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银杏·共融艺术节之发展与文化

银杏艺术家·贵州乡土文化社创办者李丽（刘晓平/摄）

李丽，银杏艺术家。她的简历写道：“曾是奉命作文而又牢骚满腹的媒体人，幸运涉足农村发展工作10余年，行走乡野，长入草根，为父老乡亲做力所能及的事，生命亦因此踏实丰厚。2003年起，以志愿者、兼职等方式参与贵州早期NGO的创建和实践；2008年创办贵州乡土文化社，专注于文化视角的乡村发展探索实践，乡土价值的发掘与传播。”与打架子鼓、弹吉他和创作歌曲的王奕鸥不同，也与拍摄纪录片的王德志、王海不同，也与背着吉他行走天下去唱歌的孙恒不同，她自己几乎没有艺术作品或艺术表演，而是在乡村鼓励年轻的返乡者、年长的留守妇女或村民们一起追寻文化传统，一起发展艺术。在艺术节分享会上，李丽为我们做了乡村文化纪录片的导赏。

读她的简历，发现她不是来自一个草根艺术团体，而是来自一个发展机构。做乡村发展，为什么焦点在乡土文化？面对这样的疑问，李丽回答说：文化的作用非常重要。但在理解文化的作用之前，我们先要理解什么是发展。以往对发展的理解，就是经济发展，而后是所谓的参与式赋权，将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目标或方向。她反对这种观点，责问道：“我们对乡村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我们难道想通过两三天的参与式培训，就要决定发展何种项目，识别谁是骨干人群，去赋权？”“要知道村民对未来的想象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是有密切联系的。他们有自己的资源、知识和经验以及价值观，很少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这群人达到什么状态才是发展，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状态，他们有权利去诠释什么是更好的状态，去决定去选择”。李丽介绍说，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不适宜作规模化生产，但他们有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有与地方相适应的知识和资源。无论怎样全球化，这些知识和资源都具有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少数民族地区，贵州乡土文化社有3-4个深度陪伴的社区，也有数十个交流性社区。有意思的是：他们是从文化的视角，而不是行政区划来界定一个社区。在一个文化圈内，一条流域或一个山脉，聚居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被看作是一个社区。当他们进入一个社区时，几乎不干预其经济生活，也很少直接推动一个组织的成立，而是先支持以村民为主体的村庄研究，比如拍摄一个村庄的纪录片，或者绘制一个村庄地图，讨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聚居在这里，我们经历了哪些大事件，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些大事件更重要，在这些大事件中这群人是如何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等等。先搞清楚我们是谁，我们这群人与这片土地是如何互动的？我们这群人是如何互动的？然后再思考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个过程李丽命名为“文化反思”。文化反思还包括：我们这里有哪些自然资源和乡村智慧，这些资源或智慧能否成为我们未来实现自我成长的那些力量。贵州乡土文化社的任务就是协助村民们寻找、发现自己的需求。李丽强调说，这不是花三五天时间就能办到的，而是要花三五年，才能对自我识别以及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形成共识，最终发展出一个社区对未来的想象和蓝图。

文化在其中有什么用？李丽的回答是：一开始，文化是被识别的对象。之后，村民也会讨论文化的哪些部分是珍贵的，哪些部分是需要变革的。关键是，乡村的变革不由外部专家来决定，而是由文化主人、乡村内部人来决定。贵州乡土文化社的任务是协助文化的主人来呈现和表达自己的文化，协助他们重新回到主体的位置。比如，乡土文化社的一个项目是“发现老照片”，进而跟着这些照片去做乡村口述，发展一个乡村影像资料库。结果，无论是养猪杀猪的、或是居家劳动的妇女等等，各种职业的，居然拍出6部纪录片。不是为拍而拍，他们一直在村里不停地放映和分享，村民们关心村寨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变化，由此引发出对乡村发展的讨论。除了口述、老照片、拍纪录片，村民也搜集当地传统故事，并制作本地植物志，写出每一种植物大家都怎么称呼怎么管理怎么利用……

这种文化反思给乡村带来了什么？李丽介绍说，以前年轻人不出去打工留在家里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现在觉得很幸运，因为有山林有土地，有文化有尊严有希望，这无论对村庄生计还是对村民的心灵，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生活的认同感，其实就是社区参与的起点，人们有了内在的动力，与外面人来“赋权”截然不同。即使出去打工，他们也携带着自己的文化。他们用手机拍摄关于侗歌的纪录片，给自己的孩子们看。在外地流动时，年轻人也建了一个900人的大群，打电话两个小时就是为了唱侗歌。打工的村民也通过集体谈判，要求老板在侗族节日要放假，然后聚在一起唱歌。只要聚居在一起，就有文化交往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家乡的人也跟到城市里为自己老乡拍纪录片，让他们知道，家乡的人没有忘记他们，帮助他们建立了与家乡的联系，让远在异乡的人想回来的时候，能够回来。

李丽在“导赏”总结说，对一个村庄来讲，文化首先让他们感到他们的生命是有来历的，集体记忆是有价值的，村民有存在感和价值感，清楚地知道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资源和智慧，文化是其积累的核心部分，包括节日习俗、村寨历史，这是区别于他人的重要东西。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当他们说我们是有文化的一群人时，就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所以，在李丽看来，文化首先让社区村民有存在感和价值感，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值得珍视的社区；第二，当有认同感归属感的时候，就有了参与，基本上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第三，基于文化反思，开始对未来的想象，反过来说，未来的想象建立在社区文化的基础上；第四，文化里的知识和智慧有利于所在地发展，是那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透过这些文化活动。如看片会、故事会，慢慢改变了村庄和村民的生活。村民看到自己的价值，看到社区的价值。有的年轻人就舍不得走了，想留在村庄里试一试。打工回家的女性会留下做刺绣，也用绘图的方式记录村寨。在微信群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和在家的年轻人聊村庄的事情，说：“你们好好干，干出名堂我就回来了”。

银杏艺术家分享会上，讨论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非常有意义。其实“发展”这个词本身，就是文化建构的一个结果，不是所谓的“客观标准”。这个建构文化来自西方传统，并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知识/权力的论述。贵州乡土文化社的意义，在于打破这种标准的发展论述，扎根社区鼓励村民重建本土文化，来获得他们想要的发展。当村民成为了文化的主人，也就有可能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发展的主人。

艺术可以改变世界吗？从银杏艺术家们的文化实践中，我们看到了来自社区或特定社群的文化艺术，如果得到发掘和重建，确实在改变着村庄、村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儿童。至少聚在公社营地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文化艺术的力量。正如王奕鸥所说，音乐让我们找到了自己，让我们获得了自由。不过，孙恒强调，用艺术改变世界，还是一个全新的探索，银杏-共融艺术节只是一个开始。改变世界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行动，“因为世界是由你我他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