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振武：如何保障出生人口性别比降至11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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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 “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国家卫计委近日公示了《“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针对我国社会与人口出现的新形势、新要求，《规划》做出了怎样的安排？又推出了哪些新措施。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采访到中国人口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
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采访！
中国网: 除了人口数量之外，结构性的矛盾也是目前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一直以来也很受关注。《规划》当中提出，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使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那么想请问一下您，这样一个问题由来已久，为什么一直以来得不到改善？您认为，真正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保障措施呢？
翟振武: 中国出生性别比确实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应该是106，在大样本、大规模的人群当中——一个家庭不算，因为家庭你可以生5个女儿，你也可以生5个儿子等等，比如说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省、一个国家，大规模的出生人群去统计，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恒定的规律，每生100个女孩，大概要生105个左右的男孩，这个不分人种，黑人、白人、黄种人，也不分民族，不分地区，比如说中东地区、北美地区、亚洲地区、欧洲地区，都是一样，这是一个人口的规律，出生性别比基本恒定在105左右。
翟振武: 中国以前的出生性别比也是很正常的，大概在1985年以前基本是在106、107左右，很正常。从1985年以后我们的出生性别比就逐渐地上升，到了2000年左右，大概我们的出生性别比上升就很高了，能达到120：100，每出生100个女孩，要出生120个男孩，这还是全国范围内。在相当一部分省出生性别比都超过了120，有些省达到了135：100，每出生100个女孩，要出生135个男孩。这个也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在媒体上大家都关注说，今后我们会出现几千万个光棍，等等，都是由于出生性别比偏高引发的问题和议论。这个偏高的时间又比较长，我们从1985年一直到现在，出生性别比以前至少一直在113以上，过去十几年大概平均都在118到120左右的这样一个区间。
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之高，维持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这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大家经常议论的关于几千万光棍的问题，这是可以明显地看到的一个问题了。
翟振武: 在过去的几年，国家一直在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强烈的男孩偏好。这个在中国还是存在的，有的地区弱一点，有的地区就非常的强烈，城市里面弱一点，但像广东的男孩偏好还是比较严重的，虽然它很发达，但还是比较严重的，福建也都比较严重，整个中国有这样一种男孩的偏好。
但是男孩偏好几千年来就有，我们以前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偏高。为什么在1985年以后出生性别比偏高了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超声波诊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超声波（检测仪）现在是很小型的，功能也都够，袖珍的、便携式的超声波（检测仪），如果一个妇女怀孕14周以后，用超声波能够透视诊断，那么就很容易鉴定怀的胎儿是男孩女孩。一个妇女要想生男孩，不想生女孩，她可以来做超声波的性别鉴定。如果要是女孩，她就做一个人工流产，因为14周的孩子还不是很大，如果是男孩，她继续保持下来怀孕。
以前有男孩的偏好，但人们做不到去诊断，孩子只有生下来你才知道是男孩女孩，现在人们在没生之前或者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能知道是男孩女孩，技术上为男孩偏好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而且超声波很普及，现在在农村有很多游医都可以做，虽然国家在禁止，管这个叫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但毕竟还有很多游医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技术上就使得它成为可能，使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从1985年以后偏高的程度就很高。
翟振武: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男孩的偏好变得更突出，就是因为生育的下降。以前能生5个孩子、6个孩子的时代，虽然也有男孩偏好，但是她平均都生五六个孩子，一般她生五六个孩子的时候其中能有一两个孩子是男孩，他就能够实现自己有一个男孩的愿望。但后来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不管是个人意愿还是生育政策的限制，只能生两个孩子，她生了第一个是女孩，生第二个，她就务必要在两个孩子之内生一个男孩，这当然就有更多的意愿和倾向来寻求胎儿性别鉴定，寻求性别选择性的人工流产。
这种情况我讲的主要是因为生育率的下降，人们不想生更多的孩子了，男孩的偏好和追求男孩的行为就表现得更突出了。这个在韩国就很明显，韩国没有中国这样的计划生育限制，韩国当年有一阵出生性别比达到116，为什么呢？因为生育率降低了，很多妇女不愿意多生孩子了，她要追求男孩的这个观念没有转变，他们也要在两三个孩子之内务必要得到一个男孩，他们也有大量的胎儿性别鉴定出现，性别选择性的人工流产也出现了，所以，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一度达到116点几，117左右这样的高水平。
翟振武: 中国这几个因素都叠加在一起了，根本的因素还是男孩偏好，技术上的普及和发展使实现男孩偏好的愿望变得更可行，同时又由于生育率不断地在下降，也跟生育政策的限制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在八十年代以后，我们的出生性别比就越来越偏高。
翟振武: 最近几年，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我们从120左右下降到118、116，在去年终于降到了113，这是过去十几年当中没有的这么低的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个治理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治本，一个是治标。
先说治标，大家都知道打击“两非”：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性的人工流产。这个是不允许做的，法律、规章上是禁止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在偷偷摸摸地做。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么高，就证明在实践上一定有大批的人做了胎儿的性别鉴定，做了性别选择性的人工流产。所以，在最近几年“治标”的工作，“打击两非”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全国农村、城市、各个医院，都可以看到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做得比较彻底，出生性别比下降得比较快。
翟振武: 另一方面是治本，因为人们追求男孩的愿望和心情的产生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社会上还存在着很多男女不平等，跟重男轻女这种观念有关系，而这种观念又来源于社会现实的存在。举个例子来说，在农村以重体力劳动为主的条件下，落后地区的农村人们还是愿意要男孩，因为在生产当中男孩的贡献比女孩要大得多。城市就小多了，城市像做记者这一行，男孩和女孩的劳动和能力就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要把你们都放到农村，你立刻会发现男记者的贡献和能力就比女记者强多了，因为那都是体力劳动。所以，在城市里面，男孩的偏好比较弱；农村里面，男孩的偏好就比较强。这是指的经济方面。
农村的社会保障也相对比较弱，养儿防老是历朝历代大家的一个观念，老了要指望儿子来养，还是愿意生男孩。社会规范方面也有很多，我们虽然讲了男女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上规定了，但是在现实、民间的观念当中还是要男孩承担抚养老人的义务。女孩嫁出去就算嫁出去了，她对老人（的赡养）是一种自愿的、主动的，而不是义务了。同时，婚姻基本上还是一种从夫居的婚姻。在中国，主要是在农村，女孩要“嫁出去”，男孩叫“娶进来”。男孩结了婚，他娶的这个媳妇儿成为男孩家庭的成员。女孩结婚之后就变成婆家的家庭成员了，而不是自己娘家的家庭成员。这种从夫居的方式，也使人们觉得生育男孩能扩展自己的家庭，你生一个女孩就好像不是给自己家庭里面生育的孩子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是要追求男孩。另外，还有很多观念，传宗接代，继承香火，继承血脉等等。在农村，比如说福建、广东，宗族的观念还很强大，每家每户，每个姓都有自己的祠堂，要祭祖，祭祖时很多女性都不让进去的，只有男性才能祭祖。这个观念就是男的才是继承血脉，传宗接代的一个承载人，女儿不能传宗接代，包括祭祖，参加个仪式都不允许参加。方方面面，这是根本的原因，这个根本的原因要改变，最重要的是要追求、要推进性别平等，包括现在妇女的就业，大学生，男大学生就业和女大学生就业难度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重男轻女方方面面在我们的社会还存在，还体现。在这个方面要改变，我觉得这是治理出生性别比最根本的措施。
翟振武: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废除性别的就业歧视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要追求男女平等，这是治本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出生性别比治本、治标要同时并举，才能使我们的出生性别比下降得比较快，尽快恢复到正常。当然了，全面两孩政策也对出生性别比的下降有一定的作用，以前城市里面只有一个男孩，现在他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男孩女孩都无所谓，再生出来的孩子对性别比都是比较平衡的，这样整个比较起来，我们整体的性别比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会有所下降。
当然，真正的主要原因还是生育偏好的原因，还是因为技术上有这种可行性，这方面的工作还要做。我预计，出生性别比仍然会不断地下降。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男孩偏好的情况会越来越弱化。现在为什么城市里边的男孩偏好就会弱化一些，而农村还比较强烈？将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比重越来越提高，整体上出生性别比会有所下降。
（责编/文字：韩琳；主持：黄婉晴；摄像/后期：刘哲；摄影：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