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资源型城市是伴随着人类对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研判文献后发现，国外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但目前研究活跃程度有所降低；其研究总体可分为3个阶段，即理论萌芽与创立、理论发展与完善，以及理论提升与应用。王咏剑和杨晓光指出，包括德国鲁尔、英国蒂斯、法国洛林、日本九州、加拿大萨德伯里和美国匹兹堡等在内的地区或城市通过采取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延长产业链等措施成功实现了转型。但是，另外一些城市，由于未能及时开始转型，社会与经济则逐步陷入停滞且趋向衰落，如阿塞拜疆的巴库等。有的城市形势则更严峻，最终基本上走向了衰亡之路，如委内瑞拉的卡尔马斯等。

国内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先后经历了初、中、高级3个阶段。进入21世纪，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研究角度日益多样化。除了专家学者从理论和学术角度进行研究外，资源型城市也在积极努力，认真推进转型。

我国现有262个资源型城市，其中成熟型和衰退型城市占比79.39%。这些城市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现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困难，其转型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机制进行了研究，并以山西省大同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提出资源型城市转型策略，为我国数量众多且处于成熟型、衰退型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找到一条务实可行、高效管用的好路子。

资源型城市转型机制

理论基础

资源型城市转型涉及的理论较多，经典的主要包括：“双碳”战略、生命周期理论、城市企业化与企业城市化理论、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空间优化理论、产业生态理论、产业演进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风险管理理论等。

结合国内资源型城市发展特征，研究提出“理论-动力-周期-产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图1）。

这一理论分析框架主要是基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角度而提出的，体现了功能相关、竞争协同、信息反馈，以及优化演化的鲜明特征。

转型机制

构建的“理论-动力-周期-产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理论分析框架整体涵盖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可能涉及的理论体系、动力保障、周期把握及产业确定等内容，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全面性和综合性。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资源型城市转型共涉及4个子系统，分别为理论子系统、动力子系统、生命周期子系统和产业子系统（图2）。

机制分析

从图2可以看出，资源型城市“理论-动力-周期-产业”转型机制是一个有机统一且相互联动发生作用的整体。

理论子系统在所有子系统中居主导地位。主要考虑其为城市转型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保障，无论是动力子系统体系中的推动力还是阻力的分析把握，以及产业子系统中产业遴选、实施等都需要理论支持。在列出的理论群中，“双碳”战略居于最高层级，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挥最重要的影响力作用。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更先进理论的诞生，其也将让位于最新的理论指导。除了最高层级的理论支持外，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之路上，其他理论也将发挥自身影响力。这些理论有的是正面促进，有的则是避免负面，还有的呈现一种客观中立。例如，空间优化理论从正面视角给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时要从自身出发，要从优化布局产业的角度考虑，对原有的实体空间重构、重塑，以期达到转型效果的最佳化。

动力子系统在所有子系统中最为关键。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可靠、稳定、持续的动力源泉。在动力子系统中，从宏观角度划分为驱动力群和阻力群，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所依靠的最终的净动力是驱动力群与阻力群的合力。虽然动力子系统关注的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动力供给，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发挥正向力量的驱动力群，还是体现负向力量的阻力群，其背后都涉及政策、环境、社会、金融、人才、科技、创新等元素，而这些元素与产业子系统、理论子系统等也都因此而发生了实质性、内生、多向的反馈联系与作用。

产业子系统是所有子系统的核心。资源型城市之所以会成为资源型城市，主要依赖的就是资源型产业，因为资源型产业的兴起和逐步发展壮大，推动城市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使之成长、壮大、繁荣。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赖以生存的资源逐步趋向衰竭，相关的资源型产业开始走下坡路，此时就需要及时对这些产业进行调整。通过采取有效转型举措，当非资源型产业比重逐步加大乃至逐步超越了资源型产业时，即正向的力量超过负向的力量时，资源型城市有望获得新生，跨越生命周期衰退期的“死亡陷阱”，步入再生期的崭新阶段。当然，这是一种彻底的最为理想的状态。实践中，对于不同的资源型城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资源型城市转型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原先所依赖的资源主导产业彻底摒弃。通过对原先的资源型主导产业进行产业链延伸等模式，该产业可以继续保持甚至是获得新生。

生命周期子系统主要是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时间维度上的测度。整个体系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通过时间来决策、实施，并最终获得验证。同时，该系统对资源型城市何时开始转型，及时进行发展风险预警，以及最终转型是否成功的效果测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生命周期子系统是另外3个子系统存在的先决条件和基础支撑。离开了这一系统，谈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资源型城市刚刚兴建的时候，资源型产业的发展之路一片光明，前行的道路也是一条坦途。此时，自然不需要开始思考城市的转型之路。那么，是不是资源型城市的政府、企业、居民等主体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当然不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生命周期子系统发挥作用。因为资源型城市发展风险预警和转型策略提出，都与生命周期子系统是不可分割的。

综上，本文提出的资源型城市“理论-动力-周期-产业”转型机制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强调了这4个子系统的统一性、整体性、协同性、互馈性，对指导做好资源型城市转型策略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资源型城市转型策略提出

“新质生产力”概念一经提出即引发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与持续讨论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经济发展战略概念，新质生产力可以理解为，能够帮助国家在技术水平提升的基础上推动产业升级的所有经济活动。其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实践意义。

根据前述研究成果，研究提出资源型城市转型策略技术路线图（图3），以及转型发展策略。

转型应是全面、均衡、可持续化的转型

资源型城市转型要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努力打通科技、产业、城市之间的转型壁垒，深入推进资源型城市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现代化（“四化”）转型发展之路。

践行“双碳”战略。逐步减少资源型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主动退出那些成本大、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且没有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对原先严重依赖资源的主导产业，要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力度，逐步减少对这些产业的依赖，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践行空间优化理念。充分考虑并发挥好资源型城市规划作用，在部署新的产业时，要避免重蹈覆辙，着力破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平衡等难点、痛点、堵点问题，保证转型全面均衡。

践行产业生态理论和产业演进理论。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把握产业发展脉络，从更为先进的角度思考和谋划资源型城市转型之路。对于仍具竞争优势的传统资源产业要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和科技手段进行提质升级；同时，进一步拉伸延长资源型产业链条，聚焦主业拓展上下游产业，着力培育形成多元化、高级化产业集群。

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快布局新兴产业，特别是环境效益明显、社会效益良好且具有较强经济效益的新产业、新业态，努力形成资源型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着力点。

转型要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兼顾政府基础性作用发挥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资源型城市转型侧重于市场主导型，而日本则是典型的政府主导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国家。前者以企业为主，政府干预力小；后者则主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转型主体涉及政府、企业（产业）和居民等3个维度。我国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也离不开政府宏观引导和政策支持。要着力推动形成市场主导型和政府基础性作用有机统一、互为补充的有效转型动力机制。

持续加强正向驱动力建设，不断减少转型阻力反向影响。要克服资源枯竭带来的不利影响，努力降低转型成本，破解转型资金融资困难和投入不足困局，以及切实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等。

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在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中解决好资源型城市长期发展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在顺利完成转型任务中不断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转型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和创新协同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要着力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当前，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没有充分显现，特别是前瞻性、颠覆性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力度不够。这些资源型城市应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未来科技发展新动向，协同解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

人才资源充分保障至关重要。只有拥有了一流的人才资源，方能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同样，只有拥有了一流的人才资源，方能实现人才引领驱动，创新驱动发展。

要立足科技、人才和创新三者之间一体化统筹部署的工作基点，着力保障三者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其中，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以科技创新赋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同时，要着力抓好劳动者这个新质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因为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跃迁的基础支撑。要主动适应人口红利由传统的“拼数量”向“比质量”的转变，切实打好城市转型翻身仗。

转型要数字经济化与经济数字化并重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以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新生产要素的嵌入和融合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尤为关键。

加快完善数据与资本、劳动、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和产业环境之间的协同联动和深度融合机制。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不断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全要素之间的组合结构、匹配效率。借助“云计算+算力+数据”的模式，搭建数据要素桥梁，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在生产活动和价值创造中的价值化进程，努力做到数字经济化与经济数字化并重。

转型要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推进

资源型城市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主题来布局产业链，保证自身产业体系可控、可靠、可行。转型既要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更要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者之间协同推进、互动互进。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推动其跨领域、跨产业、跨集群深度融合。形成一批产业链条完备、产业特色鲜明、领先优势突出、具有显著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依托创新技术、数字平台等形成开放共享机制，加快推进未来产业集群谋篇布局、落地见效。可以考虑将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若干领跑全球的未来产业集群中的一个或者几个率先在资源型城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资源型城市要转型，破除的是“资源诅咒”，而不是一定要“革”传统产业的命。任何传统产业一经科技赋能，就有可能“升链”转化为现代产业。资源型城市要把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座，努力实现链级提升，着力做到“酒瓶子里装新酒”。

转型要强化和保障资金支持力度

资源型城市转型，无论是从提高自身的转型能力而言，还是要达到最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其对资金的需求无疑是巨大和极为重要的。

资金投入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而确保资金能够有效投入的前提是有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因此，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注重发挥好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资金供给主体的作用。

探索将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与银行的信贷政策有机协调，提高二者之间的契合度，创新出新的资金供给模式、金融产品等。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三链”有效融合的基础上，引入资金链，实现“四链”有机融合，切实发挥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在产业延伸培育接替、前沿领域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新质生产要素协调配置，以及新产业、新动能、新模式的培育等方面提供灵活充足的金融供给。

转型要匹配一揽子政策体系

资源型城市转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探索出台一揽子政策体系，方能保障其顺利转型。

政策体系要注重宏观与微观的协同平衡。既要有中央层面的宏观指导性政策，特别是涉及国家层面的区域战略性政策，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北全面振兴等，更要有地方层面出台的微观精准性政策。

政策体系要门类齐全。既要有产业方面的政策，如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加大对第三产业扶持力度；也要有资本方面的政策，如如何提高资本使用效益，如何科学合理且能为各方接受的分配资本收益，如何实现转型最优资本配置与融资等。当然，推动科技进步、提升人力资源水平、改善转型发展环境等方面的政策也必不可少。

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构建方面也要下一番硬功夫。这又会涉及资源税收、资金来源、专项基金设立等专项性政策等。考虑“双碳”战略实施，排污权政府储备和交易改革方面的政策也必不可少。

实证研究与分析

大同市概况

大同市古称云中、平城、云州，地处山西省北部，位于北纬39°54′—40°44′，东经112°06′—114°33′，是山西省第2大城市。大同市下辖4区、6县，总面积14176平方千米，常住人口307.9万人，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北方锁钥”之称，又被称为中国煤都。2023年，大同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871.5亿元，同比增长5.1%。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6.1%、42.5%、51.4%。

大同市产业发展历程回顾

对大同市一二三产业增加值进行研究。根据大同市2013—2023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其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在给定的研究时间周期内，大同市的第一产业相对保持稳定，其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稳定在5.1%—6.1%，中位数为5.7%。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趋势处于下降态势。特别是自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后的2016年、2018年，这种趋势更为显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趋势呈现上升态势（虽然受疫情的影响，在2021、2022年出现了下降现象，但是到了2023年又开始回升）。

选定大同市的旅游产业作为样本产业予以研究。在给定的研究周期内（2013—2019年），大同市无论是旅游收入，还是接待人数都呈现显著的上升态势（图5）。之所以没有选择2020—2023年的数据，主要还是因为疫情期间，由于人员管控措施，旅游产业在这几年大为下滑。但从2024年的上半年数据来看，大同市旅游业已经延续了2023年的企稳向好态势。特别是随着《黑神话：悟空》游戏的推出，其设定的36个场景中，山西占到了27个，大同更是以6个位居首位。这对大同旅游产业的强势回归、迅猛发展也是重大利好。

选择专利授权量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2项指标作为大同市科技实力不断提升的表征。在给定的研究周期内，前者从2013年的485件增加到2021年的2251件，增长了3.64倍；后者则从13家增长到了127家，增长了8.77倍。如此迅速的科技实力提升，对大同市的转型发展自然至关重要。

大同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大同市作为一座“兴于煤，困于煤”的城市，其在发展过程中，确确实实曾经存在和遭遇过产业结构单一、环境问题突出、管理条块分割，以及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也面临着传统优势主导产业发展受限、人才与资金不足以支撑转型所需和节能降耗与“控煤减碳”目标带来的巨大挑战。

关于大同市转型的思考与实践

思考

大同市对资源型城市转型高度重视。从资源型城市所处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大同市已经处于成熟型阶段，转型问题更是刻不容缓。依据前述研究提出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机制与转型策略研究技术路线图等研究成果，结合大同市自身的实际情况，研究提出大同市的6点转型策略。

体现全面、均衡、可持续化的转型理念。转型的重点虽然是产业转型，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产业自身实现转型。要通过产业转型带动包括城市规划、空间布局、产业迭代、组织升级、体制机制等在内的全面转型，且要注意相关领域、相关板块之间的均衡协同。

兼顾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协同联动。第一产业目前的份额和比例比较适中，建议维持现状或者适当降低，但其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宜低于5%。这是因为大同市在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已经将“黄花”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集群载体，该产业自身的发展不仅可以有效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而且同时还可以带动实现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有机融合、相互促进。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要保持研究时间周期内总的发展态势，即第二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要尽快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相对稳定在30%甚至更低一些为宜，第三产业对城市的贡献则应超过60%甚至更高水平，这样才能体现出城市转型的成功，并保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兼顾政府基础性作用发挥，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和创新协同作用。大同市目前的科技水平发展态势提升很快，这对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至关重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依托大同市自身资源优势，布局高性能碳纤维、前沿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建设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不断提升非煤产业产值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比重，充分彰显“国际知名文旅城市”地位，强化“文旅+”发展理念，特别是注意用好丰富的文旅资源优势，有效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大同实现城市转型的“催化剂”“推进器”。在未来产业方面，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切实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上云、用数、赋智”，培育形成未来制造、未来材料等若干未来产业集群。进一步凸显大同市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综合能源和绿色能源基地优势，持续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提高新建项目资源环境准入门槛，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储能、地热、绿氢等产业建设进度，着力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主动融入京津冀，特别是加强同北京的科技联系和文化联系，成为北京科技溢出承载区。例如，大同市已经与北京市东城区合作成立了“东城区—大同合作示范园”，还可以考虑将北京耗能大的高科技研发公司及其产业搬迁至大同市。目前，包括抖音、京东等5家相关大数据企业已经落户大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时，大同还可以成为北京的文化传承协同区。其与北京同为“燕云十六州”之一，也是与北京一起在1982年就被国务院授予公布的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因此，充分发挥这种文化传承协同优势，着力打好“北京牌”，努力成为北京人心目中的“后花园”，将有助于大同更好地发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深耕绿色转型赛道。

着力做好转型资金保障支持与一揽子政策体系匹配等工作。积极向上级争取政策支持与政策试点，探索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持转型信贷发展。通过多种方式、多项举措切实降低转型融资成本，着力发展转型保险，不断优化转型投融资机制。结合2024年7月31日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可以考虑在转型政策体系方面多下功夫、多做文章，以更好发挥政策红利助力大同市转型发展的独特作用。

采用产业链延伸和开辟新型主导产业兼顾的双轮驱动复合转型模式。一方面，对于传统产业，主要考虑以产业链延伸的方式实现提质升级；另一方面，则要同步考虑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以开辟新的新型主导产业赛道。

大同市的转型实践

2024年，大同市提出了转型“四步走”战略目标（表1）；而要实现“四步走”战略目标，则要深耕“四大赛道”（表2）。“四步走”战略目标就是对本文研提的资源型城市转型策略的很好印证，而在“四大赛道”中，既有如高性能碳纤维、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有储能、绿氢、大数据等未来产业，更有依托煤炭、特色农产品等传统优势主导产业改造升级后形成的综合能源和绿色能源、大宗固废利用、预制菜等产业。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四步走”战略目标的提出，还是深耕“四大赛道”具体实践路径的拟定，都从侧面印证了之前提出的转型策略的可操作性。假以时日，大同市的转型目标实现将指日可待。

（作者：熊志建，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赵红，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刘秀丽，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