然保护地主要采用“堡垒式保护”模式，以划定边界、隔离居民的方式保护生态，但忽视当地社区生计需求和文化联系，虽能短期恢复生态，却加剧了保护与发展矛盾。至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普遍认可自然保护地需兼顾当地发展、尊重文化多样性，并引入社区共管、利益共享机制，赋权地方政府和社区参与治理，以提高治理公平性和治理效能。

至21世纪初，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实践表明，单一的自上而下“堡垒式保护”难以确保长期保护成效；赋予社区参与权、推行共建共管可同时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和社会民生福祉。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推进能进一步提升保护效能，原住民和当地社区（IPLCs）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不亚于保护区管理机构。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COP10，2010年）以来，“多方参与”“关注当地社区”已成为全球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核心理念。《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在“爱知目标”（Aichi Target)、“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中均将“保障原住民和地方社区权利”作为关键履约指标，推动缔约国调整保护地管理政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将生态保护与消除贫困紧密关联，要求自然保护地建立社区利益分配机制。

MAB的核心理念

1968年巴黎世界生物圈大会上，UNESCO首次明确“人类作为生态系统要素”的理念，强调跨学科理解生态危机与人地互动关系，并于1971年发起MAB，旨在应对工业化加速引发的生态危机，并提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可持续发展”“跨学科支持生态保护”等前瞻性理念。MAB理念随实践经验与全球环境挑战持续演进（图1）。1984年《生物圈保护区行动计划》（The Action Plan for Biosphere Reserves）首次系统定义保护区管理原则，强调科学研究与政策联动，提出应结合地方知识和文化背景推动生态治理，初步回应了社区发展需求。1995年《塞维利亚战略》（The Seville Strategy for Biosphere Reserves）确立生物圈保护区“保护、支撑、发展”三大功能，并将“社区参与”纳入核心管理原则，确立社区在生物圈保护区的制度地位，初步形成结合功能区划的“人地协同”管理框架。此后，2008年《马德里行动计划（2008—2013年）》（Madrid Action Plan for Biosphere Reserves (2008-2013)）强化气候变化应对和绿色经济转型导向，2016年《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年）》（Lima Action Plan for UNESCO’s Man and the Biosphere (MAB) Programme and its World Network of Biosphere Reserves (2016–2025)）进一步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社区共管”“生态福祉”“文化多样性”成为生物圈保护区管理的关键内容。

MAB通过保护、支撑、发展三大功能协同运作，实现生态保护与人类福祉共生。保护功能聚焦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完整性，依托长期监测与科学保护维系自然资本。支撑功能整合跨学科研究网络，推动数据驱动决策，促进科研成果向治理工具转化。发展功能创新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将保护嵌入社区经济循环，推动绿色增长和社区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三大功能，MAB实行“核心区-缓冲区-过渡区”三级空间分区治理。核心区绝对保护，仅允许非破坏性科研监测；缓冲区作为科研与教育枢纽，允许适度开发利用活动；过渡区结合社区需求，探索生态友好型经济模式。分区边界依据生态特征和社区发展需求动态调整，形成刚性保护与弹性发展并行的治理机制。

MAB理念的时代价值

MAB推动生态保护向系统性、人地共生的方向发展，为全球可持续治理提供了科学范式。其理念突破传统保护模式，以跨学科、跨尺度研究提升生态系统管理的科学性和适应性。MAB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推动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使保护地从单一生态功能区转变为社会、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综合治理空间。

MAB的系统治理逻辑符合当代生物多样性治理趋势。在GBF背景下，各国面临提高保护地数量、质量和治理公平性的挑战，MAB长期积累的经验成为重要参考。MAB基于生态监测、社区共管、利益共享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为全球自然保护地有效治理提供了示范。

MAB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了前瞻性理念引领和实践经验。其强调生态价值的可持续转化，推动自然保护地从割裂人与自然关系的严格管控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治理的转变，与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理念高度契合。MAB在利益相关方协作、保护模式创新、生态经济探索等方面的先行试验，为中国人地和谐的自然保护地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思路。

MAB建设人地关系和谐社区的实践经验

1976年，UNESCO开始建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WNBR），将其作为展示和促进人与生物圈之间平衡关系、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示范区域，截至2024年，共在全球136个国家认定759个生物圈保护区。在长达近50年的建设与管理实践中，基于各网络成员的积极探索，WNBR积累了丰富的人地和谐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

建立共管委员会，汇聚多方力量支撑人地和谐社区建设

建立共管委员会是全球生物圈保护区普遍采用的治理机制。UNESCO提出，生物圈保护区应结合本国国情，设立具有实质决策权的管理委员会，整合科学家、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企业及公众，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强化社区在管理中的决策权和责任。尽管并非硬性要求，是否设有有效运作的共管委员会已被列为生物圈保护区评估的核心指标，并被全球80%的生物圈保护区管理者所接受。

全球经验显示，建立共管委员会不仅提升了治理的透明度与执行力，也显著增强了社区对生物圈保护区制度的认同和责任感。在欧洲，许多生物圈保护区由地方市长与社区代表共同担任理事会主席，制度化推进社区参与；加拿大和瑞典等国则将本国生物圈保护区定位为多方参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的实践探索平台，推动生态知识共创与行动协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通过共管机制弥合国家保护目标与地方生计诉求之间的落差，提升保护合法性。在危地马拉Maya生物圈保护区，政府机构、国际援助组织、环保非政府组织（NGO）与社区林业协会共同组成的共管理事会，统筹政策制定、资金投入、市场对接与社区行动，建立起政策协同、资源保障、市场驱动的联动机制，有效压缩了非法活动空间，森林损毁率比非共管区低30%，社区林业收入年增长达15%。在MAB框架下，共管委员会是保护区转向“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的实践基石，推动地方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共同治理主体”，为实现人地和谐提供了制度保障。

打造MAB生态产品品牌，促进生态产品增值

生态产品品牌建设是MAB推动人地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机制。UNESCO原则上不主动推动旗下品牌商业化，也禁止主要标识用于市场用途，但鼓励国家和区域MAB网络乃至单个生物圈保护区探索本地生态产品品牌建设，以提升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附加值，减少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社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

在2015年举办的第四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上，已有2/3的MAB成员国报告开展了与生物圈保护区相关的品牌或认证计划。近年来，生态品牌已成为生物圈保护区联动绿色生产、引导可持续消费并回馈社区的有效工具。例如：西班牙国家MAB委员会统一推出“生物圈保护区标志”，多个保护区建立集体商标机制，将蜂蜜、橄榄油、生态旅游服务等纳入统一品牌体系；瑞士Entlebuch生物圈保护区通过地方品牌体系使乳制品与草本食品实现年增值580万美元；德国、奥地利则推行“生物圈合作企业”认证机制，将商业主体纳入共建共管框架；越南Đồng Nai生物圈保护区的有机可可生态标签溢价超过20%，并设有返还机制用于支持社区生态项目；墨西哥Sierra Gorda生物圈保护区与肯尼亚Mt Kulal生物圈保护区通过文化生态产品标识提升市场识别度，兼顾社区文化传承与生态生计发展。

树立生态标杆形象，提升国际声誉和投资吸引力

UNESCO努力将生物圈保护区打造为向全球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标杆。生物圈保护区被要求在申报和十年评估中使用统一标识、公开监测数据、参与全球交流，以系统化的信息展示其可持续实践成效；是否定期发布案例、参加MAB“最佳实践”评选并维护官方信息平台，是UNESCO推荐的十年评估指标。

生态标杆的示范效应有助于生物圈保护区获取国家政策倾斜和外部支持。被认定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后，相关区域通常被优先纳入国家生态规划，获得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气候基金资助和生态补偿；完善的监测数据和治理范式有助于保护区快速对接科研网络、技术转移与培训计划，驱动政府、科研、社会与资本多方协同推动保护区建设。例如：西班牙La Siberia生物圈保护区依托MAB的影响力促成政府投资湿地修复项目，进而带动生态旅游发展，实现当地社区增收；塞内加尔Saloum Delta生物圈保护区通过红树林恢复项目引入融资与技术，强化沿海社区气候适应能力；摩洛哥-西班牙地中海洲际生物圈保护区依托示范地位促成沿岸多市县共同制定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实现了法规、资金与人才的协同。生物圈保护区亦可基于MAB机制与姊妹保护区建立合作关系，或通过“南南合作”等机制对接国际组织与专业网络，为地方社区引入国际培训资源、技术与项目支持。

重视文化多样性保护，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经济价值

MAB高度重视生物圈保护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传承利用。UNESCO在《利马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应在生物圈保护区中系统性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将其融入现代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实践，促进社区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传承”。在利马行动周期中，全球已有超过40%的生物圈保护区涵盖土著或部落社群，其余亦普遍包含具有独特生态知识的农村社区。

将文化嵌入到生物圈保护区管理可以显著提升社区在生态治理中的参与度和对制度的认同。黎巴嫩Shouf生物圈保护区通过神林保护、传统园艺和手工艺，把文化规则融入林地与水源管理；尼加拉瓜和印度的生物圈保护区在药用植物管理、轮耕制度与母语教育中实现知识共享，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墨西哥Sierra de Manantlán、瑞典Sierra de Manantlán与日本Yakushima Island等生物圈保护区分别利用生物圈节、渔业节和林业技艺课程，将文化认同融入环境教育；韩国Jeju Island、印度Nilgiri、南非Kogelberg及美国Hawaiian Islands等生物圈保护区将传统工艺、宗教仪式与本土治理理念纳入生态旅游、生态产品与决策框架，形成文化-生态-经济三元互促格局，为人地和谐社区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治理范式。在MAB框架下，文化多样性的制度嵌入不仅丰富了MAB社区治理内涵，也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持续稳定的社会基础，是建设人地关系和谐社区不可或缺的价值支柱。

中国MAB推动人地关系和谐社区建设的积极探索

自1979年我国首批保护区加入MAB以来，至2024年全国已建34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形成覆盖多类型生态系统的空间网络。每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都有社区和人口分布。最新调研显示，34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目前共分布约111万人，其中16个分布的人口超过1万，高黎贡山、博格达、珠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分布的人口超过10万（表1）。

为了解中国已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人地关系和谐社区建设成效，本文整理汇总了各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上报或见刊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委员会”）刊物《人与生物圈》杂志的相关案例，并对照生物圈保护区“保护、支撑、发展”三大功能定位，设计调查问卷，对全国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管理机构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34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生态系统状态总体向好，其中18个显著改善，其余多为改善或保持稳定。获认定后，新增项目投资额明显增加（28个）、旅游知名度显著提升（24个）、社区居民对保护工作的支持度显著提升（20个）、参与管理活动的积极性显著提高（17个），居民收入实现较好或显著增长（25个）（图2）。总体上，中国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人地和谐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中国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建设也面临一些地方政府“重申报、轻管理”问题，导致一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某些指标如新增生态监测设施、新增科研实验和观测平台表现不尽如人意。总体而言，在国家委员会的推动下，中国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为WNBR的健康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将生态文明理念深入融入保护区管理实践

国家委员会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度融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申报、评估、培训和宣传工作中，为MAB人地和谐社区的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例如：在国家委员会的指导下，井冈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创建了生态文明教育培训示范基地，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生态保护；梵净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依托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契机，发展刺梨种植和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提升居民收入，激发社区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国家委员会虽然不直接参与地方管理，但通过培训、宣传、科学研究、交流合作等形式，将中国生态文明和MAB理念通过“软嵌入”的方式融入地方决策，以引导而非强制方式，促进先进理念融入地方治理实践。

发挥申报和评估过程中的社区发展导向作用

国家委员会通过申报和十年评估，推动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协同进程。申报过程高度重视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特别是地方社区的参与和支持。专家团队和现场评审确保了地方政府和生物圈保护区管理者能够制定并实施社区发展计划和项目。

国家委员会主席亲自带队开展十年评估，并邀请生物圈保护区所属省级行政区主要领导参与，对地方政府落实社区发展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行政力量保障。例如，在五大连池世界生物圈和亚丁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最近一次十年评估现场，出席的分管副省长及市（州）领导均表示将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建立专门投融资机制，以强化生物圈保护区管护能力和社区发展资金保障。

发挥科技支撑的重要作用，兼顾提升保护和发展水平

国家委员会凭借其独特的科学计划制度优势，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方案，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绿色转型与生态保护修复目标的实现。

在国家委员会的协调下，梵净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引入了智能生态监测系统，结合遥感技术与大数据分析实时监控生态环境变化，为地方管理提供科学数据支持，项目显著提升生态管理效率，并通过推动生态旅游带动周边社区年均收入增长超过18%，有效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需求。鼎湖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国家委员会支持下，成功应用遥感监测技术，提升生态环境的实时监控能力，帮助地方政府及时调整保护措施，减少生态破坏，优化资源管理。

加强MAB理念宣传，建立人地和谐价值观

国家委员会通过多种平台，特别是旗下刊物《人与生物圈》，面向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开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MAB理念宣传；通过定期发布全球和中国生态保护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和最佳实践案例，有效提升了地方决策者对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引导决策者将“维护当地社区利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融入保护区政策的制定。

地方层面，国家委员会通过地方保护区的宣传与教育活动，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黄龙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通过建设生态文明宣传示范基地，常态化举办“生态黄龙”主题活动，每年接待超过50万游客，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增强了公众的环保意识，并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了生态文明理念的认同与支持，为实现人地和谐的社会目标奠定了基础。珠穆朗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实施的“潘得巴”项目，每年培训超过1 000名社区生态保护骨干，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态保护参与度和能力。

加强能力建设，提升保护区协调人地关系能力

中国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通过强化保护区能力建设，建立了系统化的生态管理人才培养机制，旨在提升管理人员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综合能力。国家委员会定期组织多维度培训、技术指导和项目支持，培训内容涵盖生态保护、生态监测、社区协调、社会动员等多个方面，频次每年不低于2次，针对不同层级管理人员提供定制化方案。国家委员会特别关注青年科学家、女性代表等多元化人才的培养，推动其在生态保护与管理领域的成长与贡献。同时，积极对接UNESCO申报项目，为保护区提供人才培训、技术支持和国际合作机会，提升全球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协同能力。

五大连池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于2015年获得UNESCO米歇尔奖，是中国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社区能力建设方面获得国际认可的重要标志。除了国家委员会组织全国层面培训，各生物圈保护区也积极开展内部培训和保护区之间交流。例如，锡林郭勒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通过常态化培训，已累计培训超过3 000人次，显著提升了基层管理人员的生态治理与社区协调能力。

对中国自然保护地人地和谐社区建设的启示

近50年来，MAB全球实践及中国本土探索充分证明，只要治理得当，自然保护地完全能够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赢。深刻汲取MAB全球智慧及中国本土实践经验，对于有效化解当前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面临的平衡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难题，具有至关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将社区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社区发展纳入保护地管理工作

MAB的50余年的国际与本土实践表明，将社区视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是实现自然保护地有效保护的必由之路，也是可行之路。建议我国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时，需摒弃长期以来将保护地和社区割裂的“堡垒式”保护理念，将社区发展目标系统纳入保护地整体管理框架，通过共建共管、利益共享等机制重构保护地社会基础。保护地总体规划应包含社区发展规划相关内容，必要时编制社区可持续发展专项规划。在制度上，应将社区确立为自然保护地治理的法定参与方，明确参与通道，构建以“共识-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的人地协同机制，提升其在保护事务中的责任感与获得感，为人地和谐社区的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重视跨学科方法在自然保护地人地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应用

自然保护地中的人地关系复杂多变，跨学科方法是应对社会—生态系统挑战的基本工具。生物圈保护区作为“可持续发展实验室”，为多学科融合和知识转化提供了重要平台，在推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与地方知识融合，支撑人地和谐社区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可借鉴生物圈保护区经验，在传统以生态学、动物学、植物学、林学、地理学等为主的自然学科支撑体系下，更多地引入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艺术学、传播学、文化遗产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将跨学科机制嵌入政策制定与项目执行全过程，在各类自然保护地中构建多学科支撑的治理体系。

健全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发挥多元主体在人地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健全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是建设人地和谐社区的制度基础。有效治理需依托制度化平台、明晰的权责关系和稳定的合作机制，强化政府、社区、科研机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与共识。MAB倡导以多元合作推动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协同，形成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伙伴机制。中国自然保护地治理应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多方参与制度，包括建立社区共管机制，规范社区参与程序，明确权责边界与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参与的规范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构建常态化的沟通协调平台，推动信息共享与过程监督，提高治理透明度和响应力，增强社区的制度信任与生态认同，夯实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社会基础。

推广“保护-发展”梯度分区管控模式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按照“保护-发展”梯度需求实施“核心区-缓冲区-过渡区”三级分区，遵循了保护和发展关系空间分异规律。长期的管理实践表明，这一分区管控模式有助于保护区实施精准化管理，更好地协调保护和发展关系。当前，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二级分区管控制度，虽然降低了多个分区精准化监管难度，提升了管理的便利性，但难免造成一般控制区管理的刚性和“一刀切”问题，不利于因地制宜地协调保护与发展关系并引发人地矛盾。建议在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根据“保护-发展”梯度，实施更精细化的分区管理制度，对保护地不同区域人类活动实施分区、分类管控，避免“一刀切”管理带来的问题。

发挥保护地生态产品品牌优势，建立保护地生态友好经济体系

自然保护地蕴含丰富的生态资产和品牌价值，应将这些优势转化为生态友好型经济发展的动力。建议强化保护地品牌认证体系建设，提升生态旅游、有机农产品等生态产品市场认可度和附加值，制定生态产品市场准入与规模控制标准，防止生态产品价值显化不足的现象，力争以较少的资源利用带动社区可持续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出台激励政策，推动企业、社会组织与社区共建绿色产业链，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确保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共赢，在满足社区发展需求的同时增强社区守护自然的内生动力。

加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传承利用传统文化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多建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留存有全球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构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独特优势。自然与文化密不可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应保护和传承文化多样性。许多保护地社区拥有的传统知识、信仰和习俗蕴含丰富的生态智慧，对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至关重要。建议加强保护地传统生态知识的保护与传承，推动其与现代科学的整合应用。鼓励社区在生态旅游与传统产业发展中积极传承文化技艺，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保护的协同。同时，通过政策扶持年轻一代学习并继承本土传统文化，增强社区文化认同，形成文化与生态保护相互支撑的良性互动。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贡献中国MAB智慧

建议我国在MAB全球网络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人地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互鉴。WNBR为各国提供了共享知识和最佳实践的平台，促进了南北、南南合作。建议中国继续积极参与MAB国际合作网络建设，加强生态治理和社区参与经验的国际交流。建立保护地“国际姊妹公园”合作计划，推动保护地管理者、社区代表和科研人员开展国际互访与协作。在即将于中国杭州举办的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等国际性峰会中积极提出基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地和谐社区建设的“中国方案”，将本土实践上升为全球范式，助力GBF和SDGs的实现。

（作者：黄宝荣、胡学湉、汤凌，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心；卢晴宇，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