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闳议》访谈节目由《中国科学院院刊》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出品，通过采访两院院士及专家学者，深度探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领域的发展前路。以客观、精准的解读，科学、前瞻的思考，为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的中国发展破题解惑，为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力量。崇论闳议，寻策问道。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市场秩序重塑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随着以DeepSeek等为代表的大模型持续取得突破，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嵌入社会运行体制机制，社会治理方式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范式变革。在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中国要如何优化开放治理的制度环境、构建人工智能的社会治理模式？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应对数据安全挑战、开展国际治理合作？对此，《闳议》节目组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郑永年。

深刻塑造人类社会

中国网：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社会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以前的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创造出来的都是工具，但人工智能完全不一样。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深刻塑造人类社会。

我个人在这几年花很大的精力，一直在研究人工智能对内政、外交、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前我们经常说人工智能与社会、人工智能与经济、人工智能与政治；但现在已经变成人工智能社会、人工智能经济、人工智能政治、人工智能外交。它完全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如果是只把人工智能看作一种工具，那远远不够了。

我们以前都是男人、女人，现在第三个“性别”出来了，完全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另外一种“人”，已经在我们旁边了。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跟人工智能产生以后的社会，完全是不一样的。只讲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远远是不够，它就是另外一种“类人的人”。

人工智能就是集中集权

中国网：您如何理解人工智能的技术结构特征？

郑永年：如果用简单的话语来说，前面三次工业革命产生的工具是分散分权，那么人工智能就是集中集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但是没多少年就传播到西欧、北美，又扩散到我们亚洲、全世界各地。它非常分散的，分散就是分权，谁都可以用。但人工智能从现在的观察来看，高度集中。

从国家分布来看，人类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技术越来越集中在中美两国。

进而，中美两国国内的分布也高度集中。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产能主要集中在两块，一块就是西部，从硅谷到德克萨斯州这个狭长地带；第二块，就是东北部，从波士顿到纽约和新泽西。中国实际上也是两块，第一块就是大湾区，大湾区三个中心城市，香港、深圳、广州为主体，其他城市也有一些；第二块就是长三角，从苏州到上海到杭州。北京高校特别多，而且科研机构像中国科学院的科研能力特别强，所以人工智能（在）北京其实量很大，但是从应用来说，北京反而不是那么多。有应用的东西，基本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

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也是比较集中。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主要集中在几家大公司。人工智能的用户，实际上也是相当集中的。DeepSeek出来以后，可能会往分权的方向发展一点，但到底会分权到什么程度，需要观察。不过，这个分权程度比前面三次工业革命肯定要低得多。

发展和安全“两条腿”走路

中国网：在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您觉得应该如何优化开放治理的制度环境，来构建人工智能的社会治理模式？

郑永年：正因为（人工智能技术）集中在中美两国，实际上我们当然不想只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是美国要跟我们竞争，我们也不可避免，也不可怕。所以中美竞争在这方面其实会越来越激烈。

现在美国的模式跟中国的模式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方式。美国完全是一个发展导向的模式，在人工智能领域监管实际上是最少的。本质上说，美国现在的人工智能，尽管在技术上各种方面都是非常先进的，但根本上说没有任何的监管。美国完全是发展导向的，想主导第四次产业革命。大家有个共识，第四次产业革命肯定是以互联网平台，基于平台之上的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美国想主导甚至垄断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从世界范围内看，主要在中美两家高度集中。如果美国把中国打压下去了，那它就是处于主导地位甚至垄断地位。所以不惜一切成本要搞发展，毫无监管地发展。这就产生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是美国模式的最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极端，实际上是欧洲模式或者欧盟模式。欧盟人工智能现在完全没有发展起来，但是监管规则特别先进。越监管越发展不起来，越发展不起来越想监管，所以是一个恶性循环。

中国处于欧洲跟美国的中间。如果比起美国来，我们还是要适度放松监管，因为技术要落地。美国现在放松监管，甚至毫无监管，如果我们还是过度监管，就有很多的人才、新的生产力会跑去美国。但同时在适度放松监管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搞安全。对监管这个概念我们要作重新理解。从技术层面要放适度放松监管让技术落地，同时也要发展监管技术。我们还是发展跟安全“两条腿”走路，不仅对我们好，对整个世界也是很好。

政府与企业协同构建创新生态

中国网：面对人工智能的迭代发展，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协同构建创新生态？

郑永年：企业跟政府之间，我觉得要有分工。政府应当营造一个比较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态环境。但是业态由企业自主选择。我觉得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应当根据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为这些企业构建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让企业来决定应当放到杭州、还是去深圳，或者去其他地方。因为企业最了解行情，了解供应链、产业链在哪里，有些东西可能在杭州比较有优势，有些东西可能在深圳比较有优势。

我们应当把美国的一些长处学来。但是美国的完全不监管，也是对整个的人类都有害处的。发展跟安全之间要有平衡，这个说容易、做很难。其他国家，像更多的小的一些经济体，也在探索它们的监管模式，像新加坡、越南，我们把它称为“全面开放、有效管理”，这样的模式也可以去看看一些经验。

总之我觉得，人工智能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我们不能掉队，我们没有资格掉队，不仅不能掉队，还要迅速地赶上甚至超越。

人工智能时代要“抓小放大”

中国网：风险投资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美国人工智能怎么发展起来的？其实完全是风险资本投出来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大的科创体系，就是产学研要一体化。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金融、人才都放在一起。金融这一块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那些应用领域，所以风投还是要发展起来。

我最近在想，我们如何来培养这样的新的企业。我提了一个概念，我们以前叫“抓大放小”，但是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要倒过来，要“抓小放大”。企业上市了以后，就交给市场；对中小企业，一定要帮助它们，主要是金融资本的帮助。

杭州（DeepSeek等前沿科技）这次为什么会出圈？就是因为当地融资做得好。深圳、广州、长三角好多城市有很多的专精特新企业，但是这些企业资金困难的时候就很难融资，有些企业也就是三五千万能渡过难关，能培养一个企业出来。我觉得已经大的企业就让它们自由去竞争，政府不要再给很多的补贴、很多的优惠，政府应当转向培养中小型企业。

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看看美国的经验。美国对大的企业反垄断，但是政府对中小型企业非常强调，政府来帮助它们。我想中国也应当这么做。

目标形成国内数据统一大市场

中国网：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安全挑战与国际治理合作，您有哪些建议？

郑永年：很多国家都在讲数据安全的问题。美国对数据的安全也注意，欧洲内松外紧，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本身没有人工智能技术而且发展不起来，所以非常防护性地强调主权。我们国家发展跟安全还是“两条腿”走路。

我个人觉得数据方面还是要开放。我们如何在数据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出得去、进得来”非常重要。

尽管我们有14亿人的数据，但是我们的数据比起美国来不大，美国人拥有全世界的数据。我们内部没有完全整合好，都是一个个数据孤岛，所以加总起来好像量很大，但是不整合，数据的质量就特别差。

我觉得要（进行）数据的体制机制改革。比起美国来，我们数据其实上是有优势的。因为人工智能数据就是应用场景，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去工业化，好多的应用场景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中等技术以下所有的应用场景都有，我们的问题就是整合不起来。所以我们未来的任务就是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使得国内的数据能统合起来、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国内的数据统一大市场。

哪怕一下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数据统一不起来，那区域性的行不行？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来。同时我们也要“走出去”，就是数据开放，也不要一下子完全放开，因为要总结经验，有些领域先放开一点，一步一步来。欧盟的共同市场是也是这么形成的，我们的数据共同市场也可以这么理解。边做边干边总结经验。国内的统一大市场跟数据的国际流通，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DeepSeek打破美国资本的神话

中国网：DeepSeek的出现引起了巨大关注，您认为其意义有哪些？

郑永年：DeepSeek产生之前，我们所看到的（该领域内的）竞争，都是美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几乎没有什么中美之间的竞争。所以DeepSeek实际上是打破了美国资本的神话。

因为美国基本上一个大模型就上百亿美金，那更多的小国家就望而生畏了。所以DeepSeek实际上，让我们可以看到“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一定要走美国的路线，通过其他的路线也是可以通往“罗马”这个目标，这一点意义深远。

但是（DeepSeek）是梁文锋自己做量化，那没钱的怎么办？中美人工智能以及美国的人工智能，各个团队里面有大量的华人，好多都是中国留学出去的。美国的优势，就是资本的优势。我们人才的优势是有的，但是我们缺少资本，缺少风投，实际上我们的人才流失现象还是蛮严重的。公开的好多研究都认为，美国硅谷的独角兽企业里，三分之二以上都是一代二代移民，很多都是一代移民。如果我们的风投不跟上，技术落不了地的话，那他们就会选择去能够发展的地方，大概率就是美国硅谷那些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发展起来。

当然现在中央政策也（在强调）耐心资本，耐心资本也是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现在好多的地方政府有产投、创投，但是产投、创投基本上非常短期，私募基金也是短期的，所以还要有体制机制改革。还有民间资本，我觉得也要扶持一些民间资本，“两条腿”走路，有国有资本，也有民间资本。以后金融这一块不解决，很难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本期策划：杨柳春、王振红；编审：杨柳春、王振红、王虔；编辑：王虔、武一男。出品：《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