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镰：推进京津冀一体化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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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校长助理、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教授 中国网 李佳/摄
中国网:
“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取得了哪些成效？还有哪些难点？2017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目标如何如期实现？京津冀能否成为下一个世界级城市群？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南开大学校长助理、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教授。请他为我们谈一谈看法。欢迎您，刘教授。
刘秉镰:
各位网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中国网: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来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您认为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什么？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
刘秉镰: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已经三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26日发表重要讲话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引起了广泛关注。无论从媒体宣传还是学者、百姓，都很关注。那么战略的核心是什么？在2015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作了全面的解释。这个规划纲要完成了国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总体意图的全面解释，包括工作安排。
在这里，我认为最核心的是在规划纲要里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总体定位。总体定位有四点：
第一是以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样一个目标解决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发展水平问题和发展任务。
第二是区域整体改革的示范。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观念，要解决地区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和协同关系问题。
第三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天津是工业化后期，但是河北省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所以，这个地区的落差比较大。如果要达到世界级城市群，无论北京、天津还有河北，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要解决后发地区的赶超战略。后发地区的赶超靠什么呢？创新驱动。
第四是区域的整体生态环境的修复改革。
把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做好，中央的任务完成了，中华民族复兴梦的一个核心的新增长点就出来了。
中国网:
您提到京津冀战略实施的目标，建成世界级的城市群。您认为京津冀能否成为，或者说怎样才能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呢？
刘秉镰:
首先，世界级城市群的内涵是什么。从学术界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是六个：在北美两个；在欧洲，英、法各一个；在亚洲两个，一个在日本，一个是中国的长三角地区。但长三角地区是从发展潜力来看，具备了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趋势。城市群的概念，直观地说，是城市连绵带的概念。比如说像美国东部，波士顿到纽约再到华盛顿，这是典型的世界级城市群。日本的东京、大阪沿海这一条线也是一个城市群、都市连绵带。
那么世界级城市群是什么概念呢？从内涵说，是对全球经济、社会有广泛影响力、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稳定的城市群。世界级城市群有很多指标衡量。用简单的一个指标来说，平常大家最熟悉的GDP，人均GDP的指标。一般来说，世界级城市群的人均GDP是3万美元。现在北京和天津差不多是1.5—1.6万美元的水平，河北是7000多美元。如果单用经济指标衡量，那么天津和北京要倍增，河北要四倍增，才能够达到世界级城市群的标准。所以，中央给的定位还是相当高的。我们要努力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中央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同是手段，发展是目的。希望三个地区能够在北方打造一个新的经济高地，政治文化全面繁荣发展的新高地。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形成了“中国奇迹”。
中国在全世界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现在正在快速崛起，由世界大国向强国转变。那么在转变过程中，我们有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三大差别。这三大差别包括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收入差别。总体上看，南方快于北方，东部地区快于西部地区。中央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在北方地区各种矛盾问题，应该说是全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京津冀地区。在这个地区选择，让其率先发展起来，形成一个新的高地。从国家总体区域看，是解决南北均衡问题。那么这个地区发展以后，再向西部扩展，整个带动全国区域均衡发展。这样不仅解决经济发展，解决政府治理改革问题，也解决整个全国的区域平衡问题。
中国网:
战略实施三年以来，取得了哪一些比较显著的成效呢？
刘秉镰:
京津冀协同发展实施三年来，中央高度关注，专门成立了组织（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下发文件，推动和领导这项工作。北京、天津和河北也尽力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我觉得有几点：
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战略实施一年以后，我们国家完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刚才我讲到的顶层设计，包括具体推进的路线，全部设计出来。
二是三地在协同方面，无论从政府机制、产业协同、交通各个模块协同推进方面，已经有了明显改进。比如说三地政府间有了组织。三地无论从产业、创新、文化教育对接等方面，都已经有了不少的成果。包括在环境联保方面也已经做了很多。去年，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通州新城很快要建成，这样就把部分北京非首都功能向外迁移。
中国网:
您一直提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样一个关键词，我们也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到2017年，要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能够取得一个明显的进展。想请问您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要克服哪些方面的困难？
刘秉镰:
我们国家目前在文化、政治、经济管理的条件下，我个人觉得，要素流动有两个驱动力：
一是向行政管理中心集中，简单地说人口向行政管理中心集中。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管理中心，北京人口集中的趋势非常强。尽管房租很高，人口仍不断向北京集中。北京无论从各种资源，比如水资源，大气污染等方面已经不堪重负。第二个推力是向公共服务集中。北京在全国公共服务方面无论是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方面是全国最好的地区。在这样的形势下，人口不断向北京集中，包括有些功能，像有些央企、社会部门、高校、科研院所都在集中。集中导致目前北京拥堵不堪。通常有的职工上下班要三个小时以上。因此，习总书记洞察到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不能“摊大饼”了，一定要把非首都功能从北京疏解出去。这也是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工作的一部分。形成一个都市连绵带，通过这样一个空间安排，解决北京过度拥挤的问题。从规划上，我们国家已经提出“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在整个京津冀地区，利用轨道交通系统，将人口集中在三个轴带上。
通过产业和部分其他功能模块，即非首都功能有计划地向外迁移，减轻北京各方面的压力。目前看，北京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明显降下来了。下一步能不能再疏解？2017年，一方面伴随着通州新城的建设，北京市的一些行政管理功能外迁。这样可能使北京市内的一部分活动向东南方向转移。另一方面，其他和首都无关的，包括有些文化、教育、经济功能，有些企业可能会迁出去。这几年三地政府管理机构相互协同，已经有三千多家企业从北京向天津和河北迁出，力度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希望2017年开始会有更大的动作，中央也在谋划。
中国网:
现在很多人提到京津冀，第一想到的是空气问题。可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一盘棋”当中，生态环境是重要一环。您认为，破解三地生态环境难题需要如何发力？
刘秉镰:
破解三地生态环境的问题，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从需求的管理，从对环境需求方面控制。刚才我提到，北京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三产比例已经超过80%。天津进入工业化后期，污染强度相对降下来了。但河北省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工业化中后期，有些产业，包括水泥、钢材、平板玻璃、建材等等，还有很大的规模。当然也包括农业的秸秆焚烧问题，比如居民冬季燃煤供暖问题，从各个方面汇集，形成了目前的百姓感觉到的重雾霾天气。我觉得环境污染一个是要解决已有的、产生雾霾的问题，属于大气污染的问题，无论从燃煤的改进，供暖还是排放。目前看，三地都已经建立了联防联治的机构。不仅京津冀，包括周边像山西、内蒙古、东北这些地区都已经联手，河南和山东都已经加入联防联治的联盟中来。在中央的指导下，这几个地区，联手发力，污染的强度会逐渐降下来。
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仅是空气，还包括水污染问题、土壤问题。这有待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在考虑北京还要不要发展农业。农业要用水，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农业占比已经很小，是否要迁出去。包括天津和河北的产业结构、现代都市农业，升级产业结构，也包括对现有的汽车燃油升级、工业污染控制。下一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网: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以及长江经济带并称为三大经济战略规划。请问，您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另外两项国家战略如何实现良好的互动和融通呢？
刘秉镰:
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很重要的历史关头。从国家的任务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面临着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过程。过去我们是国际规则的参与者，现在逐渐要变成主导者之一。因此，美国不希望出现一个同等强大的，甚至比它还要强大的国家。所以很多的麻烦，幕后推手都是美国。包括逆全球化问题。中国的强国战略受到外部压力。第二个任务是解决经济动力问题。第三个是结构调整，由传统的产业结构向新的产业结构转变。我们能否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要素推进型的增长方式向创新推进型的增长方式迈进。在这样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坎儿上，有的国家倒下去了，有的国家迈过去了。因此，我们在结构调整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第四个是包容性问题。我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三大差别。能不能有效地解决包容性问题，使社会有一个稳定发展的环境。当然最后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环境承载力、生态环境的修复和发展，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蓝天。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五项任务。
在这样的五项任务下，习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了三大战略。一个是“一带一路”倡议。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更多的是解决大国迈向强国，是一种国际性战略。透过一系列中国商业，使周边国家、全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是一个温和发展的大国。从国内来讲，它对解决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通道有一定作用。我认为，“一带一路”主要是打破美国的封锁。
长江经济带是解决三项任务：长三角是我们国家最发达的地区。因此，我们可以利用长江交通干线枢纽和最发达的地区，解决中西部地区的平衡发展和大尺度的市场统一问题，也是解决区域协同问题。当然也解决由东向西、由高级向低级，不断传导，解决产业结构升级问题。
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当解决以下几项任务：一是在北方形成新的经济高地，通过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形成新的发展空间。第二是解决南北均衡，通过设计城市群的建设，形成新的发展空间。第三个是“打破一亩三分地”、政府治理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协调问题也包括创新发展、快速地跨越式发展等等，就是改革创新的任务。不管如何，我们的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要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中国网:
再次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带来如此专业的解答。谢谢！
刘秉镰:
谢谢。
中国网: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责编/主持：黄婉晴；文字：魏博；摄像：李双江 刘凯；导播：董超 后期：刘凯；摄影：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