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科技领军人才是大国博弈的关键制胜要素。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创新持续推进，正在形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同时，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日趋复杂，各经济体都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赢得战略竞争的高度，调整人才培养体制及相关制度。

在我国，党的二十大在战略层面统筹部署，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促进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明确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底层逻辑，是保障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和前提。科技创新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对教育及人才培养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教育体系如何回应这些要求，以及怎样实现寓人才培养于创新与教育的协同过程等，构成了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底层逻辑的基本内容。底层逻辑体现了规律性和一般性特征，但对其认识又不能忽略具体时空条件。为此，本文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研究科技领军人才的基本特征及其培养的底层逻辑，分析我国科技领军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并提出自主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的策略建议。

科技领军人才的基本特征

研究生教育是最体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理念的教育阶段，是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之一。尽管人才的养成并不能局限在某个特定教育阶段，也不能只倚赖某些特定学科，但本文为明确研究边界，将科技领军人才培养重点聚焦在经过高等教育的理工科研究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范畴。

科技创新人才覆盖范围广，对创新支持呈现普遍化趋势

科技创新人才是科技领军人才的“蓄水池”——足够规模和密度的科技创新人才，为在创新实践中培养高质量的科技领军人才奠定了基础。目前，各国政策研究和制定者对科技创新人才没有统一定义，创新发达经济体多采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劳动力指标对科技创新人才储备及培养情况做统计和分析。以美国为典型，其STEM劳动力覆盖人群广泛，包括了科学与工程职业、科学与工程相关职业和STEM熟练技术劳动力。其中，“STEM熟练技术劳动力”是自2016年起被纳入“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统计范围，指具有技术领域高水平知识但不具有学士学位的职业类型。据统计，2021年美国从事STEM职业的劳动力共3 680万人，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24%，STEM劳动力中52%没有学士学位。

与此同时，接受过STEM教育的人在全社会就业中的分布日益普遍化，科技创新人才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正如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等将20世纪尤其是70年代中期以前的美国称为“人力资本世纪”，就是因为其时技术进步催生了大量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美国的教育体系对此及时响应，提供了大量满足科技创新需求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应地，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美国民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明显下降，也恰是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美国以其卓越的教育为基础领跑了全世界的科技创新。当前，随着新一轮新兴技术、颠覆性技术进入快速扩散周期，科技创新人才对创新的基础性功能不断凸显，成为科技创新的关键支撑力量。

科技领军人才的基本特征

纵观人类创新发展的历史，在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中，那些最富于前瞻洞察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人，是对创新发展起到引领和关键支撑作用的科技领军人才。科技创新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征，这决定了国家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的主要目标及侧重点各有不同。当前，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科技创新活动更强调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布局，科技创新不仅重产出学术成果，更强调科技成果转化和实际应用，进而实现其经济和社会价值。目前，我国正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国家的科技创新也正在经历从“跟随”到“自主”“引领”、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历史方位之变，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领军人才应尤其强调以下3个方面基本特征。

对创新前沿和产业需求有敏锐的认知，善于发现问题和定义问题。科技领军人才要能从科学研究前沿、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攻克的关键核心技术入手，发现、研判和定义科技创新的问题，而不是被动跟随“国际顶刊”“学界热点”的选题，仅去解决已经由别人定义好的科研问题。

谙熟科技创新的逻辑及规律，能通盘谋划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工程实现和产业发展。组织开展具有明确战略目标导向的创新活动，要求领军人才需从整体的视角理解和设计科技创新活动，而不只是局限在解决其中某一个具体片段问题，或者追求单项技术指标最优上，应具备贯通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思维能力。

德才兼具，系统理解和把控科技创新的影响力，最大程度实现创新的经济社会价值。科技领军人才要能从人类文明和社会系统发展的视角，看到科技创新活动的外部价值和影响力，在追求实现最新、最先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同时，更不可忽视其中可能涉及的法律、伦理等相关问题；要具有将创新放在社会运行的系统价值当中的意识和视野，同时兼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科技领军人才必须具备的这些基本特征，是人才对创新发展发挥战略性、基础性作用，支撑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自主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就要从人才的基本特征出发，审视我国当前理工科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主体及评价标准等具体问题，并立足我国创新发展的全局，针对性地调整和解决。

基于创新的系统观构建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底层逻辑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培养科技领军人才，重点在于培养和积累人才的创新能力，通过人才创新能力构建和持续积累国家技术能力（national technical capacities），这是国家真正实现自主创新的根基所在。人才创新能力的养成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实践，在高水平科技创新实践中培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这是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必须遵循的规律。受教育者在创新实践和实际场景中获得的“增量”，就是人才的创新能力，也是科技领军人才能够对创新发展起到引领和关键支撑作用的核心要素。

提升国家技术能力是领军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

技术能力是一个组织（包括国家和企业）能够有效使用科技知识，并创造和抓住技术变革机会的能力。在技术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将这些能力转化为产品和工艺创新，组织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国家投资教育、培养人才，本质上是为了持续积累和提升国家技术能力，为国家打造尚未具备的先进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所谓“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内生的技术能力是国家真正实现自主创新的根基，它是无法买来的，只能也必须在科技创新的实践中获得和积累。培养技术能力需要体系化、连贯性的政策设计，通过公共政策支持教育和人才培养，在整个政策体系中具有格外重要的作用。

技术能力的获得和积累不仅需要来自学校教育的符码化知识，更需要来自创新实践的缄默知识。因此，在实践中培养创新人才，是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获得缄默知识，并在符码化知识与缄默知识之间、科学研究与工程实现之间建立起转换能力。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通过“反求工程”实现技术追赶的过程中，通过大企业发挥“把工厂当作实验室”的角色培养人才，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时，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的大企业通过对产业工人的完整培训，使受训者通晓了技术变革过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于是，日本的工人也能够和企业管理者、工程师一样，以一种整体性思维考虑技术问题、规划创新流程。这种系统观念对创新来说至关重要，成为日本后来在各产业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日本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导向和具体举措，展现了在创新的场景和实践中培养领军人才的作用和意义。

前瞻性地建构“国家技术能力”，在通过创新实践培养人才和通过人才实现国家创新战略之间，建立起一个微观的解释机制。在不同技术经济范式下，国家技术能力培养的重点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大学与企业和产业界关系。在现代工业技术主要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背景下，技术能力的获得和持续积累不仅需要大学，更需要企业的合作与支持。

大学与企业互补协同是领军人才培养的应有途径

工业革命之后，典型经济体通过它们的创新实践勾勒出一条大学和企业及产业间关系演化的脉络。

19世纪初，面对已经完成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而实现快速转型的英国和法国，德国是明显的“后发国家”。19世纪30年代，受李斯特“必须在制造领域推广科学和技术”观点的引导，普鲁士政府依托从英国引进的机床成立了技术培训学院，培训化学和电气设备行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此举为后来德国工业化和实现赶超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19世纪末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创新的主要来源从此前的个人发明家转移到企业实验室，大企业研发迎来“黄金时代”。二战后，在美国大学成为政府研究的主导者，与产业界的具体需求拉开了距离。与此同时，来自大学的顶级科学家及大学培养的人力资源，为企业研发提供关键支撑，助力大企业实验室继续成为科技进步的重要来源。

20世纪80年代之后，快速增长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和生物医药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创新的中心又逐渐转向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和旨在利用大学研究成果实现创新价值的初创企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大学以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双重职能，成为国家促进教育与科技创新协同的一个重要枢纽，和国家创新系统的一项战略性因素。

当前，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兴未艾，相对于大学，大企业实验室在获得巨额研发资金资助、面向即时的科学问题、大算力和大数据的规模化支持、跨学科研发队伍等方面，展示出更高的创新效率。这些新的趋势又在引发或“倒逼”高等教育的范式变革，促使看待高等教育的视角移向更广阔、更丰富的社会场景。大学作为学科建构者的职能角色，以及大学作为创新系统中关键主体的功能内涵，都应当被放置在与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的关系建构中重新定位，应在实现整个社会创新发展的价值导向下，来思考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创新的系统观是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必然遵循

立足技术经济范式和国家战略导向，强调多主体协同培养科技领军人才，这是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系统观的具体表现。

这种系统观首先体现在对科技创新活动，从前沿研究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通盘谋划上，能够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转移到市场关系当中来，以实现创新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科技领军人才不仅需要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能力，更需要发现问题与需求，将科技创新活动从知识导向转变为问题导向的能力。同时，科技领军人才还要具备产品和商业思维，明了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的细分领域、目标客户、可获得的资本支持等，将科学研究的思维转向市场的思维。因此，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集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金融家共同努力的复杂工程，涉及多个培养体系，而远非学校和学科教育单独可以实现。

同时，人才培养的系统观还体现在应将作为人才培养主导力量的高等教育系统，放进整个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当中来看待。国家创新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它的发展演化受本国历史发展路径、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目标的深刻塑造，系统中的各要素都遵循这一结构逻辑。高等教育系统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也应遵循创新系统整体的逻辑和价值指向而不能孤立发展。例如，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院校调整，就是为新中国攻克重大核心技术提供专门的工程技术人才。因此，明确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并形成共识是提高国家创新系统效能的前提，应以国家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领域/事项为导向，布局科技和教育体系，针对性地开展人才培养。

总结起来，系统观视角下的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底层逻辑，应在遵从实践育人这一基本规律和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的前提下，强调国家战略共识的重要性。当国家针对技术和产业创新演化的趋势，以及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做出发展战略调整时，相应的人才培养策略亦需动态革新。这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以来，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统筹部署的根本原因。应根据国家所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条件，有针对性地设计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培养目标、内容、主体、模式等。立足创新演化和系统运行的实际条件，以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和领军人才培养的基础，构建产学研多元创新主体的协同育人政策框架。

我国科技领军人才培养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我国科技领军人才培养近年来持续引发各界热议。一方面，从数量来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人员队伍在总量、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图1）和理工科研究生培养规模上都迅速扩大，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持续缩小，这为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奠定了数量基础；但同时必须正视，相较于科技强国要求，我国仍存在明显的科技创新人才不足问题。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全部R&D人员中，R&D研究人员占比仅为42.1%；同时期，法国这一比例为67.9%，日本为74.8%，韩国为81.6%。并且，我国万名就业人员中的R&D人员和R&D研究人员数也明显低于创新发达国家（图2）。

在人才质量上，关于顶尖人才稀缺的“钱学森之问”屡被提及，有关政策文件和相关举措持续出台，但发挥的实际作用差强人意。我国现有科技人才队伍尚未完全发挥对创新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要素作用，存在科技创新人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需求的结构性偏差。

人才培养的导向和目标滞后于科技创新趋势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导向下，应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而明确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主体、培养方式和培养质量的衡量标准等一系列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在研究生培养中，普遍存在着科研以发论文为导向、跟随国外期刊定选题的研究盛行、研究成果无实用价值、教育与实际创新场景严重脱节等问题。如果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不面向真正的创新需求，那么具体实践中的诸如学科设置、课程开设、科研选题、学术评价等操作性问题仍会按其惯性运行并有可能相互加强，长期“锁定”在旧范式的逻辑下。

例如，在学习内容的设计上，为什么学、学什么，这是对未来领军人才培养提出的首要问题。随着大量知识与信息的收集和编辑工作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或机器完成，创新活动越来越需要打破学科边界，并呈现出科学、技术与工程的深度融合。作为人才红利释放阶段的研究生教育，在获得新知识的内容、方式和渠道上也必须相应变化，应跨越传统的学科管理体制，建立起新的培养模式。

又如，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学位类别、授权点、招生规模等方面快速增长，在规模上实现了“与学术型人才培养并重的局面”。但长期以来，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在培养路径、课程设置、考核方式上存在高度趋同现象。尽管教育管理部门出台了要求二者分类发展的文件，但由于受到争取各种资源和学科排名的驱动，以学术学位为主导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依然是我国两种类型研究生教育的共同范式。人们尚未摆脱工业化时代“工程技术人才”就是“实用型人才”的固有思维，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有关当前科技创新中科学、技术、产业和工程之间关系的认知框架。

人才培养的主体单一，尚未形成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

我国以高等院校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格局，难以及时响应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企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也难以有效适配“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对人才的需求。近年来，研究生培养出现的“屈从论文、难下工厂”的“工科理科化”现象，引起教育界和产业界人士的强烈担忧。因此，亟待建立起满足创新活动需求的、制度化的多主体协同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模式。

从育人主体的角度看，高校教师普遍缺乏深度参与企业研发活动的能力与积极性，难以实质上建立与企业共同培养学生的合作关系。教育、科研和产业研发主体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对话和融合机制，亟待从宏观制度层面予以建立和完善。

从用人主体角度看，当前我国企业面临严重的创新人才匮乏，这已成为布局和开展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关键掣肘因素。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目前还存在明显的制度壁垒，缺乏身份的合法性；在很多形式各异的联合办学或者“产教融合”的实践中，企业通常只发挥提供短期实习场所的功能。同时，由于企业没有对被培训学生的约束手段，有些行业受过企业培训的学生，毕业后几乎全部选择去薪酬更高的上游企业，这严重打击了提供培训企业的积极性。

从国家支持科技创新的角度，鼓励企业在研发活动中培养人才是产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将凝结在劳动力身上的技术能力，通过人才流动和知识溢出整体提升产业创新水平。以往，我国在科技和产业双线追赶的发展历程中，形成并固化了以大学为主导进行科学研究和以企业为主导开展技术开发的隔离局面，这是造成企业在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中明显参与不足的直接原因。同时，校、企互不“通约”的人才互聘机制、考核评价体系，亦是造成产教融合不畅的重要因素。

高教资源布局集中且定位同质化，无法满足多样化人才需求

高等教育支撑创新发展，要求在空间布局上体现“差序格局”，以更好地实现大学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回报，通过发挥大学在知识生产、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作用，提升区域创新水平。但我国的高端科教资源具有在少数地域集中的特点，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科技创新多点暴发的需求。区域内拥有博士培养点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配情况。据统计，2021年我国拥有博士学位授权的高校近400所，其中省会城市和4个直辖市共拥有博士点授权高校308所，占全部总数的77.39%；而地区生产总值（GDP）已经超万亿元的佛山、东莞两市，至今没有1所高校拥有博士点。近年来，在一些创新和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地方政府、科技部门、传统研究型高校及社会力量等多主体合作办学的发展生态，区域性的高等教育体系开始浮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来相对集中的高等教育格局的补充和增益，这些地方性探索亟待通过制度化获得合法性。

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内部构成高度趋同，“双一流”“研究型”成为高校普遍追求的目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布局上应体现出“连贯异质性”特征，即在一致性的目标下建构多形态并存，且功能互补的层级体系——等级“低”的大学以发展大众化的本科教育为办学重点，而顶级大学的核心使命在于卓越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中间等级的大学致力于实用教育和应用导向的研究工作。科技领军人才本身具有多层次、多技能的特征，其培养也应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通道；在对高校考核和资源分配时，不应仅以盲目追求人才培养的“高端”和“精英”作为指挥棒。

从底层逻辑看我国培养未来科技领军人才的策略

教育伴随着大众历史生活的形态变化而变化，教育的具体形式和所培养的人才，应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塑造。随着科技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为切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有机结合，形成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更需将教育问题嵌入到创新生态系统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当中，思考其发展策略。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系统设计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制度框架

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面改变人类既有的科技创新以及教育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大国博弈的底层架构。同时，我国正处于从效率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转型期，国际竞争态势和国内经济发展环境也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党中央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创新中培养未来科技领军人才提供了根本遵循。

顶层设计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制度框架。依据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系统布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任务，明确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内涵、目标、主体和培养模式等，统筹发展规划、政策措施、项目平台，以及管理和评价机制等，为科技领军人才培养设计“路线图”。

改革完善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必需的体制机制。健全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统筹发展的制度基础，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对一体推进中的各类创新主体职能做出差异化定位，准确定位政府在一体化发展中的角色和基础作用；清晰界定不同层级政府和同一级政府不同部门，在统筹推进中的权力与责任关系。

以国家战略性科技计划、重点科学项目和重大科学装置等为依托，协同布局领军人才培养和战略任务实施。通过创新任务培养人才发现问题、定义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人才系统理解、设计和把控创新过程的能力，以及在跨界创新中的合作能力。

加快创新系统转型，优化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驱动力的根本转变，国家的创新系统也进入结构转型期。对原来适用于工业社会的创新系统结构和动力学，应做出符合当前及未来发展需求的调整与重塑；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上，要尽快建立起符合创新引领范式的人才培养制度。

加快建设包括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的育人机制。制定鼓励企业参与办学和以多种方式培养创新人才的政策框架，推进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企业人才培养制度，发挥企业作为有组织的产业创新载体的优势作用，将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的课程、教学人员和经费等要素融合，建设高质量的技能形成体系。

进一步支持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塑造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前提条件，畅通和保障企业实质参与国家和区域战略性科技任务的渠道，完善以激励相容为原则的产学研合作开展政府科技计划（项目）的申请、组织实施和评审机制；针对关键技术领域，建立市场出题、大学和企业共同答题的人才培养路径；通过设立企业育人专项招生计划、税收优惠以及后补助等方式，鼓励企业参与人才联合培养。

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人才基础

改革学科设置管理方式，健全人才培养学科领域与科技创新前沿的快速响应机制。允许办学主体自主前瞻规划、超常布局当前和未来科技创新急需的学科专业，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紧缺人才。

鼓励探索本博贯通式长周期人才培养新模式。进一步支持本科生进入校内外各类实验室开展科研实践训练计划，给本科生普遍提供早接触前沿科技实际问题机会；鼓励有条件的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联合，深入实施人才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长周期培养机制。

加快建立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协同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制度。建议参照我国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办法，制定在企业建设研究生培养基地的指导性文件；在符合条件的企业，试行需求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名额分配机制，部分增量招生指标直达企业，由企业自主选择合作高校，共同完成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工作。

（作者：吕佳龄、赵超、吴仲琦，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王颖，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郭正堂，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