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颇有深意

发布时间:2019-10-12 10:25:17  |  来源:中国网  |  作者:赵松  |  责任编辑:赵斌宇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波兰文学,颁奖

   赵松 独立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奖项,几乎没什么争议。可是,瑞典文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历年的评选结果,却总是充满了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就是获奖作家够不够格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应该颁给那些真正的文学大师,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作家。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成功,不管有多大的争议,都没能影响到其重要地位。

诺贝尔文学跟瑞典乃至北欧的文化价值观,都展现出独立的姿态和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状态。因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每年评奖时总是试图展现与众不同的视角和尺度。

过去五十年里,他们选出的获奖者多数都还是名至实归的。但在最近几年则有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比如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就偏向于纪实文学的现实意义;最出人意料的是2016年摇滚巨星鲍勃 迪伦的获奖,他们显然要传达文学/诗歌的无界性可能。

2018年受丑闻困扰,评委会只好把评奖推迟,跟2019年的一起颁发。

2019年10月10日,两个获奖者公布,波兰女作家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为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奥地利作家彼得 汉德克则成为2019年的得主。这两位作家,都有些让人意外,但从实力上说又都不算意外。

说意外,是因为在不久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主席Anders Olsson明确表示要扭转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主导”的颁奖倾向,结果获奖的仍旧是两位欧洲作家,当然会给人以自食其言的感觉,尽管获奖者是一男一女,好像确实在纠正“男性主导”的倾向。但客观来说,从这次评奖的结果,还是能看得出评审团其实是颇有深意的。

先说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的获奖。这位六零后女作家在波兰文坛的地位可以说是无可争议的,波兰最权威的文学奖“尼刻奖”她在三年里就拿了两次,在欧洲文学界也是备受好评,无论是实力还是成就都没得说。但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颁奖给她,除了肯定其文学成就之外,其实还有另一层深意。

托卡尔丘克是在波兰经历了八十年代社会制度巨变之后登上文坛的,并在九十年代成为新生代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这代作家与前辈们的最大不同,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摆脱了二战后波兰文学挥之不去的充满清算意识的沉重历史负担、反叛批判与极权意识形态之间的长期缠斗,以更为自由、轻松的心态去享受文学创造的艺术乐趣。

从这个意义上说,评审团把奖颁给托卡尔丘克的更深层次的想法,其实是为了表彰她所代表的那种能够超越历史的是是非非、将文学创作置于更开放广阔的视野里去创造极具想象力和贯通性的世界。

以托卡尔丘克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为例,作者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远离城市的普通波兰小村庄太古,它几乎就是整个世界的缩影,是“位于宇宙中心的地方”,更是人类与大自然、超自然世界的接合部,是各种时间——上帝的时间、人的时间、动植物的时间、幽灵精怪的时间、甚至日用品的时间的综合体。

所有叙事在不同时间里呈现、互相映射,生成了一个既虚幻又真实的无限神秘的世界。小说里的时间背景涵盖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八十年代的历史进程,但在作者那充满灵性而又不失朴素的文字里,一切都是轻淡的,又隐含着无法言喻的不安与哀愁,并始终渗透着耐人寻味的智慧与诗意的光泽。

我们再说彼得 汉德克的获奖。本来,单从文学成就上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声震欧洲文坛的彼得 汉德克的获奖老早就是众望所归的事。但若从更大的范畴来说,颁奖给他,还是需要些勇气的。因为在西方,汉德克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作家。

在北约打击前南联盟期间,他曾多次公开支持前南总统米洛舍维奇。更在2006年专程参加了已被海牙国际法庭判处战争罪的米洛舍维奇的葬礼,与整个欧洲主流态度为敌,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2014年他获得戏剧界最高荣誉“国际易卜生奖”时,一些评委愤而辞职,还有学者指责颁奖给汉德克是“史无前例的丑闻”,“等同于把康德奖颁给戈培尔”。因此,这次诺奖评审团颁奖给汉德克,应该说是以尊重文学本身价值的良心超越了政治正确的束缚。

在戏剧方面,彼得 汉德克创立了颠覆性的“说话剧”,消除了布莱希特所极力保持的演员与观众、戏剧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即“陌生化”或“间离”,与贝克特一样赋予戏剧以非凡的先锋性。而他的小说才华也同样卓越,并始终保持着旺盛而又强悍的创作力,先后获得“毕希纳文学奖”、“弗朗茨 卡夫卡奖”等重要奖项。

汉德克的盛名跟其永不妥协的特立独行和敢于触及禁忌的尖锐立场是相匹配的。作为始终如一的质问者,他要做的不是反映现实或是以人们习惯的方式揭示有序世界里的悲喜剧,而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正在发生的关涉解体与无序的世界。

阅读汉德克的作品是有难度的,但是一旦真正进入其中,读者就会体验到极为复杂深刻的震撼。因为在汉德克看来,人的悲剧性在于:人们自以为能够掌控现实,却只是庞大社会体系的工具。他始终把自己当作“规则的违抗者”,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反叛者,甚至声称自己是个古典作家,“心灵归属于19世纪的文学传统家族”。他觉得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写作,其实常常会出现“固定路线”,而他要做的,就是打破并消解它们,让真实的世界体验浮现。(观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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