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⑥】深圳五星级的哥谭继华:我用车轮丈量这座城市

发布时间:2018-10-19 13:57:43  |  来源:中国网  |  作者:佚名  |  责任编辑:刘晨曦
关键词:攸县,非典,副作用,深圳速度,深圳口述史

编者按:“ 多走一两公里,前面或许就有客人在等着你。”这是谭继华深刻的感触,他1997年“为生活所迫”赴深,后经过努力,成深圳五星级的哥,爱心车队发起人。他用车轮丈量深圳的发展变化。

在深圳市政协特别支持下,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特别制作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深圳口述史》图文系列报道,第六期推出《深圳五星级的哥谭继华:我用车轮丈量这座城市》。

谭继华(资料图)

我们湖南株洲攸县人到深圳开出租车,从1993年左右就开始了。每逢过年,那些的哥们回乡,就把深圳的消息也带了回去。那时,我正在一家乡镇企业做会计,每个月领420元工资,这些钱刚够填饱我们一家人的肚子。听的哥们说,在深圳开出租车,每个月能赚五六千块钱,这让我很震撼。

他们的确是带着大把钱回来的,在深圳赚了10万、20万,便回乡干事业。我认识一位叫蒋秋茂的攸县人,他在深圳开了6年出租车,最后带着200多万回来,他用那笔钱承包下我们县城的一家酒厂。200万——这在当时的攸县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县城。之后,差不多是1995年,攸县人便潮水般地涌向深圳做的哥。当时,深圳40%到60%的的哥都是攸县人。那年我32岁,刚好赶上市里8位驾照考官来县里,我便抓住这个机会考驾照,想着万一日后有机会到深圳就可以派上用场。那批驾照考试一共培训了130多位驾驶员,后来这些人基本上都到深圳来了。

我之所以想来深圳,都是为生活所迫,最主要一点,是我准备让两个孩子一路读上大学。我有两个女儿,当时县城里的思想还比较落后,觉得女孩读完大学最终也是嫁给别人家,在这上面花钱不值。但是我的观念不同,只要她们有能力考上,就应该读下去。读书需要费用,光凭我的工资根本不够。另外,我还得赡养父母、给家里盖房子,这都需要钱。于是,在1997年我终于动身来了深圳,也和老乡们一样开的士。那时候,深圳在我和其他攸县的哥心中不过是个工作赚钱的地方,我有明确的目标——在深圳攒够5万块钱就立刻回去。

当时交通不便利,从老家过来要坐两天两夜的大巴。来到深圳,我和许多老乡的哥一样租住在皇岗村,和我一起住在100多平方米房子里的共有3户人家,我们每户住1间房。当时房租加水电费大概是2100块一个月,由3户人家平摊。我老婆和我一起过来的,但小孩却留在了老家,她们要不住在我父母家,要不住在外婆家。这样,我在深圳算是有了个落脚之处,但并没有家的感觉。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座城市都有疏离感。父母孩子都在老家,每年最期待的事,就是干完一年、春节放假赶紧回家。而眼前城市里的一切,无疑是新鲜却陌生的。从小县城到大城市,深圳的路面、城市环境和交通状况都是过去我们在攸县见所未见的。想在这里开的士,必须掌握地理、交通各方面的知识、考取从业资格证,有了资格证才能去包车。真正开车上路后,又必须熟路,否则赚不到钱。为了尽快适应这座城市和的哥身份,白天,我踩着一双布鞋走街串巷熟悉地名,站在街角路口观察交警如何指挥交通。夜里下班后,就喊上熟悉的老乡带着我开车探路。我记得那时最好的路是深南大道,最繁华的区域是罗湖国贸一带,到了晚上霓虹灯很亮眼。那时地王大厦已经建好了,想想老家县城里最高的楼也只有四五层,觉得根本没法比。

经过努力,我考取了资格证,接着便要凑钱包车。当时深圳的的士市场还比较混乱,承包价最低要16万,高的能达到22万,这笔钱要一次性投进去,合同签5年,所以的哥的压力都挺大的。我租车的钱是从几个姐姐那里凑来的,加上自己的2万块,终于租下一辆车。

那时候,的哥们最愿意跑的区是福田和罗湖。关外路况差、距离远,大家普遍都不愿意去。但也有例外,由于当时市场不规范,少有的哥载客时愿意打表,遇到客人要去远一些的地方,的哥往往自行喊价,也有客人上车就主动提出不打表、讲价的,价钱满意,的哥就愿意去。那时去龙岗有时收180元,有时要200元,这个数目超出了现在打表行驶的极限,但在当时,通往关外的高速路还没建成,路不好走,费用收得多也可以理解。随意喊价导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哥们都喜欢往关外跑。

1997年那会儿,打车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客人上车后一般都要花二三十块,这个价位普通人消费不起,我们自己家人来深圳,如果不是有特别原因都不敢打车。乘车的客人相对来说香港人最多,占到30%—40%左右,其次是深圳的生意人。有时我会希望上车来的是香港客人,因为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一两块钱。那时他们付钱给的还是港币,现在已经不能这样了。

在深圳,人们强调节奏感,回报与效率紧紧相连,开了一段时间的士之后,我发现只要不违法、勤快,就真能赚到钱。我周围的的哥们赚钱十分拼命,加上日常工作制度还不规范,一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就算生病,只要不算太严重,也都不敢休息。那时我每天一大早带着妻子做的饭就上路了,到了中午12点左右,看到附近没有客人,就赶紧停车,坐在大树下吃几口,看到有客人远远来了,立马将饭盒盖上,把客人带到目的地,再趁机扒几口饭。我节约下来的时间都用在赚钱上,时间就是金钱啊。

这样的情况大概过了一两年,的士行业改革,管理更加人性化,才渐渐增加了调休的硬性规定。到现在,大家使用司机卡,时间到了就必须停下来,许多老司机每周甚至能休四五天。司机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现在赚钱是为了把身体调节好,之后去更好地生活。在皇岗村广场,下班时,还会看到很多的哥聚在一起打羽毛球、乒乓球。

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深圳的的哥来自五湖四海,大家都喜欢和老乡交流相处,开车时就把这座城市拒于出租车门之外,拒于我们手头小小的对讲机之外。我的对讲机那头是说着攸县方言的老乡,可能在攸县时,彼此的故乡隔了几十公里,从未见过面,但到了深圳,乡情一下浓厚起来,天天联络感情,到了饭点喊对方吃饭,遇到道路上的不熟悉,或是难缠的客人,还能彼此搭把手。但现在,我逐渐意识到,乡情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因为乡情,我们拒绝与这座城市交流。

到2009年,深圳的士行业引进了GPS系统,涵盖了更多功能,像叫车、对讲、定位。大家讨论的话题也慢慢发生了变化,现在已经少有人像过去那样,天天讨论如何赚更多钱,而是围绕着交通执法问题进行探讨,互相提醒驾车要小心,要讲法规,消除各种隐患。

2001年,我在原出租车公司的合同到期了,手头的存款也早已突破原定的5万元目标直奔10万了,但我看到家里因为自己开车,经济情况上的好转,加上孩子们陆续上了中学,读书依旧需要钱,便想着不如继续在深圳干一阵子。

此时,我原来所在公司的出租车被汉都公司承包了。汉都是刚从珠海来深圳的,当时公司里有120辆车,一位司机一辆,算一算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攸县的哥。公司新老总一到岗,听说许多的哥认为承包车的费用太高,便立刻派我和领导一起去攸县了解的哥们的家庭状况。领导们到了攸县一看,当即决定给贫困家庭3万至4万元补贴。逢年过节,汉都还给员工发放各种补贴和奖励,这在当时算是个创举。一直以来,汉都把员工当自己家人一样对待,不像之前市面上的公司只管收租、只要钱,它希望能从源头上留住人才,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样的理念也影响了我们,鼓励我们加强对社会的服务意识。

2001年7月1日前夕,我在广播上听到建党80周年的专题节目,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明天一天免费载客吧!作为一名党员,我能来到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打拼三年就有了十多万存款,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都得益于党的好政策。我开了三年车,才免费服务一天,也算用自己小小的技能回报社会了。

7月1日当天,我接了20单活,总共免了大概560元,客人们都帮我在本子上签了名,我想着以后不开车了,还可以留个念想。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同志,知道下车的时候不用钱,他连连感谢我说:“我是退休的老党员,从来没听说过深圳还有免费出租车可以坐,真是太感谢了。”下班回到公司,领导还夸我:“当时我们招你果然没看错。”

自从2001年这天免费服务之后,我就逐渐萌发了“今后多多少少都要用自己开车的能力服务大众”的想法。既然在深圳工作了,就要做个有道德的深圳人。所以后来成立党员爱心车队时,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早在2003年,我们几个的哥就聚在一起,说可以组建一个爱心车队,未必一定是党员,只要有爱心的都可以加入。最初成形时,有意向加入的是9个人,后来领导相当重视,说你们可以发展壮大,影响面更广些。到了2004年,由深圳广电集团交通频率牵头,来自不同出租车公司的20多位的哥正式组成了党员爱心车队,并于2004年7月1日早上在莲花山举行了“共产党员示范车队”授牌仪式。当时我们强调的理念就是通过党员队伍的组建,带动整个行业的爱心服务,一步步把这件事做好、做扎实了。

起初,我们的车队队牌是纸质的,红底白字,就放在驾驶室玻璃的右侧。后来换成铁皮做的,挂在车前保险杠上。我们这20多个人刚开始还有些害怕亮出这一身份,因为的哥行业人员多,鱼龙混杂,难免有人起疑:“我们到这里都是来赚钱的,你搞这个牌子是什么意思啊?”交警看着也新鲜,还来询问过,因为一般保险杆上只能挂牌照,不可以挂其他牌,后来特批了我们共产党员示范车可以挂队牌。

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的哥收入的增加,路上各种爱心车队的牌子越来越多,已经从最初的20多块,发展到1000多块了。有时在路上看见这些牌子,无论是哪个车队的我都感觉很开心,心里有一种情分。深圳组建车队之后,全国其他城市也陆续出现爱心车队,这么看深圳又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同样是在2004年,因为客运管理局推行星级驾驶员考核制度,深圳的士行业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第一批就报名参加了考试,报名后发现星级驾驶员考核有一套完整的程序,需要驾驶员参与培训,再去考笔试和面试。考试对英语口语也有要求,我们当时要考十个英文地名,全部正确读出来就能通过。我英文没有什么基础,正好我的侄子和他老婆也在深圳,侄子老婆是高中毕业的,我就请她教我读,她念、我听,然后我念、她再听,就把深圳英文地名给学会了。第一批参加五星级驾驶员考试的有700多人,最后只取100个,我就是其中之一。考过后,五颗星打进了我的司机卡里,客人们都知道,五星级驾驶员服务态度好,不会拒载,也不会绕路。

这是的哥普遍开始强调服务的重要标志。我记得在这之后不久,有一次我搭载一位女客人,她刚上车我就问她:“小姐,您好,您到哪里?”她一下子懵了,下车的时候我又跟她说:“小姐,您好,谢谢。”她要多给我20块钱,我也懵了,她说:“你不知道呀,我在深圳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驾驶员还跟我说‘您好’,怎么回事呀?发生变化啦?发生天大的变化啦?”我就告诉她:“我们的服务理念发生变化了。”从此以后,我们的哥常常在载客时与客人聊聊天,如果看到客人情绪不好,也会劝导对方,养成了察言观色的习惯。

上世纪90年代末刚来深圳时,我和许多人一样,觉得这座城市人情冷漠,客人上车报出地点后基本不与司机交流。那时候我也害怕交流,刚从老家过来,总担心自己不会说话,怕说多了引起别人反感。但这种“冷漠感”最终要靠自己克服,你首先不能把自己当外地人,要与客人互相理解、安慰,尤其在客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做了,他会很感激你。


1   2   >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