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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的作用
迟福林表示,中国作为转型发展中的大国,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货物贸易的增速明显下降,但在经济信息化、服务化趋势推动下,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服务贸易开始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引擎。对中国来说,经济转型的进程将是同世界经济深度互动、向世界不断开放市场的过程。今天,以市场开放为重点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拓宽经济转型的市场空间,放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效应,将结构性改革建立在各国市场相互开放、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
市场开放是经济转型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全球结构性改革面临着的重大课题。迟福林认为,对中国来说,需要把市场开放的重点放在服务业领域,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释放市场活力。例如推动国内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开放的结合、推动“一带一路”与建设自贸区网络的结合、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结合、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与服务贸易开放的结合。
迟福林提出,从现实看,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意味着保护落后产业、排斥市场开放和市场竞争,往往意味着政府对市场更多的不当干预。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主动推进市场开放,创造全球范围内的更大市场;要在开放中加快监管改革,完善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以中国为例,开放服务业市场,需要以公平竞争为目标推进监管转型,需要强化消费市场监管,需要加大反垄断和金融监管,需要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迟福林指出,破题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就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就其所蕴藏着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就其对利益结构冲击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而言,都不亚于38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它将不仅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而且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治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