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操纵论”不应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绊脚石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盛雯雯 李世刚）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展现出许多新亮点，双方共同推进了“百日计划”，开启了首次全面经济对话，中美经贸关系正向积极合作的方向发展。

但另一方面，围绕着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中美经贸合作的博弈和摩擦也不断显现。部分美国政界和媒体提出“人民币汇率操纵论”，试图将美国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事实上，无论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角度，还是从稳定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角度，中国都需要稳定的汇率环境，人民币贬值并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汇率操纵论”缺乏客观根据，不符合逻辑，更有悖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种汇率争端回避了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深层问题，无助于真正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也不利于中美经贸往来的长期健康发展。

“中国汇率操纵论”缺乏客观的事实基础

“汇率操纵”认定的权威法律依据主要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的相关定义。IMF对“汇率操纵”仅做出了原则性和概括性定义，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按照IMF的定义，“汇率操纵”是指一国利用对本国汇率的长期、大量、单方向干预，导致汇率对本国贸易有利，从而在贸易中获取非正当利益的行为。对此，IMF对中国的2017年度评估结果显示，人民币币值与基本面大致相符，这表明人民币汇率已实现基本均衡，不存在“被低估”。

美国财政部对“汇率操纵”的关注重点在于对美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贸易伙伴国。《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政策报告》对“汇率操纵”设定了三大判定条件：一是其对美双边贸易盈余超过200亿美元；二是其经常账户盈余超过GDP的3%；三是连续12个月内持续、单边的外汇市场干预占GDP比重超过2%。由于中国仅满足上述第一个条件，美国财政部在其2016年下半年和2017年上半年两次公布报告中认定中国未操纵汇率，但是将中国列入汇率观察名单。

无论是IMF还是美国财政部对“汇率操纵”的认定都需要以外汇市场干预为重要前提。这是由于一国汇率变化有可能市场的自发调整行为，汇率持续贬值并不足以作为该国政府操纵汇率的判断条件。从外汇储备角度看，外汇市场干预需要央行不断抛售本币、买入外汇，因此汇率低估的后果必然是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从数据来看，尽管2014-2016年期间人民币兑美元确实呈阶段性贬值，但此期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不断下降。2015年和2016年，中国外汇储备分别较前一年下降了5126亿美元和3199亿美元，这明显有悖于“汇率操纵论”的论断。

事实上，人民币前一阶段的贬值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资本外流的市场主体自发行为。央行外汇市场操作的主要方向是为市场提供必要的美元流动性支持，纾缓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其本质是防止汇率超调和“羊群效应”。

这种做法既不是为了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也不是为了刺激出口而竞争性贬值，更不是为了阻止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调整，因此并不属于汇率操纵范畴。中国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的做法，有效避免了人民币汇率无序调整导致的负面溢出效应和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这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是有利的。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朝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调整

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不断完善。2015年12月，人民币汇率指数加大了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形成了“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

2017年二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在原有“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报价模型中加入“逆周期因子”，以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缓解外汇市场的“羊群效应”，更充分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汇市的变化。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有效提升了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在稳定汇率预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双向浮动的特征更加显著。近两年，受美联储加息、美元不断走强等外部环境和市场供求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所贬值，但贬值总体是有序的。

而且应当看到，在美元走强的大背景下，实际上全球主要货币兑美元基本都有所贬值，相比之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幅度较小。事实上，从汇改10余年来的整体汇率变动趋势看，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演进，人民币兑美元呈现有升有贬的双向波动，但是整体来看升值明显。数据显示，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7年6月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2.17%，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34.26%，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2.24%，是该时期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升值最明显的货币。

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关键在于市场开放而非汇率调整

近年来，中美双方在经贸上都采取了许多措施，积极扭转中美贸易逆差。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增速高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中美贸易逆差正朝向收窄的方向转变。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今年1-6月，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2891.5亿美元，增长9.8%。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592.4亿美元，增长15.6%；美国自中国进口2299.1亿美元，增长8.4%。尽管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有所缓解，但仍客观存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根本上来看，中美贸易逆差与各自资源禀赋、经济环境和全球分工密切相关。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中美双方均需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不断降低制约中美贸易再平衡的各类壁垒。

一是中美贸易逆差主要来自跨国企业和加工贸易。中美贸易不平衡，应放到全球价值链视角考察。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有很大比重由跨国公司的产品构成，并且大量中间投入来自于周边国家，甚至还有部分是源自美国本土。这体现出全球分工深化的自然结果，也客观反映了“顺差记在中国，利润落在欧美”的利益分配格局。若将跨国公司和中间投入因素扣除，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金额将减少40%至50%。而如通过强制要求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本土市场生产，固然有助于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却不符合美国跨国企业的自身利益，将削弱美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巨大。作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美国对中国在服务贸易出口一直呈现巨大顺差。数据显示，2016年，中美服务贸易共计1181亿美元，其中美方顺差达到了556.9亿美元，占中国整个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的23.3%。未来随着中国继续扩大开放金融领域，有序推进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开放程度，不断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将为美国扩大出口提供良好机遇。

三是美国在高技术出口及投资领域存在诸多限制。作为出口管制最严格的国家，美国出口管制既涵盖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产品，也逐渐扩大到部分民用科技产品。当前，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约为20%，远低于十年前的30%。同时美国对中国出口限制也不减反增，2001年美对华高技术出口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的比重达16.7%，2016年仅8.2%。由于美国的贸易优势在于技术密集型产品，限制高科技出口产品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中美贸易失衡。考虑到中国对美国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医药、机械设备、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品具有巨大市场需求，如果美国能够放松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将会大大扭转中美逆差。

维护各自国家利益是各国政府坚持的底线，美方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是正常的，但是将中美贸易逆差片面归咎于“人民币汇率操纵”的观点是不客观、不公正的，反而回避了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当前，中国正通过开展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要素的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与世界各国谋求合作共赢。中美经贸往来应立足于合作和竞争“双向增长”的新常态，用更加客观的视角观审视中美贸易争端，正视问题，管控分歧，谋求共识，为中美关系长期经贸合作奠定稳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