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2月21日下午,由同济大学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嘉宾围绕“制度型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与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与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建言献策。
2月21日下午,由同济大学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图为研讨会现场。沈小敏/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发表题为“以贸易结构转型推动建设贸易强国”的致辞。他指出,在产业结构变革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双重推动下,我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仍有巨大空间,关键是加快释放服务贸易潜力。要着力稳步扩大服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贸易结构转型的动力,推动服务领域制度型开放,推动服务业市场开放,推动服务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对接。要务实推进RCEP进程,拓宽贸易结构转型空间。当前,推动贸易结构转型,要重点抓住RCEP这个大市场,用好RCEP服务贸易条款,推动自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同时,主动加快落实RCEP条款及相关承诺。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培明在致辞演讲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腾飞离不开对外开放的促进作用和贸易的带动作用;面向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对外贸易仍将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把我国建设成为贸易强国,需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需要实行创新驱动战略,需要在均衡发展中打造国际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需要全面提升贸易安全保障能力,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特邀演讲中指出,制度型开放的突破口在于全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他认为,未来五年,中国制度型开放将给中国高质量发展释放更多红利。传统的国际经贸规则和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已难以适应当前新形势的需要;制度型开放将是全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是全面的新型的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要做好顶层设计;要主动对标各种自贸协定,特别是RCEP和CPTPP;不搞单兵推进、零打碎敲,要真正实行立体式、全方位的改革。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在特邀演讲中指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但还不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贸易强国。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高水平对外开放来推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的融合,使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发挥巨大的吸引力,让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更加畅销,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制定至关重要,需要加强政策协调,有效平衡发展和安全,推动加入DEPA的进程。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刘兴华在主持讨论时指出,制度型开放对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意义重大。制度型开放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继续深化改革,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新动力;二是通过实行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为促进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继续贡献中国力量;三是积极参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完善,为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中国智慧。
围绕“制度型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商务部政研室二级巡视员陈霖指出,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坚持高水平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定开放理念,加大开放力度,用好开放平台,深化开放合作,守住开放的安全底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我国建设贸易强国面临贸易转移的挑战。为此,相关统计指标要从GDP转向GNP;要把转口作为贸易创新发展的重点,打造世界型贸易平台,通过中国给全世界创造出口、进口、转口的机会;要将贸易强国和国家的其他大战略有机结合。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指出,随着中国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需求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高水平开放就是标准的对接。在全球贸易标准制定上,贸易标准是需要重新考虑的重要问题,这个标准是独特的标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益的标准。中国在制造业产业基础上构筑服务业,形成生产服务标准,打造新的贸易圈。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认为,要以制度型开放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提升产品、服务和供应链竞争力,联通并拓展开放合作空间,统筹发展与安全。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指出,目前已经进入全球化调整期,唯有技术进步、知识扩散和配置效率的改进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量。中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顺应大势,开展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贸易创新,与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围绕“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与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建设”,中国国际交流中心产业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在主持时提出,服务贸易是我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高水平开放的重中之重,制度型开放是服务贸易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指出,建设贸易强国不仅面临科技和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和挑战,而且在理论供给、国际规则供给、国际制度供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清华大学全球证券市场研究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杨之曙指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打造一批高质量的人才队伍,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坚持对外开放、交流,引进高水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指出,要以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影响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影响国际竞争中贸易规模和市场份额。服务贸易开放对于改革、对制度型开放有很大的依赖,需要着力推进。提升服务贸易的竞争力,需要对标CPTPP和DEPA。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毕吉耀认为,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和应有之义。协同推进建设的着力点包括,强化产业支撑,培育增长新动能,优化发展环境,完善空间布局。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总监林润晖认为,从企业角度看,要坚持开放,通过货物贸易走出去,在资金上将给企业提供升级的物质基础;适应海外标准,有利于提升企业管理和标准。企业只有在海外市场中竞争,吸取经验,才能实现更好更快的增长。
围绕“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与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达在主持中提出,无论是提升自贸试验区,还是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一方面要适应全球贸易规则突出趋势,突出重点和焦点,另一方面要适应推进RCEP进程的趋势,在我国对外开放合作中发挥重要枢纽重要平台或重要支点的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指出,压力测试是自贸试验区诞生以来的重大使命。但当前压力测试进程还难以适应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需要。推进制度型开放,要在自贸试验区或者自由贸易港进行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尽快提出更加完备化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教授周念利就自贸港(区)数字服务贸易治理提出相关建议。她认为,解决底层技术难题是支撑相关治理工作落地的基础;要摸清治理的基本层面并善于解决各层面的主要矛盾;充分重视服务部门的异质性,找准各部门的开放关键;注重根植产业或治理实践推出原创引领型制度创新;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国内措施需必要合理客观且公正;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监管重心从事前向事中、事后转移;注重数字服务开放部门规则与一般规则相统筹;夯实和完善与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相关的底层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徐秀军认为,服务制度型开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更加紧密的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更加牢固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为此,需要采取升级、扩员、加入、新建这四个方面的举措。中国贸促会北京市分会副主任张秀峰表示,北京推进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两区”建设,推动北京“两区政策”叠加,有利于北京在前期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的基础上,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开放创新实践。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叶欣指出,要让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好地服务贸易强国建设,一是要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发展新格局;二是更加注重引领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三是要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四是要更加注重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五是要更加关注数字贸易新兴和风险防控等压力测试,提升相关领域的风险防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