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经济遗产”给拜登政府带来挑战

疫情前的美国经济是特朗普昔日最值得炫耀的政治资产和连任资本。股市迭创新高、失业率屡创历史新低，美国经济增长维持123个月，成为史上最长增长周期。这轮经济增长位于经济增长周期的尾部，却得益于特朗普政府财政强刺激，延续了经济增长态势。这种增长模式也给接下来的拜登带来挑战。

首先，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特朗普上任以来主要采取了放松金融监管的经济举措，刺激金融市场繁荣，资金再次大量流向虚拟经济。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股市迭创新高，让富有者更为受益。

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前1%的富人净资产总额达34.2万亿美元，而最贫困的1.65亿人财富共计2.08万亿，仅占全国家庭财富总额的1.9%。这种经济增长创造的劳动就业岗位以低薪工作为主，实际上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造成扭曲，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中产阶级持续缩水。竞选期间，拜登秉持“重塑强大中产阶级”理念，如何在任内卓有成效地兑现竞选承诺成为拜登的难题。

其次，政府债务高企。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状况因特朗普税改而进一步恶化。美国负责的联邦预算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预测，未来10年特朗普税改导致联邦债务增加5.3万亿美元。

疫情期间，为应对经济衰退，特朗普政府采取三轮财政刺激措施，增加更多政府债务。截止至2020年7月，财政扩张致使美国联邦债务高达26.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120.5%。债务膨胀，将影响投资者信心，财政危机风险上升。同时，天量财政赤字也令两党更难在进一步推出刺激经济措施上达成共识，无疑给拜登遏制疫情蔓延，重振美国经济带来挑战。

第三，美元霸权地位受损。特朗普上任以来就毫不掩饰对低利率的偏好，施压美联储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疫情期间，美联储实施了多轮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导致资产负债表急速扩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动使市场不安，令美元价值急剧下跌，拥有大量美元资产的国家担忧美国政府为削减债务而允许通货膨胀，侵蚀美元证券的价值，将导致其他国家蒙受损失，进而引发是否有美元的替代方案的讨论。

为抵制美国滥用权力，各国扩大了以本国货币或黄金进行的双边贸易结算，甚至易货。俄罗斯减少了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从40％降至24％）；将银行持有的美元国债从1000亿美元削减至100亿美元以下；将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降至62％；将与中国和印度的美元贸易转移到非美元结算。欧洲试图为银行和公司通过Instex进行交易，从而绕过美元或SWIFT，意图通过全球电子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网络扩展其财务范围，推动不包括美元的数字货币作为全球发票货币。这将制约拜登重塑美国全球经贸影响力和主导力的政策实施。

同时，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的做法，损害了美国中长期的全球经济主导力。

一方面，特朗普任内奉行单边主义，美国国际信誉不断下降。特朗普执政后退出了当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刚刚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同样不包括美国。从奥巴马的“亚太”到特朗普的“印太”，虽然美国的战略呈现相当强的延续性，但其却不在本地区两个主要贸易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任何一方。美国缺席协定也鼓励这两个协议的成员国寻求追随该地区的其他领导权，将使美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特朗普升级对华贸易战、取消印度普惠制、关税施压欧洲和日本，这种寻求建立更基于现实利益的互动模式，加速减少了其他国家对美国关系的依赖，加速了离心力，增加了各国的自主性。

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举措有其巨大的民意支持，可以转化为对政党的掌控力，不会随其卸任而消失。格外强烈的美国民族主义，即对全球治理、多边主义协定避而远之，认为美国最好“自给自足而无需依赖他人”的思潮会继续存在。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想不受国内政治议程羁绊，重回国际多边主义亦不易。（责任编辑：郭素萍）（观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