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中国空间治理现代化的科技强国适应策略
|
|
空间治理现代化的科技需求及响应的分析框架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的空间治理现代化依然是政府主导的过程。管理决策层面的体制机制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政府主导过程的关键举措。基于此，空间治理现代化所产生科技需求及科技响应的分析框架主要由 4 个部分构成（图 1）。需求驱动属性包括 2 个部分：决策管理的公共风险加大，以及决策对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强。响应属性则涵盖了全部的 4 个部分：探索减少决策风险，应对决策对象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健全治理功能的适应策略，以及发挥科学价值。
决策管理的社会公共风险增大是该框架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当前，治理能力关乎执政水平，错误的、失误的决策管理将带来较大的社会公共风险，导致全球、国家或地方不同空间尺度的重大损失，甚至与人类的生存灭亡、民族的兴盛衰败紧密相关。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是如此，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如此，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也是如此……因此，依托科技支撑治理能力现代化，便成为决策管理的自觉需求、必然选择。
决策管理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客观事物演变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增大，这是该框架的另一核心驱动力。从空间治理而言，空间的开放性、流动空间的形成、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交互作用，甚至对空间品质的认知和情感差异等，都可能成为导致国土空间变化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主要原因。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必须实现现代化，其途径就必须要求科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科技对空间治理需求的响应，即源自对以上核心驱动力的适应，也源自治理功能自身的科学化——“治理”本身也是公共管理科学的主题，同时也与科学价值取向与服务社会，以及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空间可持续性问题息息相关。因此，面向空间治理需求也相应地成为驱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的现代化是科技强国的基础，也是科技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
面向空间治理的科技创新框架
面向空间治理的科技创新框架由 3 个层次构成（图2）：理论创新层次。应重构科技体系，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相互融合中，建立“大科学”，并创新服务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大科学”理论体系。基础能力层次。应重视基础数据采集、共享和分析能力，以及模拟、预测和优化模型方法的建设。知识应用层次。包括面向空间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科技知识的创造传承、学习传播、实践应用体系的全链条构建，重点途径是实现“研究+决策”的高质量结合。
科技强国建设在空间治理领域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空间治理现代化对科技应用需求的增强，有力地拉动了相关科技领域的学科发展。例如：地理学中地域功能形成与演变机理、自然承载力与地域功能适宜性评价方法、新型和可持续城镇化过程、乡村振兴与欠发达地区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生态学中绿色资本核算体系和生态补偿机制、生态安全屏障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研究；以及人与自然耦合关系、高质量发展科学内涵、空间规划多规融合的方法途径等。这些学科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学科支撑体系，在人文地理学、国土空间规划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已开始呈现溢出效应，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已从全面学习国外转型为相互交流——国外专家开始吸纳中国经验。
尽管支撑空间治理体系的科技有所发展，但尚未出现根本突破，特别是包括可持续性科学在内的“大科学”并未兴起，数据采集和应用的共享平台与机制尚未建立，科学研究与决策应用的障碍在科学界内部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综合而言，科技强国建设在空间治理领域还面临以下 8 个尚未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如何正确理解变化着的空间，以及空间全要素的综合效益。当前地表空间过程从侧重资源属性走向自然全要素属性，从侧重自然与人类生产生活的耦合走向自然-经济-文化的多重耦合。实现空间全系统综合效益最优的基本约束条件、目标体系在空间有序化过程中的作用关系，这是支撑客观理解变化着的地表空间基本理念的科学基础。
如何描述空间过程的基本驱动力和稳定态。空间变化的过程是绝对的，变化的结果是趋于空间均衡的稳定态。若从空间综合效益出发，涉及经济效益均衡的空间演变模型将被颠覆，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是空间变化基本驱动力的认知也被否定。那么，空间变化的稳定态如何囊括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其基本驱动力是差异或是差距，而实现不同范畴差距的量纲转换本身就意味着跨学科的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管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作用，在空间治理中如何匹配才能够达到治理最佳效果。要达到治理最佳效果，其基本机制显然不能仅用经典的市场经济学理论予以阐释，也无法运用理性人假设前提下的空间组织理论予以阐释；此外，治理途径的刚性与弹性匹配、短期与长期匹配等也成为优化空间调控的难题。
未来巨变的世界导致影响空间过程和空间治理的新因素不断涌现，新空间类型、新空间开放系统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需要理论创新的适应。例如：建立在城市优于乡村基本前提下的城市化理论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三次产业在微观层面就开始高度融合，也使传统的空间分工与功能分区失去了承载的对象；不仅是文化多样性的效应被多元化的判断而不知取舍，生物多样性也将逐步面临同样的难堪。
如何预判未来并使空间治理适应更长的时间周期，变得难解。因为空间的巨变——往往我们看到的外在景观、物质空间还是稳定的，但其社会结构、文化内涵甚至空间效能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预判未来并使空间治理适应更长的时间周期，这个科学命题是空间治理的时间效应和过程优化问题：从短期最优到长期最优，其时间拐点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如何采取合理的调控机理使这种过程变得更遂人愿。
空间过程优化尚无定论。与时间过程紧密相关的另一个过程是空间过程，包括空间尺度转换中的级联系统、传导效应，以及局部和整体、不同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等传统空间问题。但由于空间尺度上的传导和级联对象已经从生态功能、经济效益等拓展到了全系统，那么不同功能、效率、品质在空间尺度转换和空间相互作用中是否能够同步？目前来看肯定是不同步的，因此这种空间过程对空间治理意味着什么亟待解决。事实上，在我国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中，“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外”两大基本矛盾问题都是空间过程优化尚无定论产生的矛盾。
体制机制、社会文化等构成的软环境如何产生差异性介质作用，对差异性介质作用的研究是打造地方特色的价值取向的科学基础。空间界线（界面）的作用，改变着物质、能量、信息等运动的基本规律，在不同介质下客观事物变化的轨迹发生变形，这一点在自然科学中有着很好的研究结果。与之相比，人文界线使客观事物发生变化作用的研究结果却微乎甚微。当人们通过国界跨越这种人文界线时，行为方式可能立即就发生了显著改变；当资金跨越了行政区划时，资金利用效率和成本收益率可能就发生显著改变。
空间治理是一个体系，与体系化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也构成了公共管理与工程、复杂系统优化等科学难题，而其中很多难题在以往并没有纳入科技的范畴。当我们着眼于整个地球时，规划、政策、法律等无疑都是人类社会自组织系统中的治理工具。从全球治理到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等过程中，治理工具发生改变，导致治理工具变化的理念情感价值观发生变化；因此，如何合理组合不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高效，也成为“大科学”的命题。同样，如何实现科学研究与科学决策之间的有效契合与良性互动，如何发挥好机器与人类在空间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实现规范与精明灵活相结合的智慧管理等，也都逐渐被纳入科学难题的范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