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的一个遗训：理论建设至关重要

——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

陈锋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

编者按：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随后建立了巴黎公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但是，由于巴黎公社领导不成熟和政策失误，在强大的敌人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失败的一个明显内因是巴黎公社理论准备、理论武装不充分不自觉。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系统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发表了《法兰西内战》一文。在纪念巴黎公社英勇无畏斗争创举的同时，要深刻认识和汲取这个沉痛教训。

150年前，巴黎公社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法语中，巴黎公社一直被称为“La Commune de Paris”，共产主义运动的星星之火从此点燃。

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和劳动群众起义，反对卖国的资产阶级政府，10天后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出台了一系列执政举措，包括民主选举公职人员，规定薪金不随职务升迁，群众有权监督和罢免“人民公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推行男女平等，宣布政教分离，着手普及初级教育和兴办职业教育，欢迎外国革命家参加公社，践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马克思称赞之为实质上的“工人阶级的政府”，是“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但是，巴黎公社成立后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没有有意识地联合农民扩大革命阵营，没有果断地通过没收法兰西银行掌控金融命脉，没有不失时机地集中对付敌人的围剿，结果执政两个月后被残酷镇压。

巴黎公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英勇无畏的尝试，是无产阶级专政卓有成效的首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意义。当时，旅居伦敦的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密切关注和鼎力支持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动，在最后一批战士殉难的第三天，马克思就于5月30日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法兰西内战》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巴黎公社运动，深刻剖析了它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1891年，在巴黎公社20周年纪念日之际，恩格斯对《法兰西内战》中的有关论述做了补充和深化。革命导师的重要论述，强化了我们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理论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体会。

巴黎公社成立了议行合一的领导机构——公社委员会，但是，其致命的短板在于没有马克思主义直接的和具体的指导，没有达到思想理论的正确统一；故而，没有形成一个自觉一致的领导集体，能够把工人阶级的意志通过正确的领导行动贯彻下去。巴黎公社的领导层在理论上是混杂和分裂的，为数不多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仅有耳闻尚未知晓，公社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奉行布朗基主义，少数派则大都为蒲鲁东主义的信徒。

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中期以降的革命冒险主义思潮，因代表人物为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而得名，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一度盛行。布朗基继承了18世纪末一些空想共产主义平等派的密谋传统，热衷少数革命家密谋暴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少数人的革命专政，并立即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曾经赞赏布朗基的斗争精神，认为他是一位革命领袖人物，还试图把他引进第一国际。但是，对于布朗基坚持空想共产主义，被革命冒险主义思潮所左右，马克思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并坚决反对其通过所谓“革命的炼金术士”的密谋行为，主观地制造革命发展过程，特别强调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自觉的和独立的运动。恩格斯后来同样批判道：“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布朗基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截然不同。恩格斯一阵见血地指出，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布朗基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布朗基仅仅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做些革命变革的尝试，就能够把人民群众吸引过来，从而实现胜利的革命。因此，“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0-581页）正是受布朗基主义左右，巴黎公社委员会在政治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失策。例如，满足于巴黎作为活动舞台，军事活动向外省拓展迟缓，组织军事抗击不力，还拒绝与农民联盟，没有能够及时呼应各地革命热情，及时扩大革命范围和革命阵营。其结果，必然导致反革命力量猛烈反扑时的惨烈失败。

巴黎公社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布朗基主义者外，其他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被马克思称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虽然巴黎公社成立时已经去世，但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蒲鲁东主义从19世纪中期起就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故同布朗基主义一道占据着巴黎公社领导成员的头脑。

蒲鲁东主义一方面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私有制，主张人生而平等，人人有权享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另一方面，主张合理的个人占有和“自由”“平等”“独立”，并将之视为人类普遍理性的最高要求。因此，蒲鲁东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称赞它给人以独立和自由；追求共产主义的人人平等，却认为完全消灭私有制就会剥夺人的独立和自由。所以，蒲鲁东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完全合乎理性，理想社会是兼有平等、独立和自由的第三种社会，而那种“一切人平衡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私有制社会，其实现途径“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第218、219页），也就是说，要走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道路。

蒲鲁东主义者在巴黎公社委员会中只是少数，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除了蒲鲁东的著作，近20年来工人没有过任何精神食粮，故其影响却相当可观。由此，在蒲鲁东主义者主管的财经领域，深化革命极为不力，没有及时掌控国家银行和从经济上控制资产阶级经济命脉，失去了逼迫他们向巴黎公社妥协的大好时机。而且，受蒲鲁东主义反集中、反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干扰，领导机关倾心倾力追求民主化形式，公社委员会不设主席团和常任主席，没有领导核心，每次开会由委员们轮流主持，许多事情往往议而不决、行而不力。更有甚者，蒲鲁东主义者秉持“直接民主”，反对集中统一领导，以致于公社内部充满派系斗争。只是到了最后的流血周，各派系才不得不联手对付政府军，不过已经为时晚矣。

巴黎公社运动上述迹象说明，公社委员会的大多数“凭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并且直接反映和体现工人劳动群众的意愿，才保证了一些执政措施是正确的，但是，领导机关的理性高度和理论化程度明显没有达到充分组织群众来完成公社使命的实际需要。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巴黎公社最终失败了，遗训沉痛深刻。那个时候，巴黎公社运动尚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自发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还没有普及到革命群众之中，以使得革命力量行动自觉起来；还没有走深到革命具体实践之中，以使得领导群体自觉统一起来。接受了巴黎公社失败的这个教训，在革命导师的具体指导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理论建设不断加强，不断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不断用科学的革命理论造就坚强有力的革命领导集体，不断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断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学思践悟中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升到理性高度，赢得了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一系列新的胜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纪念巴黎公社运动150周年，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学深悟透、化作实践，让巴黎公社先烈们打起的红旗，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