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北极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助于缓解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北极航道将为中国提供更为安全便利的海上运输环境，北极国际合作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虽然北极在地域上离中国较远，但其涉及国家战略利益。因此，对北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前景进行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北极矿产资源开发和中国矿产资源供需状况

北极矿产资源开发状况

北极地区是指北纬66º34´以北广大区域，包括北冰洋及其毗邻陆地。北极目前以油气资源勘探开采为主，未来将扩展至铁、铜、稀土等战略性矿产。从地理位置看，北极陆地领土主权清晰，分别归属于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瑞典、芬兰等八国；北极点及其附近大片区域为公共海域，不属于任何国家。从地缘政治看，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五国对北极领海主权存在争议，试图将各自领海扩大至《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大陆架延伸200海里”以外公海区域；波兰、日本、中国等近北极国家从国家战略意义出发，积极参与北极事务，强化地区存在。从已探明油气资源看，研究资料显示，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专属经济区内超过400个陆上油气田已完成了勘探，已探明资源量合计为3 288亿桶油当量，其中俄罗斯占88%。从待勘探油气资源看，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北极待勘探油气资源量合计4 122亿桶油当量，占全球待勘探资源总量的22%，84%位于500米以下浅近海区域，其中石油900亿桶、天然气1 669万亿立方英尺（折合47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凝析液（NGL）440亿桶；据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数据，俄罗斯、美国、丹麦、加拿大、挪威分别占待勘探石油的41%、28%、18%、9%、4%，占待勘探天然气的70%、14%、8%、4%、4%。从非油气矿产开发潜力看，北极拥有丰富的煤、铁、钛、铜、锌、镍、金、银、铌、钽、稀土等战略性矿产，待勘探煤炭资源量占全球待勘探煤炭资源总量的12%；拥有世界最大的锌矿和铜铁镍复合矿，巴芬岛、科拉半岛、格陵兰岛发现了世界级大铁矿；格陵兰岛的伊犁马萨克杂岩体是世界第二大稀土矿富集地，钕和镝可以满足未来全球1/4需求（表1）。

中国矿产资源供需状况

伴随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矿产资源需求总体处于高位水平，油、气、铁、铜、金等大宗矿产，以及钛、镍、铌、钽等新兴战略性矿产自给程度较低。受主要资源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美西方与中国“脱钩断链”等因素影响，海外资源供应风险加大。从国内供需状况看，2023年，中国上述大宗矿产和新兴战略性矿产储消比从高到低分别为钛（25.4）、天然气（17.1）、铁（10.9）、钽（10.0）、石油（5.0）、金（2.9）、铜（2.5）、镍（2.5）、铌（0.8），国内资源保障程度较低；对外依存度从高到低分别为铌（>99%）、镍（95.7%）、钽（≈90%）、铜（77.6%）、铁（75.9%）、石油（73.0%）、金（65.6%）、天然气（42.0%）、钛（38.2%），对海外资源依赖程度很高；进口集中度（CRn）也较高，如铌铁（CR1=97.0%）、镍（CR1=86.1%）、铁（CR2=83.6%）、钽铌精矿（CR3=81.8%）、液化天然气（LNG）（CR4=78.5%）、铜（CR5=73.0%）、钛（CR3=66.6%）、石油（CR5=61.9%）。除黄金进口多元化以外，其他矿产供应渠道单一，供应风险加大。从海外供应环境看，中国海外资源开发受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重挤压。2019年以来，智利、秘鲁、阿根廷、巴西、印尼、刚果（金）、津巴布韦等发展中资源大国高举资源民族主义大旗，采取提高矿业税费、限制原矿出口、要求在本土建冶炼厂、限制外资参与、改变矿业权获取规则、强令采矿合同重新谈判、力推资源国有化等方式收紧外资开发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主导能源资源治理倡议（ERGI）和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试图分别从供应端和需求端形成矿产资源治理联盟，实施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气候变暖及科技进步使得北极矿产资源开发潜力增高，丰富的油、气、铁、铜、金、钛、镍、铌、钽等矿产与国内需求形成很强的互补性。

北极矿产资源综合治理状况

北极理事会是开展北极资源治理对话的最重要平台

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为北极八国，观察员国共计13个，其中包括中国、日本、新加坡、印度、韩国等5个亚洲国家。总结北极理事会历次会议情况，各国在矿产资源领域争论焦点为如何平衡资源开发和生态安全问题。

成员国在资源开发领域各有侧重。俄罗斯北极资源开发进程领先于其他国家，以油气资源开发为主的俄属北极GDP占全俄GDP的10%，明显高于其他北极国家。俄罗斯通过完善立法和管理政策来平衡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目标是到2050年将俄属北极油气开采量提高20%—30%。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更加关注北极气候变暖对全球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执政后重新开放了阿拉斯加地区楚科奇海和波弗特海沿岸油气钻井，这里有北美洲最大的待开发陆上油田。加拿大强调主权完整和对原住民权利的保护，收紧油气开发政策。丹麦采用公私合营模式，加强格陵兰岛矿产资源开发。挪威看重北极专属经济区内能源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掌握世界一流油气开发技术。冰岛、芬兰和瑞典把重心放在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建设领域，涉及资源开发时，强调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矿业可持续发展。瑞典的北极环境研究成果世界领先。

亚洲观察员国积极参与北极国际合作。日本积极参与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以下简称“北极LNG-2项目”）开发，其海军舰队以前主要用于维护苏伊士运河运输安全，目前正在为东北航道开通做准备。新加坡作为岛国，担心北极航道开通对其全球海上运输枢纽地位构成威胁。印度为应对来自中国的北极竞争压力，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积极开展科考活动。所有亚洲观察员国一直认为北极公共海域应当成为国际社会集体治理的公共区域，而非地缘政治争夺地。

俄罗斯作为北极事务的先锋者，在资源治理中占主导地位

俄罗斯北极事务管理政策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保守型政策（2000—2006年）。在《俄罗斯北极政策原则》（2001年）政策指导下，主张“北极地区只属于北极国家”，与北极国家（特别是北欧北极国家）深化合作，保持地区和平。进取型政策（2007—2013年）。在《2020年前及更远未来俄罗斯北极政策原则》（2008年）和《2020年前俄罗斯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3年）政策指导下，强调国家主权完整和领土安全，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开发俄属北极矿产资源并建设东北航道。竞争型政策（2014年至今）。乌克兰危机2013年底爆发并于2014年升级，俄罗斯西部防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北极成为战略突破口。在其《2020年前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规划》（2014年）、《2035年前俄罗斯北极国家政策原则》（2020年）和《俄罗斯海洋学说》（2022年）政策指导下，加速北极资源开发进程，提高在该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协调俄罗斯地区发展部、远东发展部、运输部、工业与贸易部、外交部等政府部门之间的北极行动规划，为俄船队、油气开采公司、天然气运输公司在北极活动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俄罗斯北极资源勘探成果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镍探明储量占全球10%，铂族金属占19%，钛占10%，还有储量较大的锌、金、钴等矿产；已探明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卡拉半岛、诺里尔斯克市、东西伯利亚等区域。

美国作为北极事务的后起之秀，是资源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美国北极事务管理政策从环境保护为主转向美国利益优先。环境保护型政策（2009—2016年）。美国在其《北极地区国家战略》（2013年）和《2017—2021财年北极研究计划》（2016年）政策指导下，推进北极气候治理研究和科学考察，加强环境保护；颁布楚科奇海域和波弗特海域油气开采禁令。美国优先型政策（2017年至今）。以美国优先为首要衡量因素，在《美国优先海上能源战略》（2017年）、《美国国防战略纲要》（2018年）、《保护美国在南北极地区国家利益备忘录》（2020年）和《美国国防部北极战略》（2024年）政策指导下，废除2016年颁布的北极油气开采禁令，鼓励在北极近海钻井，确保美国在全球能源创新、勘探和开采领域的领先地位；对中俄北极资源开发、航道建设和科考合作保持密切监督，号召除俄罗斯以外7个北极国家共同寻求应对之策；将俄罗斯作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多次在阿拉斯加地区进行军事演习。

与此同时，美国是北极资源开发的重要参与国。位于阿拉斯加东南部的Greens Creek矿山为世界十大银矿之一，同时富含金、铅和锌，于1989年实施开采；位于阿拉斯加科泽布市附近的Red Dog矿山为世界最大锌矿之一，于1989年实施开采；位于费尔班克斯市的Fort Knox矿山是阿拉斯加最大的露天金矿，于1996年实施开采；油气资源勘探始于1958年，但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原住民权益等因素导致其管理政策左右摇摆，开发进度缓慢，目前楚科奇海、波弗特海、库克湾等区域共计19个海上油气区块允许以租赁形式获取勘探开采权。

中国作为北极利益攸关方，和平参与资源治理

中国虽不是北极国家，但急剧升温的北极战略利益博弈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北极事务。

和平参与北极资源开发。《中国的北极政策》（2018年）明确指出，中国是北极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以全球、区域、多边、双边等多层次合作形式参与北极事务；依照国际法和国际条约规定，在北极公共海域和斯瓦尔巴德群岛享有资源开发、管道建设、科学研究等权利。

积极开展科学考察活动。2004年，中国在北极建立了首个科考站“黄河站”，至今已完成13次科考任务，对北极地质地貌的认识不断加深。

积极拓展北极合作平台。2013年，中国作为观察员国加入北极理事会；同年，成立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CNARC），定期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合作。

以“不缺位、不越位”实际行动消除国际社会质疑。针对美国等一些国家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和资源治理发表无端质疑和恶意诋毁，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用实际行动予以回应：一方面，作为近北极国家，积极参与北极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北极事务中“不缺位”；另一方面，作为非北极国家，绝不介入领土安全、主权完整等北极国家间或北极区域内部事务，在北极事务中“不越位”（图1）。

小结

俄罗斯因其地理位置、海军力量和资源开发程度在北极占主导地位，北极资源治理政策最为完善。美国近年来对北极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甚至计划从丹麦购买格陵兰岛以增加对抗俄罗斯的筹码，北极资源治理政策逐渐完善。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是北极利益攸关方，以实际行动参与资源开发、科学考察等事务，但资源治理政策尚不完善。

中国参与北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中俄合作集中在油气开发、航道建设和科学考察领域

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以下简称“亚马尔LNG项目”）是中国参与的首个北极大型能源项目。2013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和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以下简称“诺瓦泰克”）签署《收购亚马尔LNG项目股权的协议》，中方获得20%股份；2014年，双方再次签署《亚马尔LNG项目购销协议》，中方每年从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进口LNG 300万吨；2016年，中国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丝路基金”）收购亚马尔LNG项目9.9%股份。俄罗斯诺瓦泰克作为亚马尔LNG项目控股方（占股50.1%），主导项目建设；法国道达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道达尔”）作为股东之一（占股20%），主要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中国石油和丝路基金主要提供资金和设备。该项目天然气、凝析油可采储量分别为1.35万亿立方米、6 018万吨，4条生产线已于2017—2019年全部投产，总产能为1 745万吨/年。

北极LNG-2项目是中国参与的第二个大型能源项目。2019年，中国石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分别与俄罗斯诺瓦泰克签署《收购北极LNG-2项目股权的协议》，各自收购10%股份。2021年，中国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与俄罗斯诺瓦泰克签署《北极LNG-2项目长期购销协议》，未来15年内对华供应LNG总量超过300万吨。2022年，中国浙江能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中国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公司”）分别与俄罗斯诺瓦泰克签署《北极LNG-2项目长期购销协议》；俄罗斯诺瓦泰克每年向浙能集团供应LNG 100万吨，为期15年；每年向新奥公司供应LNG 60万吨，为期11年。北极LNG-2项目股东分别为俄罗斯诺瓦泰克（60%）、法国道达尔（10%）、中国石油（10%）、中国海油（10%）、日本三井财团和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公司（JOGMEC）（10%）。该项目设计3条生产线，单线产能660万吨/年，总产能1 980万吨/年。俄乌冲突导致美欧对俄制裁，北极LNG-2项目进度较原计划有所延期，目前正在实施一期工程（表2）。

中俄共商共建东北航道。北极分布着东北航道（俄罗斯北部沿海）、西北航道（加拿大北极群岛和美国阿拉斯加北部海域）、中央航道（北极点附近海域）共3条航道，其中东北航道较其他两条更具经济开发价值和商业运营条件。东北航道的顺利开通，有利于中国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和俄罗斯对华出口北极油气资源。2015年《中俄联合公报》和2019年《中俄联合声明》提出，“开展北极航运研究，加强东北航道开发利用合作”。2019年，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与俄罗斯两家企业（俄罗斯诺瓦泰克和俄罗斯现代商船公司）、丝路基金联合签署《成立北极海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为东北航道建设注入新动力。2024年7月，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在第六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欢迎中国造船厂和零部件供应商参与东北航道建设，共建一支高冰级油轮船队；8月，中俄总理第二十九次定期会晤期间，中俄北极航道合作分委会成立，加强航运开发、航行安全、极地船舶技术和建造领域合作，提升东北航道在国际海运中的作用。

中俄联合科考。中俄北极联合科考重在体现大国责任担当，加强海洋环境变化研究，服务北极资源保护和利用。2016年，首次联合对东西伯利亚海进行科考；2018年，再次联合对楚科奇海、东西伯利亚海和拉普捷夫海进行海洋多学科综合科考；2019年，双方签署《建立俄罗斯北极科研中心的协议》，深化联合科考、资源开发技术创新等合作。

中美油气合作受贸易战拖累出现阶段性受阻

联合开发阿拉斯加LNG项目。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积极推动中美阿拉斯加LNG项目合作事宜，中国也做出积极回应：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阿拉斯加州，讨论LNG项目合作计划；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投海外直接投资公司、中国银行与美国阿拉斯加州政府、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公司联合签署《阿拉斯加LNG项目开发与销售框架协议》，中方计划投资430亿美元。这一举措既为中国提供新气源并降低进口成本，也给美国阿拉斯加州带来更多经济收益。

贸易争端导致中美油气合作阶段性受阻。2018年3月底，中美贸易争端以来，中国从美国进口LNG量开始减少。2019年6月，中国对包括阿拉斯加在内的美国LNG加征25%关税，美国对华出口LNG量大幅下降；7月，阿拉斯加州以战略安全为由取消了LNG项目合作计划。

中国与其他国家实质性合作较少，合作进程不明朗

格陵兰岛是中国推进北极资源合作进程的重点地区。中国企业主要通过接手其他初级矿业公司项目转让或联合开发的方式参与合作。2008年，中国江西中润矿业公司收购英国Nordic Mining公司20%股份，联合勘探格陵兰岛东部Carlsberg铜矿和西南部Nalunaq金矿。2011年，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与澳大利亚Ironbark公司签署框架性协议；2014年，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联合勘探开采格陵兰岛Citronen铅锌项目。2015年，中国俊安发展（集团）公司与英国London Mining公司签署《Isua工程收购协议》，接手格陵兰岛Isua铁矿项目，并取得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授予的开采权，这也是中国首个拥有独立开采权的北极矿产资源项目。

与加拿大开展镍矿开采合作。2010年，中国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124亿美元，收购加拿大Liberty Mines公司51%股份，联合开发努纳武特地区第二大镍矿Nunavik项目，该项目于2014年正式投产。

与冰岛开展油气开采合作。2014年，中国海油和冰岛Eykon Energy公司合作，获得冰岛北极海域油气资源勘探开采许可证，但因技术和资金问题于2018年宣布项目失败。

小结

中国参与北极资源联合开发的核心优势是资金和市场。一方面，中国企业资金优势明显，在已投产亚马尔LNG项目中投资165亿美元，占该项目总投资额一半以上，在阿拉斯加LNG项目中初步计划投资已高达430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油气进口国，与俄罗斯、美国之间贸易互补性强。2023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进口量分别占全球20%、17%，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和管道天然气进口国，石油、管道天然气分别占中国进口总量的19%、35%，LNG目前仅占11%，但随着北极LNG项目和东北航道的顺利推进，未来LNG贸易空间广阔。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2023年，美国石油、天然气产量分别占全球18%、26%，出口量分别占全球13%、22%。但美国天然气仅占中国进口总量的3%，两国没有石油贸易往来；未来中美油气合作潜力巨大，甚至可以成为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抓手。

中国获取北极矿产资源前景

中国参与北极资源开发面临多重风险

中国企业采用投资入股、招投标、联合开发等方式参与北极国家专属经济区内资源开发项目，同时也在试探性规划公共海域油气勘探，但尚处于研讨阶段。总结中国及北极国家经验教训，北极资源开发面临多重风险。

生态风险。北极愈发密集的资源开发活动导致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受二次冲击，漏油事故污染大气环流和水圈环境，穿越东北航道的破冰船及随行船舶对北极熊、海象和鸟类赖以生存的冰域造成严重破坏，污水排放问题威胁海洋生物生存安全。

勘探风险。地震勘探是油气开发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但北极的极端天气状况和自然环境极度敏感性导致地震资料获取困难，地震数据处理难度加大，常规技术手段无法应对，勘探成功与否不可预测。

运输和技术风险。北极缺乏资源运输的配套设备，中国虽已具备建造破冰运输船的能力，但技术瓶颈导致LNG运输受到季节限制，一年2/3时间无法自由通航；适用于北极冰区勘探、大气观测、海洋考察等的装备亟待创新和升级，以提高航行安全水平。

经济风险。自然环境恶劣和基础设施薄弱导致项目开发成本增加，对原住民进行专业培训、矿区远离居民点导致矿工需要轮休、健康交通和安保等问题使得人力成本增加，矿区完成开采后土地复垦难度大，难以满足当地居民对居住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中国参与北极资源开发具备多项利好

具备法律基础。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在北冰洋国际公共海域享有海洋科学研究、勘探开采能源资源、建造采矿基础设施、自由安全航行等权利。该水域面积280万平方公里，对所有缔约国平等开放，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负责管理资源开发活动；当主体责任国实施资源勘探开采的区域越界至沿海国主权范围内时，应当事先征得对方同意并遵守当地法律；探采出的所有能源资源为全人类共同所有。中国作为《斯瓦尔巴德条约》缔约国，有权自由进出斯瓦尔巴德群岛及其领海，平等享有采矿、捕鱼、狩猎等权利，该区域为矿产资源富集区。

具备合法身份。中国是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虽不是成员国没有投票和协商决定权，但享有出席理事会会议、发言和参与部分议事的权利。应当充分利用该平台，促进与其他国家信息共享和文化交流，优化北极资源开发实现路径，增强主动权。

具备国际影响力。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对涉及北极问题的议程和决定能否最终通过具有较大影响力。中国是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负有保障国际航运安全、防止船舶运输造成海洋污染的责任，可以在东北航道建设方面积极作为，为更多中国企业参与创造便利条件。

中俄北极资源开发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俄合作存在机遇。俄属北极油气资源潜力大。2019年10月，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副部长A.Rrutikov宣称，北极未来20年内将成为俄油气生产的主要驱动力，预计到2035年，北极天然气、石油产量分别占俄总产量的90%、25%。俄政府多措并举促进北极资源开发。俄罗斯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联合拨款、预算外追加拨款等财政优惠政策为油气资源开发、东北航道建设等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免征开采税、减税、税收抵免等税收激励政策支持诺瓦泰克、卢克石油、天然气工业石油等大型能源企业在北极拓展新的LNG和天然气化工项目。中俄在金融和资源领域互补性强。在美西方加大对俄制裁力度、西方公司纷纷退出俄属北极油气项目的背景下，受限于资金“短板”，俄属北极油气开发面临先进技术和装备缺乏、通信和基础设施薄弱的现实难题。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是俄寻求资金来源的重要目标国，在数字模块、船舶制造等方面技术先进，双方可以通过“以市场、资金和技术换能源”方式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中俄合作面临挑战。北极国家领土争议增加了外部不确定性。北冰洋沿岸国家不仅注重北极领海划分，也要求北极大陆架延伸，试图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各沿海国可获得大陆架延伸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范围扩大。俄罗斯最先提出申请，希望获得350海里的大陆架延伸，随后加拿大、丹麦也相继提出申请，三国在大陆架延伸问题上利益相冲。美国北极政策增加了地缘政治风险。北极八国中美国北极政策对俄影响最大，也是北极格局走向的最重要一环。出于对北极航道的不同认识和诉求，美国推行航行自由理念，间或派出舰船对俄进行航行监督，强化与欧盟、北欧国家的北极军事演练。国际环境欠佳。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与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影响波及北极地区，北极理事会其他成员国集体排俄，在北极科技合作方面对其进行孤立，导致北极理事会于2022年3月宣布暂停一切事务，主张在没有俄罗斯参与前提下有限恢复工作。美西方将中俄北极合作视为威胁，在多个场合要求中国停止与俄进一步合作，否则对中国采取必要手段。北极东北航道存在运输风险。气候、技术和主权问题导致东北航道运输风险上升（表3）。海冰、低温等气象会对运输船舶造成严重破坏，目前只有夏季（7—10月）可以自由通航，但夏季的海雾会造成航行时间延误；北极海域只完成了9%的海图绘制，船舶补给和海上搜救能力差，无法为航道商业化运营提供技术服务；俄罗斯出于国家安全战略考量，主张东北航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对所有船舶采用航行许可证、强制引航和垄断性收费管理，引发其他北极国家的担忧和反对。

中国面向北极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建议

北极的未来关乎全人类福祉，需要世界各国的参与和贡献。不过，北极地缘政治格局决定了北极八国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等北极治理核心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脱离了北极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其他国家很难参与北极事务。因此，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参与北极资源开发应高度重视时序上的渐进性、内力外力的综合性、整体谋划和局部参与的互助性等协同关系，采取积极合作为主线、有序竞争为辅助的发展思路。

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完善北极资源开发机制

中国作为缔约国，倡导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斯瓦尔巴德条约》有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条款进行补充，完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原则、程序、责任分配、争端解决途径等内容。中国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倡导设立专门的矿产资源开发工作组，协调各国参与北极资源开发利益冲突，推动信息共享、技术交流和标准制定。

政府积极开展北极外交

加强同北极国家、北极理事会等双边或多边交流合作，以科学研究、污染防治、绿色发展等为切入点，探索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合作途径，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北极治理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出中国方案，最大程度维护国家利益。

企业加强北极资源项目合作

中国国企和私企经过有效整合形成企业联合体，通过参股入股、投标竞标等方式积极参与北极项目联合开发。北极项目所处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开发难度大，推动北极项目顺利进行，可以提升中国矿业公司资源开发水平，增强企业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借助国际合作平台展示技术和经济实力

北极前沿论坛、北极—对话之地国际论坛、北极圈论坛等国际平台的交流议题具有前瞻性，对北极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可以借机展示矿产勘探和油气钻井技术、破冰船设计和制造技术、生态治理技术和环境保护管理经验，通过企业投资、技术入股、设备出口等方式提高参与水平。

（作者：苏轶娜，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